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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代化存在的问题_印度现代化研究

时间:2020-03-18理论教育
经济现代化存在的问题_印度现代化研究

60多年来印度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纵向比较它的成就令人鼓舞,但如果横向比较,尤其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印度的现代化显得缓慢而差强人意。正如2000年新德里《经济时报》的社论所指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许多国家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其发展水平与我们是相仿的,而现在用各种标准看都远远走在印度前面……用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希·巴格瓦蒂的话来说,‘50年代在我们开始起步时,我们有高的增长率,开放的贸易,有一个精神振奋的国家,对较快消除贫困充满信心,乐观向上,并受到全世界的羡慕。可是到了80年代末,我们却沦为低增长率,封闭的贸易和投资,成为一个处处实行许可证的限制性的国家,从而失去了信心,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下降’”。

按照美国学者雷诺兹对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比较(1950—1980),在发展速度快慢的四类国家中,印度列入第三级之中。30年间,印度实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了1.5%,1960—198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了1.4%,低于同级国家1.7%和1.6%的平均水平。印度在人均粮食占有量、小学入学率、工业产量增长方面都达不到统计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印度1965—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2.5%,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4.2%,都低于低收入国家的6.2%、3.4%、6.5%的平均数。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3%,但仍然不如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事实上,独立后的印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了。195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三世界国家的10%,占世界各国的2%;到1980年,相应的数据分别降至5.4%和1.4%。同期,印度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份额由1.2%降至0.7%,占第三世界国家总产值的份额由12%降到9%,占第三世界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5%减少到17%;对外贸易方面,1950年印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990年仅为0.5%,占第三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6.5%降为1985年的2%。

由此可见,印度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很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对于庞大的印度经济体而言构成了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包括:

内耗严重,非经济因素制约经济发展。在当今的印度,无论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宗教文化和思想观念都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并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和种姓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宗教的排他性和种姓的等级性把社会分裂成一个个互相排斥、彼此对立的社会集团。印度社会的分裂性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使政府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阻碍。这都极大地冲击了经济建设,破坏了经济成果。近年来印度党争趋于激烈,导致政局不稳,政治家忙于争夺权利而无暇顾及经济;政府的许多决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家腐败盛行,政界丑闻迭出。罢工现象突出,工作日损失严重,效率低下。在印度这样如此庞大的国家中,中央政府的脆弱不稳和缺乏权威性必然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有效实行,从而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印度的水、电、通讯、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能源供给不足,为解决缺电问题政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拉闸限电,甚至首都地区概莫能外;停电导致停水,市民经常在无电无水的酷暑中受煎熬。印度公路质量差、数量不够,铁路改进缓慢,港口拥挤混乱,已成为存在很久的老大难问题。据研究,如果印度要想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未来十多年至少要向基础设施投入6万多亿卢比。但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难以筹措足够资金投向基础设施,致使“瓶颈”现象日益突出。

经济水平低,农业发展缓慢。印度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世界银行仍然将其列为低收入国家,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30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25个国家排名列倒数第19位。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36%,绝对人口数达到3.2亿人。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农村,这些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在简陋的小棚里,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政府为消除贫困拨款数千亿卢比,但贫困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大量的扶贫款被各级官员挪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印度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0%,就业人员的65%,出口总额的20%。但独立以来,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落后局面未有改观。政府制定了许多计划,发表了不少宣言,但成效甚微。无地农民增多,耕地规模过小,生产方式和技术陈旧。农民普遍缺乏良种、肥料、资金、水电等。

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规模大,人口负担沉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带来一系列问题。独立后,较稳定的国内环境,医疗卫生事业的日益普及,使印度的人口迅猛增长。1901年印度人口为2.38亿人,独立初期人口约3.6亿人,到2000年5月11日,已突破10亿大关,100年内增加了3倍多。现在印度人口仍以年均2%的速度在增长,每年净增人口1550万人,并且占世界1/5。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达16.23亿人,超过中国,居世界第1位!据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统计,印度的人文发展指数1970年为0.254,在114个国家中排名82位;1995年虽然提高到0.446,但在174个国家中仅排名139位。3亿多贫困人口,38%的文盲,无疑都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和印度走向大国地位的严重制约。过快增长的人口增加了社会的供养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降低了资本积累能力,延缓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人口过多还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压力,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人力资源的浪费。现在印度粮食增长的速度(1.7%)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2.3%),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印度很有可能闹粮荒。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不仅削弱了印度的社会凝聚力,而且已经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在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大多数无地、少地农民对获得土地的渴望更加强烈。不同种姓和阶级之间,当地人与外来移民之间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屡见不鲜。在城市,由于农村人口为寻找就业机会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生活条件恶化。而印度各界政府在人口控制问题上没有作为,多是空喊口号,敷衍了事。

印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依然艰难。印度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理污染,致使环境恶化、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遥遥无期。首都新德里近270万辆机动车,每天排放1046吨有毒物质。每天排放到首都主要水源河流的垃圾和有毒物质达2万吨。新德里3/10的家庭有人患和污染有关的疾病。科学家警告,如不作出重大努力,首都将因污染而无法居住。印度农业仍然在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据统计,每年印度都有近100亿卢比的出口茶叶、咖啡、烟草、蔬菜和加工食品因含超标杀虫剂而被退回。

资本形成不足是印度工业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工业的高速增长依靠资金的大量投入,而印度一直受资金不足的困扰。虽然1994—1995年度投资率已达到26%,1995—1996年度更达到27.4%,但由于资本—产出率高,不能达到预期效益。而且要实现7%以上的高增长率,这个投资率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大增强投资的力度。为此就要求更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更多地吸收外资。国内储蓄率1980—1981到1989—1990年度平均为20%,1990—1991到1994—1995年度平均为23.4%,1995—1996年度为25.6%。从1980年起的25年内一直在稍多于20%的上下间波动,显然要再增多已相当困难。

阻碍储蓄率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的状况改变不大。像印度这样的农业大国,工业化的资金本应当在相当程度上靠农业积累,可是农业能够提供的剩余是很有限的。绿色革命后虽然达到了粮食基本自给,不再花大量资金进口粮食,但由于半封建的分成制还广泛存在,千千万万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根本无力实行技术投入,生产率很低,使绿色革命不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花结果。农业效率低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造成农村储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政府为保障粮食供应和鼓励出口创汇,需要对农业实用的电力、化肥以及粮食价格实行补贴,结果政府从农业得到的收入大都花在补贴上,大量积累何从谈起?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征收农业所得税增加一部分收入,但因为怕失去农村选票,哪个政党也不敢实行。阻碍储蓄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营企业经营亏损的局面直到最近仍未有大的改变,国家仍需每年拨出大量经费补贴进去,维持其生存。这种情况看来短期内未必能改变。政府年年要担负数额庞大的各项补贴,财政上一直捉襟见肘,难怪公营部门储蓄率在全国总储蓄额中一直是较低的。出口创收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手段。政府虽然逐渐重视,但印度企业技术大多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有竞争力的产品不多,在农业多样化和农产品加工方面尤其如此。这种局面要根本改变尚需时日。利用外国资金(包括贷款和直接投资)是不发达国家争取迅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印度政府是越来越了解这一点的。在历次五年计划中,外部资金来源所占比重为:“一五”9.69%,“二五”22.48%,“三五”28.23%,“四五”12.93%,“五五”12.79%,“六五”7.7%,“七五”9%,“八五”6.6%。“二五”、“三五”时期最高,主要是获得贷款。“四五”以后降低与英·甘地实行控制过严的外资政策有密切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控制放宽,但政局变幻不定,执政的政党政策不一,外商对投资的安全性很有顾虑,投资积极性受到影响。所以虽然直接投资近年来大幅度增长,但相对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绝对量还是很有限的。1991年9月到1995年,引进外资的合同金额为150亿美元,实际使用仅34.4亿美元,在整个投资额中所占比重还很小。既然国内储蓄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增长,更多吸收外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印度财政部长就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如果今后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7%—9%,每年必须吸收外资100亿美元。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对印度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资金不足严重影响计划投资目标的实现。投资不足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足,造成能源和现代化的高效率的交通设施的短缺,形成了制约发展速度的严重的瓶颈。

公营企业的改革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尽管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始后,政府就不断宣称要设法找到振兴公营企业的方法,可以说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1991—1992年度中央所属236家企业中只有123家盈利的局面到9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大的改变。1995—1996年度,中央企业241家中盈利的仍然只有130家,有109家亏损。邦企业亏损的情况大都更为严重,甚至到1996—1997年度也没有大的变化,如各邦电力局的资本收益率该年竟是-13.3%。1993—1994年度,公营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总额的42%,其产值在国内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然只有29%。公营企业整个说税前利润仅为11%(私营企业为近20%),税后的不到3%,还抵不上折旧费。只有石油部门收益较高。公营部门每年从政府得到的财政资助,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为什么政府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解决办法,总是难以行得通或取得实效?原因就在于,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这里的阻力确是太大了。在相当多的国大党人看来,公营部门是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支柱,也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要保证经济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特别是使下层人民也得到好处,要能有效地控制私人资本的谋利动机和损人利己行为,就要有强大的国营工业,而且越强大越好。他们认为公营企业经营不善只是个管理不当的问题,可以改变。有的还认为,公营成分既担负着为社会谋利益的特殊使命,不能对它的效益要求过高。从维护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信念出发,从维护国大党的旗帜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出发,他们成了公营成分的卫道士,对政府缩小公营企业经营范围和把公营企业部分私有化的做法抱强烈反对态度。国大党外的左翼政党更是持这种态度。它们支持国大党政府发展强大的国营工业,认为这是执行一种对下层人民有利的进步政策。当国大党政府打算并开始实行紧缩公营成分、更多地鼓励私营成分发展的政策后,它们认为国大党向右转了,从进步的立场后退了,因而表示坚决反对并发动群众起来阻止;随着公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大批与公营成分有关享受一定权利和特权的官员、企业领导人和高级职员。他们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不赞成对公营企业的伤筋动骨的大规模改革,更反对任何出售企业股份和把公营企业部分私有化的做法;在公营企业就业的个人,队伍庞大,一般都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工人的权利受到较好的保障。他们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民族斗争和国家建设争得的结果,很担心公营企业引进市场机制尤其是私有化会使这些保障化为乌有。对于政府的私有化打算,他们激烈反对,不止一次在工会的发起和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印度是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保住自己的选票库并尽可能扩大选票是每个政党在做任何事都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在面临这样强大的反对势力面前,每个党都要三思而后行,都不愿走得太远;由于对公营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改造需要巨额资金,加之以后有个面对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的问题,无论印度的大企业家或外国投资者都望而却步,极少人愿意收买政府出让的公营股份,更不要说整个企业了。所以,尽管政府设立安置基金,宣布对因公营企业改革而受到影响的职工给予生活补贴或安排技术培训,并说服投资者打消顾虑,但很少人相信和接受政府的许诺。公营企业私有化迄今很少进展。

各个政党对经济改革的认识不一,互相牵肘,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执行。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大党一党主宰政局的局面已经结束,不仅邦一级,而且是联邦一级,都出现了政府更换频仍,多党轮流地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局面,这种认识不一致的影响就更突出了,常常形成为政策前后不一,朝令夕改。如国大党政府规定除少数特定部门外,吸收外资不加限制,而有些党的政府则提出,吸收外资只应限于高科技领域和印度急需发展的领域,反对消费品领域吸收外资。还有这种情况:国大党邦政府签订的吸引外资合同,到别的党上台、建立新的邦政府后,就以这种那种理由取消。如1992年马哈拉施特拉国大党邦政府与美国安龙公司签订了由后者投资兴建达波尔电站的合同,1995年印度人民党和湿婆军联合建立邦政府后,以合同对费用估价太高为由取消。此事在外国投资者中引起强烈反应。由于双方都作了些让步,后来签订了新合同。但有个叫民族觉醒党的在野党仍表示反对,认为合同规定损害民族利益,扬言要把该工程扔进阿拉伯海,还声称要开展一场运动,把已在该邦营业的肯德基公司赶走。在人民院和各邦议会制定有关吸引外资的立法时,因意见严重分歧议而不决的情况屡有发生。这种情况自然对外商的投资心理投上了浓厚的阴影。

失业问题解决难度很大。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扶贫就业计划,实际上提供的长期就业机会还远远不够。据估计,至今仍有3500万人失业,3500万人半失业。问题的关键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多种经营和农业加工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不能吸纳农村大量的过剩劳力。农田基本建设和技术的改进,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精耕细作、提高复种、套种指数等本来是需要增加大量人力投入的,但这又涉及土地制度问题。对广大耕种小块佃耕地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没有收益权,如果多投入人力而收益尽被土地所有者拿走,谁会增加投入?再者,农田基本建设和耕作技术的改进都不是仅仅增加劳力投入所能做到的,还需要资金投入。不仅小佃农,就是小自耕农在资金方面也没有力量。出租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倒是有这种力量,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做到。问题正在于,他们有力量但并没有愿望,因为分成制被排除在租佃法保障之外,这使得出租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加强对分成佃农的剥削得到稳定的收入。既如此,又有谁还愿意去自找在分散的土地上投资而引来的一系列麻烦呢?无地和少地农民一直要求政府实现未能完成的土改计划,包括保障佃权、实行最高土地限额,分配土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而,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尼赫鲁执政时就实行不了,那么现在,当大土地所有者和土改后成长的农业精英都在各邦参与执政的情况下,要想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有新的举动,那样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既然继续土改没有可能,只有靠绿色革命的深入扩展带动起农业经济的多样化,特别是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给农民展现一个新的生机了。自然,这是一个甚为缓慢的过程,短时期内对解决农村失业半失业人口的就业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印度已故经济学家拉吉·克里希纳曾把印度从20世纪50至80年代3.5%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嘲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言下之意是慨叹印度经济的发展缓慢。相比之下,同期印度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也不尽如人意。在此期间,尽管“二五”、“三五”和“五五”计划期年均增长率较高,但总体上平均增长率也只有5.4%,就政府对工业的大规模投入而言,这个发展速度并不算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印度工业原有基础薄弱、起步较低,另一方面则表明印度工业生产的效率低下及农业生产滞后的制约性影响和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发展的抵消性负面作用。

拉·甘地曾不无尖锐地批评说,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一点,我们从其国内净产值的投入产出率即可看出,印度的生产效率的确不高。前四个五年计划期内印度国内净产值的资本产出率大约在2.6到3.6之间,而“六五”和“七五”计划期的资本产出率则为6.21和 6.25,就是说,以前投入2至3个卢比可以产出1个卢比,而“六五”和“七五”期间却是6个卢比才能产出一个卢比,这表明由于生产效率低,产出同值的产品所需的资本投入不断提高。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很明显的;“六五”、“七五”的投资成倍增长,而计划增长速度却从“五五”的5.5%降低为5.2%和5.0%。从“八五”计划之后,对工业的投资略有减少,而工业的年增长率尽管也有所上升,但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仍不能令人满意。比如,1990—1991年度部属国有企业的毛利与使用资本的比率为10.0%; 1991—1992年度为11.6%;1992—1993年度为11.4%;1993—1994年度为11.6%;1994—1995年度为13.9%;1995—1996年度为15.8%;1996—1997年度为15.2%;1997—1998年度为16.2%。可见,印度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是很低的。

造成印度投入产出率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程建设延期致使工程造价大幅度增加、能耗量大使成本上升、技术过时落后、管理不善、劳动力素质不高和设备利用率低等因素。

投入与产出率不高是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此外,企业管理缺乏微观激励机制也是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印度政府十分强调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实行有计划的管理与控制。于是,对国有企业从人事安排、经营方针到生产指标和价格制定等方面干预过多,限制较严。这样,企业在行政管理式经营的严重束缚下,因缺乏自主权而在经营中往往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人浮于事、时常亏损的现象就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改革幅度不断加大,管理机制有所改善,但企业的经营状况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国有企业。据统计,印度国有企业在1980—1981年度获得净利润206亿卢比,而亏损国有企业亏损20.3亿卢比;在1997—1998年度获得净利润1371.99亿卢比,而当年亏损国有企业亏损额达655.94亿卢比,在236家国营企业中盈利企业有134家,而亏损企业高达100家,占国有企业总数42.4%,不亏不盈企业2家;在1998—1999年度印度国有企业的净利润为1323.46亿卢比,而亏损国有企业亏损额则高达927.42亿卢比,在235家国有企业中盈利企业有127家,亏损企业有106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5.1%,不亏不盈有2家。由此可见,印度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呈恶化趋势。这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工业的良性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印度政府对工业的调整和改革的进行,印度工业发展速度有所加快,如1981—1982年度至1989—1990年度的9年中,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7.54%;1992—2001年间工业年均增长率也不低于5.84%;2003—2004年度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7.4%。这虽是改革带来的效绩,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工业增长仍主要是借助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的增加而非着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因而,对这种增长的实际经济效益需要打折扣。由此说明,印度工业要走上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轨道还必须尽快实现从数量增加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拉奥政府肇始的、在这方面有的放矢的工业改革和振兴措施使印度由1990—1992年重陷低谷的工业增长迅速回升并持续好转,已明确无误地显示了这一转变所出现的良好态势。

印度工业的发展是借助一系列内向型保护政策的温床培植发展起来的,如进口替代政策、工业许可证制度、反垄断法、外汇管制法、关税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对印度这样一个曾经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且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基础初创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的起步阶段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问题是,要使民族工业进一步成熟发展,产品质量得以提高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不能只依靠保护,而需要把产品置于竞争环境之中,以使它们不断地改进质量、提高效益。这种竞争环境包括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印度显然两者都缺乏。

就国内环境来讲,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出于国有化和“社会公正”的需要与考虑,强调发展公营企业、保护和扶植小工业,限制私营企业,并通过政府的有力干预使其工业发展与产品流通始终处于垄断的卖方市场。政府的出发点和动机无疑是想保护本国工业的顺利发展。然而,过分保护的负作用是逐步抑制了市场的调节功能,并进而直接导致了产品因缺乏竞争而质量难保及技术、设备更新缓慢之弊端。

就国际环境而言,发展中国家涉足并参与工业化的进程,最初均是从给发达国家提供工业原料开始的,而它们分享和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又都是从向发达国家进口消费工业品起步的。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与国际交换联系在一起。何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整个世界工业的发展已越来越趋向于分工化、专业化、标准化及一体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想要另起炉灶,搞一个与世界经济相隔绝的封闭式工业体系也不可能。所以,走出封闭的怪圈、参与国际竞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竞争力,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然,这又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各国经济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冲击问题。印度由于长期的殖民地经历,故独立后其政府特别强调经济独立之重要性,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奉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疏于参与国际交换,故而,其工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这种差距包括制造工艺的缺陷、自动化或现代化程度低、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能源消耗高、原材料质量差等方面。(www.tshiny.cn)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尽管印度的工业克服了人力和实物资本早期的严重短缺,具备了比较健全的国营和私营制造业部门,并建立起大而全的工业部门,但其工业发展的绩效尚不尽如人意。因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经过对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国家的工业化状况综合评估后仍将印度列入了半工业化国家之内。可见,印度工业生产走向国际化也是其未来工业化的主要趋势之一。

印度独立至今,其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应该说有了明显的改善。如铁路总里程从1950年的5.36万公里增加到2001年的6.37万公里,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运输网之一,居亚洲之首,世界第四。印度铁路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从业人员达160多万,多年来一直盈利,是中央政府第二大非税收收入来源。公路里程超过330万公里,其中,铺面公路151万公里。到2000年,国家级公路达5.6万公里。公路承担了全国货物量的50%。到2001年,全国共建有各类机场335个,中大型机场62个。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滞后。比如,其铁路的大部分是在殖民地时代建造的,现已陈旧不堪。而且,铁轨按照宽窄不同要分为三类,在印度旅行,换车换轨是家常便饭,交通事故频发,很难实现现代化的运输任务。另外,印度能源短缺,电力供应不足,根据数据显示,到2001年,在亚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的人均耗电量是最低的。

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是制约印度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印度政府已从1980年后将其作为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其实,如果把服务业加上电力和灌溉统称“基础设施”的话,那么,印度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从“一五”到“八五”计划,平均高达60%以上,“九五”和计划中的“十五”更是继续强调、追加投资。但物质生产部门和老百姓仍感能源、交通和通讯等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目前印度工业的主体多是耗能大的重化工业,能源利用率很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5左右,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几乎高出一倍。所以,尽管能源投资占政府发展总投资的1/5以上,仍不敷需要。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大力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适当限制耗能多的工业发展,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广泛开发新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未能和国民经济均衡地发展,以致“欠账”越来越多,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印度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全由政府拨款兴建,未能很好动员社会来投资,但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所以在发展投资上经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设备陈旧,性能落后。加之,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可以说,基础设施滞后已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软肋。

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业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要高于边远落后的地区。印度几十年来的工业布局仍主要集中在原本就基础较为雄厚的大都市和沿海地区,因此,地区间的差距与不平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扩大。印度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么几点,有些问题也非一时半刻就能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和克服,这也是当下印度政府今后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然而,只要正视现实国际环境的变化,正视自己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继续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开放,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抓住时机,在有效利用现有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水平,扩大就业机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克服基础设施滞后,就能迎接未来的挑战,真正走向现代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社会问题多而突出。除了前面所述劳动力失业及贫苦等问题外,还有妇女、民族、宗教、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妇女问题可能有所缓解。除其他因素外,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加剧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历史因素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尽管印度政府也注意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投资,然而在短期内,落后地区经济难以有太大的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将存在,从而使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解决。民族问题仍将困扰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宗教问题在印度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当今世界,宗教极端主义有抬头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也呈现出抬头的迹象。宗教暴力活动依然此起彼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围绕阿约迪亚清真寺的纷争持续不断,并不时爆发大规模骚乱。2001年因此而爆发的骚乱,还迫使政府出动数万军警平息事态,维持秩序,虽暂时平息了事态,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宗教冲突。看来,印度的宗教冲突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且随时还有爆发的可能。“在这个拥有10亿人口和多宗教的国度,宗教矛盾很可能动摇国家的根基”。因此,印度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程度还很有限。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作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印度经济将更多地卷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印度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未来印度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当世界经济繁荣时,印度经济也将从中受益,可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当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印度经济难免受其影响,可能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变,“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以巴冲突等等,都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从而影响印度经济发展。如近年来因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世界石油价格起伏波动,世界石油价格就上涨。这势必大幅度增加印度进口所需外汇,并影响印度经济发展所需的机器设备的进口,从而影响印度的经济发展。应该注意到,在削弱西方经济衰退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印度还是有一定经验和能力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21世纪初,当西方经济发生衰退时,印度经济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独立以来,印度的农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依赖粮食进口,到今天不仅达到粮食自足,而且还有剩余。细察印度农业现代化,其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印度经济进一步现代化的障碍。

落后的生产关系仍然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为由于土改不彻底,导致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分成租佃制、口头协议或各类隐蔽租佃制盛行,束缚了佃农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技术的改进。

土改的目的是改革农村旧的生产关系,调整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的状况,实现“耕者有其田”,调动耕种者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而印度土改只是实现了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土地再分配,得到土地的是一小部分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

具体说来,土改的不彻底表现在:法令只规定废除中间人地主制;立法中存在许多漏洞。原柴明达尔地主往往依靠自身拥有的权力以收回自耕的名义保留大量土地或以逐佃、分散地产等方式逃避法律;租佃立法大多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地主利用法令本身的弊端,硬性提高租金,进行合法夺佃,结果使租佃更没有保障的非正式租佃较以前更为普遍,分成制比例大幅度提高,佃农地位进一步恶化;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立法,由于各邦限额太高,又有许多豁免条款,使地主得以逃避最高限额立法,未能产生多少剩余土地,宣布产生的剩余地也因诉讼不能全部分配下去。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权持有地在2公顷以下的小农和边际农占所有权持有地户总数的78.96%,只占全国所有权持有地总面积的28.71%,而所有权持有地在4公顷以上的中农和大农只占相应总户数的8.88%,却占有相应的总面积的49.91%。另外,广大农村还有大量无地农户,1951年无地农户占总农户的13%,而现在则上升到1/3。土地占有极端不均。

造成农村严重的贫富分化。绿色革命强调现代化投入(高产种子、化肥、浇灌设施、农药、农机等),费用高昂。只有富裕的农户才能进行投资,从而分享绿色革命的成果,正如印度官员所承认的,“‘绿色革命’的好处82%为地富所得。”对于那些佃农来说,绿色革命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因为一方面随着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地租也不断增加,为了增加投资,佃农不得不借高利贷,所欠债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地主大量夺佃自耕,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农业工人,或流入城市,加入失业队伍。由此,造成农村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据统计,最穷的10%的农户只占有农村财富的0.1%,而最富有的10%的农户则占有50%以上的财富。

消灭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社会目标远未实现。消灭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平等,是现代化事业的应有之义。现代化,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是人人受惠的现代化。惟其如此,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有不竭的动力。

印度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施了许多扶贫计划,贫困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仍不尽如人意。据著名的印度社会学家阿瓦卢利亚的估计,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1970—1971年度为47.5%,十年扶贫,到1983—1984年度还有33.3%。他估计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为1.83亿。计划委员会对此也做了估计,认为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78—1979的51.2%,降至1983—84年度的40.4%,1983年贫困人口的实际数量为2.22亿。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确定每人每天生活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低于一美元为贫困,在1989—1994年,印度有5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统计,1996年印度贫困人口占43%,人均蛋白质摄取量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大约有25—40%的人口营养不良。另据中国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考察团1997年对印度考察的结果,印度人均每天摄取的热量为2400大卡,比中国人均每天的2727大卡少327大卡;农民还是以粗粮为主,其摄取的热量大大低于平均值,贫困现象相当普遍。

生产率比较低。印度学者卢卡斯和帕潘奈克主编的《印度经济》一书中统计出,在印度前三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8%,大大低于5%的目标。此后三年无计划时期,国民生产反而出现倒退,第四个五年计划,从1970年开始,年增长率只有3%—3.5%;第五、六个五年计划情况较好,但增长率也只有5.5%左右,扣除其中夸大的成分,实际经济增长率大约是4.5%。与1951年之前半个世纪中年经济增长率不到1%相比,独立后多年3.5%的发展速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扣除大约每年2.3%的人口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1.2%,这是个非常缓慢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率包括比农业生产率高很多的工业生产率在内,农业则更低。从国际比较来看,1994—1995年度,印度的粮食、棉花、肉产品、蛋类、水产品产量分别只有中国的40.7%、43.2%、7.8%、8.7%和19%;人均农产品产量,谷物和杂粮(包括大豆)只有234公斤、棉花2.2公斤、水果31.4公斤、蔬菜63.5公斤、肉类4.5公斤,分别只有中国的61.8%、56.4%、90.2%、29.9%和10.4%。从土地生产率来看,1994—1995年度每公顷粮食产量1547公斤、棉花260公斤、大豆609公斤、油菜子848公斤,远远低于中国的4500公斤、879公斤、1661公斤和1415公斤。1995—1996年度,稻谷单产平均每公顷只有1855公斤,而中国为6212公斤,仅为中国的29.9%;小麦平均产量为2493公斤,是中国平均产量3723公斤的66.8%。1995—96年度,印度人均粮食产量201公斤,而中国为400公斤。至于同发达国家更不能比。

发展不平衡。因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农业生产地区发展不平衡。绿色革命开展得很好的地区主要是浇灌条件较好并得到政府重点资助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西部。这一地区只占全国人口的3%,面积的4%,却提供了全国商品粮的80%。就全国而言,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的程度依旧很低,化肥施用量很少,耕作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因而农业生产很不稳定。1962—1965至1992—1995期间,按1990—1993年度的不变价格计算,印度农业总产量综合增长率为每年2.71%,这一时期,包括旁遮普在内的西北区的增长率为每年3.35%,而最低的东部地区只有1.98%。以1982—1983年度的水稻和小麦单产为例,旁遮普每公顷水稻和小麦产量分别为3144公斤和3007公斤,而比哈尔邦的水稻产量每公顷只有681公斤,安得拉邦小麦仅527公斤,分别仅为旁遮普单产的21.7%和17.5%。农作物发展不平衡。政府实行绿色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粮食危机。粮食作物,尤其是高产的小麦和水稻得到优先发展,豆类和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被忽视,造成农作物比例失调,谷物产量每年以3—4%的比例提高,但豆类产量仍是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豆类在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从1950—1951年的16%下降到1990—1991年度的8%,而谷物所占比重从同时期的84%提高到92%。谷物中,水稻所占比重从1950—1951年度的46%上升到1990—1991年度的48%,但同一时期小麦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从15%到35%。农作物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豆类的下降,不仅减少了出口,反而需要进口,耗费大量外汇。以食用油为例,198—1983年度进口金额达22.63亿卢比,影响印度国际收支的平衡。

财政负担沉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与农业有关的进口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绿色革命后,适应高产品种的需要,大量进口农药、化肥;自建化肥厂,以减少化肥进口,但又增加了制造化肥所需原料石油的进口;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全力关注粮食作物生产而忽视了油料作物的生产,食用油也需大量进口。所有进口,耗费了大量本来就不多的外汇,还造成国际收支紧张。国内资金积累不足,只好大量依靠外援,,尤其是美援,结果不时地受制于人。二是各种农业补贴加重财政负担。为了鼓励采用农业现代技术,政府对粮食、农业用水、电、化肥等进行大量补贴,并且逐渐增加。据统计,粮食补贴在2000—2001年度达到1212.5亿卢比。化肥补贴从20世纪80年代占总补贴的35%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49.8%,1990—1991年度为39亿卢比,1999—2000年度高达1346.3亿卢比。对农用电的补贴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各邦对农业的暗补由1991—1992年度的593.8亿卢比上升到1999—2000年度的2557亿卢比。这些补贴加重了财政负担,但大多落到地主、富农、制造商手里,广大贫农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

城市化水平低。农业发展缓慢,无法保证城市化的粮食需求,同时也影响到工业化进程,吸纳不了日益增加的劳动力,最后的结果是城市化速度缓慢,城市化水平低。有数字为证,1961年时,印度城市化率为17.97%,1971年为19.91%,1981年为23.34%,1991年为25.71%,到2001年才达到27.78%。40年时间仅提高10个百分点。横向比较看,据联合国的估计,1950年时世界城市化的程度为30%,到2000年达到47%。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城市化分别高达74.8%、79.8%和77.2%。亚洲的平均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也有36.7%。城市化水平低,使农村众多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生态环境恶化。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量使用化肥。而化肥的过量使用使土壤渐渐对化肥产生依赖性,丧失固氮能力,导致肥力下降和土壤板结。同时,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污染了饮用水。尤其是农药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对益虫构成致命威胁,破坏生态平衡。农药的残留物还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严重的还会造成人畜中毒。过度放牧和采伐,导致草地消失、林地减小,恶化了生态。

农业现代化的缓慢,使印度成了一个“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更不是现代国家”。在世人看来,在印度存在两个社会:一个是全力拥抱现代化的印度社会,这个印度社会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有豪华的城市生活和完全国际化的商业和金融区;另一个印度社会却贫穷、落后、愚昧,现代化可望而不可即,其古老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因此可以说,印度已经具有解决经济发展中问题的一定能力,但是,由于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影响,彻底解决难度较大,且一些问题解决了,还可能产生另一些问题。因此印度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和程度都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尽快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以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潜力,推动经济较快发展,仍然是印度政府和人民必须应付的严峻挑战。只要印度注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在短期内印度经济还是可以获得较快发展的。但是在短期内,印度还难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对上述问题,近年来每届政府、每个执政党都深有感受,都在摸索走出困境的办法,但都没有找到适合的答案。看来要根本解决问题尚需时日。尽管如此,印度的工业发展成就仍是有目共睹,令人兴奋。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就称赞印度经济近年来变得“更强大和更有竞争性”,是“世界上经济运作最好的国家之一”。如能保持目前的中速发展水平,印度的工业实力会有更大的增强。如各政党能在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方向上取得进一步的共识,协力合作,则工业化进程将会有更大推进。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印度可能会成为世界第4经济大国。印度政府也宣称,在未来几个年代内争取印度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印度要完成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仍然是荆棘丛生。印度能否成为亚洲下一个出现经济奇迹的国家,就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冲破障碍,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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