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最后一首抒情诗”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时间:2019-08-22  栏目:名人故事  

《边城》:“最后一首抒情诗”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边城》是沈从文前期集大成的作品,它聚集了沈从文以往湘西文本中涵括的所有牧歌性因素,构筑的是一个理想的诗意化世界,然而同时它又不同于以往的湘西作品,其中始终浸润着一种深厚的悲哀。小说在构筑了牧歌世界的同时又在不断消解这一牧歌性,《边城》奏响的不仅是牧歌的调子,同时更是挽歌的调子。挽歌是对牧歌神话逝去的追悼。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这一世界的神话性愈是美好,对其逝去的悲哀也就愈深沉,但这一悲哀又是隐而不显的。反过来说,沈从文愈是意识到边城逝去的悲剧命运,也就愈要竭力构筑一个更为完美的神话世界。这一构筑,不是挽留,而是一深沉的追悼。而在两者的相依相存之间,昭示出的是《边城》丰富的精神意蕴和文化思想内涵,其中不仅牵涉到沈从文作为流淌着湘西民族血液的生命个体在面对这一世界的现代转型时的复杂文化心理;同时,也牵涉到这一世界以及其中个体如何看待自身存在方式的问题。可以说,沈从文的《边城》以及此前的湘西作品,共同构筑了一个虚构的湘西王国,它所支撑的是沈从文基本的生命世界。但是只有在《边城》中才浸透了一种天长地久的悲哀,这一悲哀之所以如此深沉,不仅在于沈从文对边城必然走向没落和终结的命运的清醒认知,以及他对命运悖谬式的承载方式,更牵系着他对这一世界的复杂态度和多层面思考。

《边城》一开始就突出这一世界世外桃源的特征。这地方“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茶峒“一切总永远那么平静,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边地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翠翠与爷爷、黄狗就在这个寂静的小山城中过着简单素朴的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又通过各种因素不断瓦解边城的完美性,致使这一世界始终处于无法自足的境地。小说以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为主轴展开。这段爱情同样充溢着湘西浓郁的牧歌色彩,如素朴善良的人际关系,自由无拘束的恋爱习俗,吊脚楼风情,浪漫传奇的对歌,兄弟俩的爱情“决斗”等;但同时它又始终遭遇着来自湘西世界内部力量和外部势力的冲击,最终以悲剧结束。以往将这一结局归结于“现代”对湘西传统的冲击,这实有夸大之嫌。外来因素如与渡船相对的碾坊、与爷爷相对的狡猾中寨人,以及与传统“走车路”相对的“走马路”,这些与边城异质的因素出现,暗示出边城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然的牧歌世界,不过,这段爱情虽然有“走马路”和碾坊的干扰,但这些属于边城世界以外的事物并没有对翠翠的恋情产生实质影响。顺顺尽管有意于碾坊,但他也认为:“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喜欢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实际上,对两人爱情的真正威胁并不来自外部势力的入侵,而恰恰在于边城世界的内部。正是湘西固有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一步步将爱情推向难以挽回的局面。

故事刚刚开始就为这个美好世界蒙上一层莫名的阴影。翠翠端午看龙舟,天黑还见不到祖父,于是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假若爷爷死了。”听到水手关于唱歌女子的父亲被杀了十七刀的谈话,这一想法更是占据在心头。湘西仇杀的古老传统,关于爷爷死去的莫名心思,这些不和谐因素一开始就与这个世界的牧歌性因素交融在一起。当翠翠与二老之间朦胧的爱恋自然而发,二老月下的歌声更是让翠翠在梦里飘浮起来,梦中她摘了许多虎耳草,这一爱情充满了湘西古老而诗意的美。然而翠翠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隐隐的威胁。翠翠刚遇见二老,有着朦胧隐蔽的甜蜜,却也有种莫名的凄凉。在渡走一对母女后,她轻轻哼着巫师迎神的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首歌,翠翠心上觉得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此后,爱情过程中的一波三折更使她常常陷入凄凄的氛围中。《边城》中充满了“死亡”、“命运”和“误会”等属于湘西世界的传统因素,最终导致爱情没能实现。

首先,是母亲的悲剧命运给翠翠的爱情抹上一层挥不去的阴影。翠翠母亲因与一军人相恋,在生下翠翠后选择了殉情,把这个孤雏留给爷爷。母亲的故事,在沈从文其他湘西文本中也有出现,如《月下小景》中的傩送与女孩子、《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的双双殉情,它指向的是这一世界传统的爱情模式。母亲的悲剧虽然不能从现实层面对翠翠的爱情产生影响,但却是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素。爷爷就是因为女儿的悲剧而对翠翠婚事格外忧虑,却不意弄巧成拙。但是这一“拙”又不是爷爷一人造成,其中纠缠着一系列湘西世界的内部冲突,即命运和误会。大老的死去虽然是因求婚失败而起,两者却没有直接关联,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然而在湘西世界,偶然事件往往成了改变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出于乡下人对自身命运还缺乏主动把握,人还难以抵抗命运的播弄。《阿黑小史》中阿黑的病去,《阿金》中阿金的输钱都与外部冲突无关,但都导致人物命运的彻底改变:与阿黑相恋的五明疯了,油坊衰败,阿金要娶的寡妇则远嫁了。翠翠的爱情也受到了偶然事件的影响,大老的死引起顺顺、二老对爷爷的不满,成了这段爱情最大的障碍。与“命运”一样,“误会”也是阻止翠翠爱情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边城》中存在众多误会。爷爷与翠翠之间的误会,爷爷误以为翠翠喜欢的是大老,误以为夜里唱歌的是大老;大老、二老、顺顺则认为爷爷为人“弯弯曲曲”,天保的死与他有关;甚至在二老与翠翠之间也存在误会。误会是边城人物之间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一如《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对豹子的误会,在某种情形下,它也能造成人物命运的改变。可见,《边城》承继了以往湘西文本中出现的众多内部冲突,它们与翠翠与二老爱情的开展紧密交织在一起,最终将爱情滑入不可知的处境,同时也暗中瓦解了这一世界的牧歌性,预示它逐渐走向崩颓的命运。从文本叙述顺序看,《边城》中的这种牧歌性因素与瓦解牧歌性因素是步步跟进的,具体表现如下:两年前的端午,翠翠与二老初次相识——翠翠日渐长大,勾起爷爷对翠翠母亲悲剧的记忆——翠翠与二老第二次见面,二老邀翠翠看龙舟——天保走车路以及碾坊的加入——天保提亲,翠翠误会。母亲命运再次浮现,爷爷为翠翠讲述母亲的悲剧故事——翠翠梦中为二老夜里的歌声浮起来——爷爷误会唱歌的是大老——翠翠明白唱歌的是二老,为等歌声而沉默——天保淹死,二老有机会唱歌却不再唱歌——顺顺与二老对爷爷产生误会——二老来过渡,翠翠逃走。二老误会,觉得不利——二老不要碾坊要渡船——中寨人的狡猾,导致爷爷误会二老的决定——爷爷见顺顺,得知二老下桃源了——爷爷去世。白塔坍塌。翠翠在渡口等待二老归来。从这一叙事链条看,瓦解牧歌性的冲突甚至超过了牧歌性因素的比重。翠翠与二老的感情每推进一步,总遭到各种内在或外在力量的阻止,而在一切都恍然明白的时候,又是斯人已逝,爷爷去世,二老离开,只剩下翠翠独自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边城》拥有众多与以往湘西小说的同质因素,但它对这一因素的处理却有所不同。在以往的湘西题材小说如《阿黑小史》《萧萧》《三三》中,内部或外部的冲突尽管也能造成人物心理触动,但这一改变却无损这一世界固有的牧歌性,也未能改变其中人们固有的生存方式。而在《边城》中,这一世界固有的时间循环性和空间封闭性都被打破。二老的离开是打破这一世界封闭性的缺口,翠翠的等待,虽然是不确定的,但同时也是开放性的,他们的爱情尽管遭到一系列冲击,但她没有如媚金、母亲等人选择古老的殉情作结局,命运的循环性被终结。在后来谈《边城》时,沈从文还曾表示,“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39]应该说,沈从文是试图让故事主人公走出边城,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而这一来自边城内部的悸动,较之于外部的“现代”、物欲对边城的冲击更为本质。这是因为,如上节所示,湘西的神话特征,是由其环境的牧歌性,与人物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共同构筑而成。人与其存在的时空是互为依存的。因此,《边城》打破了湘西固有的时空特征,其固有的神性存在也就随之被打破。二老在离开后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固守曾经的爱情,他将如何存在于另一境遇中,湘西是否还能维持固有的存在方式,一切变得难以预料。——《灯》中的老兵、《虎雏》中的虎雏曾清晰地显示了边城人在另一空间的尴尬处境。然而,人物如不选择离开,又无法抵制自身内部的瓦解力量,其牧歌性同样难以维持。就此,《边城》展示了这一世界两难的现实处境:一旦寻求改变,其牧歌性有可能崩颓,神性依然的世界可能会不复存在;但如不主动寻求改变,这一世界又难以抵抗传统命运对自身的瓦解,最终也会丧失自身固有的神性。《边城》开放式的结尾,暗含着沈从文对这一世界前途命运的焦虑。在创作《边城》时,沈从文中途回乡,目睹的湘西现状,他已经意识到边城的牧歌性在历史进程中已经难以为继,这一世界正在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这正是他在后来《题记》中提到的:(www.guayunfan.com)

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40]

《边城》虽没有将外部对边城世界的冲击显明化,但却通过一系列内外不和谐因素,将翠翠的爱情抛向一个未知境地,牧歌因素与瓦解牧歌性的因素始终纠结在一起,后者潜藏在前者背后,如同无法摆脱的暗影,给边城古老的牧歌神话蒙上一层浓厚的悲哀色调。就此言,《边城》是沈从文在明确意识到这一世界必然没落的现实命运时的创作,与其说他是要构筑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不如说是在为这一世界的逝去谱写一曲悲哀的挽歌。挽歌的基调,既是出于对牧歌神话消失的确定,又是出于对牧歌神话的留恋。

值得注意的是,与后来创作的《湘西》《长河》不同,沈从文在《边城》中并没有将解构牧歌性因素(包括传统的湘西文化存在和现代对湘西的入侵)显明化,而是有意淡化,正是如此,小说中虽然存在众多不和谐因素,却依旧不减这一世界强烈的牧歌意味。小说中虽然出现与“走车路”相对的“走马路”、与渡船相对的碾坊、狡猾的中寨人,但这些外来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翠翠的爱情,也尚不具备改变这一世界古老传统的力量,而内部的瓦解虽然无处不在,却又不显得狰狞可怕,反而充满温情。一切似乎都是天命,而与人无关。正如沈从文后来谈《边城》所说:“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41]将冲突因素置于文本的次要层面,透露出的是沈从文对牧歌神话必然没落的命运难以言说的悲哀。这一悲哀不仅在于沈从文在展示边城牧歌的美好诗意同时,又预示到这一世界必然崩颓的现实命运,更在于他尽管意识这一世界的终结,但又更加竭力构筑这一牧歌神话。将非牧歌性因素始终置于隐蔽位置,这一构筑本身同样构成对后者解构的消解。但这一消解与后者对前者的消解(即牧歌的没落对顶峰的消解)不是在同一层面上的。后者对前者,是基于沈从文在理性层面上对此的清醒认知,其中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认同;而前者对后者,是在感性层面无奈的表达,其中包含的是对人类古老命运陨落的深沉悲哀,对历史进程的诗意反抗。这一反抗是无力的,但又是强大的,因无力恰显示其强大。可以说,《边城》中交织着深深的幸福感和悲哀感。悲哀,是从幸福中显现出的。意识到幸福的逝去与现实的不可能,悲哀就不能不如潮水般漫溢在整个文本中。而之所以说前者对后者的潜层面反抗,虽无力但又是强大的,是在于沈从文虽然不能不承认边城的没落命运,但他始终未能完全认可目前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一“神性如故”的世界替代的合理性。在他的视野中,人类目前存在虽是必经的过程,但同样是不完满的。这促使他往更高层面重新构筑一新的人性家园,即属于他心目中的神性世界。这在40年代他的重造思想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从这个层面上说,《边城》对牧歌世界的建构虽是理想的,但又是本真意义上的存在;其解构是现实的,但却是非本真意义上的存在。换言之,如果说现实层面即湘西内外冲突对其神性的解构,是隐而不显的;那么,沈从文竭力构筑一神性充溢的世界,将瓦解牧歌的因素置于隐性层面,又是暗中对现实解构的另一层面的解构,这一解构是诗意层面的,是更深层次的解构。而正是由于有后者的解构存在,《边城》的悲哀才显得如此长久而深沉。就此可以说,《边城》的复调性结构是双重的,不仅是神话消失对神话建构的消解,更是神话建构对神话消失的消解。前者是历史理性层面,后者则是理想诗意层面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反抗表明的却不是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而是指向了审美领域对历史理性进程的反抗,它恰恰表明了文本审美现代意义的生成。伊格尔顿曾说:“审美是价值问题重建自己的家园的地方”,“审美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处理的对象是人类感性领域。”[42]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也认为,审美机能是属于感性领域,并强调审美是对理性原则的调解,“审美的调解就意味着加强感性,反抗理性的暴戾,并最终唤起感性使之摆脱理性的压抑性统治。”[43]而艺术则是感性存在的最佳之所,“艺术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在升华了的审美形式背后,出现了未升华的内容,即艺术对快乐原则的服从。”[44]《边城》中浸透的悲哀,寄托着沈从文在面对古老湘西即将逝去时而产生的深致情感,它以诗意的方式对历史进程所作的深层次解构,则是他试图在审美领域对功利层面的救赎和反抗。这一反抗,最终维持了人类在理性与感性、历史与诗意间的平衡。

七十多年前,还在《边城》刚出版之时,沈从文就这样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45]用《边城》来填补生命的哀乐,昭示出小说与作者个体生命之间深层次的精神联系。《边城》创作于1934年,正值沈从文一生最为幸福的时刻。他后来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说:“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然而他继续说:“我准备创作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销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46]这里所说的“纯粹的诗”即指《边城》。这正指向了沈从文此刻的内心世界:生命愈幸福,过去的悲哀愈是涌上来,无从通过爱情、事业的成功来消弭的生命深处的悲哀,“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47]通过对过去的追溯,生命才得以完成涅槃重生。《边城》浸透了沈从文自身复杂的生命体验,所指向的不仅是沈从文个体存在方式,同时也指向了边城世界以及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小说在翠翠爱情故事之外,还多次叙述了另一情节,即翠翠母亲的故事。它与翠翠的爱情相叠印,将边城及其人物的过去与现时交织在一起。对母亲悲剧的复述,不仅是将其作为一回忆性事件进行叙述的,而是构成了人物及整个边城世界现时存在方式,构成了人物存在的本身。对过去故事的记忆浸透了爷爷、翠翠当下的存在体验。母亲的故事既是过去,又是现时;既是过去边城的命运,又是现时边城不可逃脱的存在。实际上,命运的循环性在《萧萧》《老伴》等文本中都有呈现,但《边城》却不同于以往小说,它虽然在不断暗示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但同时它又展示了对这一命运的不断抗拒。爷爷,是对这一命运承载与抗拒的重要人物。而翠翠,则是这一命运本身的显现,她从悲剧中诞生,既先天承载了这一命运,也是抗拒这一命运的重要承载物,而这一抗拒从深处看又恰恰是对命运的一种持守方式。她与爷爷对命运不同的承担方式,根本指向了边城及其中人物对自身存在的不同建构方式。

母亲的悲剧始终压在爷爷心头,使他对翠翠的婚事有着莫名的忧虑。“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信天守命是边城的古老传统。爷爷虽然将悲剧归为命运,而在内心深处又不能同意这一命运的安排。这一对命运的潜在反抗体现在他对翠翠婚事的担忧和关心上。天保叫人来提亲,爷爷告给翠翠。看到翠翠的情形,他“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在隐约体会到翠翠爱的是二老后,“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天保被淹死,爷爷得知,充满感情地说:“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尽管“命”始终是爷爷对人事变幻的解释,他对命运的播弄无时不感到惧怕和无力,但同时他又在努力抗争着命运的袭来。顺顺和二老对爷爷产生误会,认为他“为人不利索,弯弯曲曲”。爷爷虽明白,心里却想:“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爷爷力图避免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既在于他感受到命运无处不在的威胁,又出于了他对这一命运的抗拒。操劳翠翠婚事,为翠翠争取幸福,背后始终是翠翠母亲悲剧的影子,这是他记忆并且同时抗拒。然而,爷爷的努力却事与愿违,最终他心力交瘁,在雷雨交加的夜晚随白塔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爷爷的回忆并非物理时间意义上的,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母亲的故事象征的是边城世世代代的古老命运。爷爷对故事的不断复述,表明他对边城既定的循环命运的感知和恐惧,以及对这一命运的抗拒和无奈。爷爷的努力最终徒劳,暗示出边城老一代人持守命运的方式,他们有对自身命运的悲剧认知和反抗,但同时又始终无法逃出这一命运的牢笼,一代又一代无力地承受着这一属于自身的命运。他们对命运的承担,是以一种意欲摆脱又无力摆脱命运纠缠的方式呈现的,最终以对命运的被动承受结束。这是湘西世界典型的传统存在形态。本质上言,则是乡下人缺乏主体意志,信天守命,“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生命存在的必然结果。

翠翠与爷爷对命运的承担方式是不同的。过去母亲的悲剧,是翠翠存在的一部分。她的诞生即充满了湘西的浪漫与悲剧色彩。翠翠一开始并不清楚母亲的故事,如同传统的乡下人,她身上同样集结了属于生命本然的天真素朴,“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她是自然的灵长。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翠翠对二老产生朦胧的感情,也是在生命的本然状态中自发而生的。母亲故事对她生活的介入,使得这一自然素朴的生命变得复杂起来。天保提亲,爷爷问及翠翠的意思,翠翠不作声。爷爷便说到了死过了的母亲。看到爷爷眼中的眼泪,她才又惊又怕,心中乱乱的。她还不太懂得爷爷为何会谈及母亲,也不懂得爷爷的忧虑。第二次,是天保提亲不成后,爷爷再次为翠翠说及母亲的故事。这次她开始逐渐领会这一悲剧:“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挪开。”其后,小说情节一步步推进,但并没有接着叙述母亲故事对翠翠的影响。直至小说高潮到来,爷爷去世,白塔坍塌,杨马兵才与翠翠说及一大堆旧事,其中当然包括母亲的故事。“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翠翠对母亲故事的领会,指向的是她对待自身命运的方式。尽管翠翠对母亲故事的领会与爷爷有直接关系,但她对过去的领会方式与爷爷有着很大的差别。母亲的故事是时时刻刻笼罩在爷爷心头上,爷爷处处感受着这一命运的威胁,但翠翠对于这一过去更多是一种认知方式。她虽然是在领受母亲故事的过程中日渐成熟的,但又缺少对这一先天命运的恐惧,她并不将母亲的悲剧与自身爱情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对自身爱情的忧虑也很少如爷爷那样自然牵涉到母亲。这一恐惧的缺乏,说明她对湘西传统的循环性命运有着本能的抗拒。爷爷试图打破原有命运,但终拘囿在信天守命的传统中,他的反抗是被动的,也难逃失败的运命。翠翠的反抗则不同,她甚至没有明确表示她对先天命运的抗争,但是,她的反抗却是主动性的。这是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感受到过去的威胁,她对过去不是如爷爷有着明确的逃避,而是主动的承担,她主动问及母亲的故事,听来感到“神往”。而在明白一切后,她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谢绝了顺顺的邀请,在渡口继承爷爷的事业,等待二老的归来。她对命运的抗拒是在对命运的承担中显现的。与爷爷相比,这一承载命运的方式显得更为复杂,既努力抗争传统命运,又深深持守这一命运。两者之间互依互存,其持守,是在抗争中显现;也只有抗争既定的命运,对此的持守才能实现,抗争指向的是更深层次的持守。

《边城》不仅通过对母亲故事的复述将现时与过去勾连,同时它也将人物的现时与未来牵系在一起,使过去——现时——未来统一在人物当下的存在中。爷爷对翠翠婚事的担忧,不仅是出于对命运循环性的恐惧和抗拒,同时也在于他清醒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而不得不为翠翠的明天操心。爷爷已是风烛残年,他一开始就注定是要逝去的,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是为了他逝去后的存在。与爷爷重在对“逝去”感到焦虑不同,翠翠更多表现出对一个未知世界的朦胧向往。小说中她刚刚出场,在看龙舟时突然想到“爷爷死了怎么办?”天保提亲后,翠翠想象自己出走:“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在明白唱歌的是二老后,翠翠又问爷爷万一自己跑了怎么办。文本一再描写这一相似的细节,显然不是无意识的重复。翠翠对未来不是有着明确的感知,但这一念头又始终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不能挥去,未来似乎是想拒绝也无从拒绝。对于这一将要到来的未知生活,她既不是以一种充满渴望的心情主动迎接,在想象中她始终充满潜在的忧虑,“爷爷死了”带给她的不只是凄凉,更是该如何继续生活的惶惑;但她也不是以一种逃避和拒斥的态度去面对,对于未来她始终有着隐隐的期待。然而,不管爷爷、翠翠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未来有着怎样的犹豫和惶恐,他们终选择勇敢地面对。小说中出现两个雷同的细节:一次是翠翠等爷爷回来不成,哭了许久。祖父对她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一次是在临死前的夜晚,看着就要下的大雷雨,翠翠感到害怕,“翠翠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

《边城》始终浸透了无言的悲怆以及对未知生活的忧虑,但同时,《边城》又不仅仅体现了告别的悲怆,对过去它同样有着另一种持守,试图将自身文化机体中的优秀因子承继下来,将这一世界的根与明天连接起来。在《边城》中,既存在一个过去的边城,又指向当下的、未来的边城。借助翠翠母亲故事的复现与爷爷对现实的焦虑,翠翠对过去的领会与对未来朦胧的预感和潜在的恐惧,边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牵系在一起,并且凸显出这个世界在即将面临转型时如何对待自身命运和传统的问题。《边城》既预示到这一世界正走向崩塌,但同时又竭力保留其中美好的因子,它的指向是双重的,既是对原有命运的改变,同时又是在新的层面做出更好的承继。如同爷爷一直在努力避免悲剧的重演,边城也一直在抗拒着属于自身的古老命运:一方面,它顽强地存在着,试图抵抗崩塌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它固有的循环性和封闭性又不断从内部蚀空它继续存在的机制,使它难以抵抗外部力量的冲击。过去正在不可避免地逝去,如同母亲的故事,还有边城的牧歌性,都已经逐渐消失在时间的进程中,但似乎又依然存在于当下,并且无时不影响着未来的走向。千年来长期处于孤独之中的边城,将如何面对新的转型,这一世界的明天将会走向何方,过去的美好会不会将被历史无情地冲击得荡然无存,还是能保留些在年轻人的梦里血里,并能不断延续下去?如果要保留,又应该怎样去承载这一先天命运?对此,《边城》的命运言说充满了哲学的诗意:应该如何看待命运的存在,它的逝去与承传,它不断消失,又不断涌现在任何当下,人类永远在逃避它的追索,又似乎永远无从摆脱。《边城》通过对一段爱情、一个山城的叙说,将过去与现在紧紧叠印在一起。两者之间互拒互生,努力摆脱过去的阴影,又无时无刻不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极力逃离过去的存在,又是深深为过去所浸透的证明。

《边城》对命运的言说方式,又不只是显现出作为湘西之子的沈从文对湘西未来的忧虑,更与他对自身存在方式的思考紧紧相依。《边城》是沈从文在生命达至一个高峰,并即将面临转折的拐点之作。“生命在成熟中,为自然景物、书本知识,以及一种幸福预期友情与爱情中培育,单一而沉默的逐渐成熟。十七岁以前,过去受伤的心、受伤的灵魂,一面为新的环境及在发展中的一切而小小平复”,然而,“一面那个‘让我回去,让我回去……’的召呼,便依然若来自远处,又如来自近身。边城于是也在酝酿成熟中”。[48]《边城》的创作融注了沈从文对自身生命的当下、过去和未来的审视,而创作期间的回乡,又不失时机地将想象中的边城与现实中的边城联系起来。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他对自身生命的反顾和瞻望于是被紧紧牵系在一起。《边城》堪称沈从文个人的生命救赎之作。这一救赎,不是通过对过去的遗弃,而恰恰是在对过去的持守中实现的。在《边城》的“新题记”中,沈从文将《边城》的创作与对逝去生命的追忆联系在一起:

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49]

这“几种印象”包括曾经在崂山碰到的报庙招魂中的小女孩,回乡见到的绒线铺小女孩,当下身边的妻子。过去与目前生命中的印象叠印在一起。显然,过去对于《边城》的创作不是单纯回忆性因素,而是构成了当下的生命存在,正如母亲的故事对爷爷和翠翠的意义。这正是沈从文一再提及的“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创作《边城》时的沈从文已经不同于过去的“我”,然而生命中始终又有着不能为现实填补的空缺,因为“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50],只有在对过去的追溯中,才有可能填补生命的空缺。“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边城》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51]沈从文又将《边城》创作称作是“人在北平心回乡下一种记录”,对生命的救赎,不是通过对过去的遗弃,而恰恰是在对过去的持守中实现。追寻过去,是为确证当下的自我:“二十二年从青岛转回北平,我结了婚,身和心都仿佛有了着落,又仿佛依然还到那个原来地方去,且将用不同方式进行。这是一条多远的路,一种多麻烦的行程!九月结婚,十一月《边城》写到一小半时,当真即向家乡跑了。《湘行散记》诸篇章,就是这次行旅的日常报告,是人在中途心在北平的一种记录。回到北平续写边城,又恰恰是人在北平心回乡下一种记录。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模型虽很小,素朴而无华,装饰又极简,变化又不多,可恰恰和需要相称。”[52]《边城》可谓沈从文的生命返乡之作,虽然走出边城,进入另一世界,是在摆脱地狱般生活,但是个体存在始终无法摆脱过去,并且需要不断反顾才能确证当下生命的意义,过去以另一种形式始终潜伏在内心深处,如同翠翠、爷爷对母亲命运的领受。

解放后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详细谈到了他过去生命经验与创作的关系:

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小商店的小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得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

说现实,我所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我可受了三年五年这种现实教育。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

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的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还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

这份教育既在无可奈何中承受下来,外面环境又还永远在变,生命于是不能不随同流转。在各种失业情绪经验生活挣扎下,作无定向流转。到处是伤,却并抚治伤处机会也得不到。小客店的寄寓,长时期的落雨,陌生的人,无情的社会,我如一个无固定性的小点置身其间。……于是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可不是你们生长于城市寄生于家庭,在生活上小小得失上作的那种微笑,完全不是!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

这个发展既酝酿于成熟的生命中,自然会同时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生活,一看即显然的。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合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53]

“过去”无时不存在于沈从文生命的当下。他出走湘西,是对过去地狱般的生活的抗拒,但这一抗拒又并非背叛,抗拒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承继,抗拒同时是深深的沉沦。这是沈从文存在的鲜明特征:既一直努力抗拒先天命运,同时又甘心承担这一属己的悲剧命运,一生坚守“乡下人”的价值标准,愈到后来,愈感到这一先天命运的不可遗弃,“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他在不断的否定中持守本真的存在。只有坚持改变,本真才有可能持守;也只有在持守中,这一改变才是有意义的。在《湘行书简》中,他曾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人生活前后太不同,记忆的积累,分量可太重了。……但境遇的两重,对于一个人实在太惨了。我直到如今,总还是为过去一切灾难感到一点忧郁。……那些死去了的事,死去了的人,也仍然常常不速而至的临近到我的心头,使我十分惆怅的。”[54]改写后的《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的结尾这样写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55]《边城》是将“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56]在这一看似人性充盈的世界背后,始终贯注着沈从文早期孤独而痛苦的生命感受。朱光潜也曾敏锐地感到,《翠翠》(即《边城》,《翠翠》为英译本书名)“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57]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并非真正的桃源,毋宁说它是一个历经劫数后为自身受伤心灵所构筑的一个生命家园。其美,是历经无数痛苦之后的升华后的美,是将苦痛屈辱用温柔的文字包裹后的美,其间浸润了沈从文对自身命运、对生命的深深悲悯感。自此后,传统牧歌式的湘西就不再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沈从文也逐渐由具象化文学创作转向抽象化的哲思探寻,《边城》成了他关乎湘西的“最后一首抒情诗”,它宣告沈从文一个生命段落的结束。

《边城》与《湘行散记》一样,既承载了沈从文以往湘西叙事的主要因素,同时又是对以往湘西叙事的改变。一方面它延续了早期对乡下人近乎自然生命形态的肯定,在其中沈从文看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与他个体生命体验及与生俱来的湘西文化存在息息相关,而这一存在基本是“游离现代”的;另一方面,立足于“现代”的立场,从启蒙理性的角度观照,沈从文也发现这一存在与民族现代化进程不相和谐的一面。对湘西及整个民族前途的忧虑,加剧了他对这一自然生命的审视,并且意识到这一“不悖乎人生形式”的人性却不能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甚至不得不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的残酷现实。《湘行散记》对乡下人生命及湘西世界存在的反思,《边城》中透出的深重悲哀乃至对湘西未来的无比焦虑,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导致沈从文不能继续如早期单纯地构筑一个“神之尚存”的湘西世界,在乡下人的对比下,城里人、现代人缺少了“人”的味道;但拥有着优美健康人性的乡下人却又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缺乏推动民族、国家进步的力量。沈从文思想中出现的这一困境,实源于其思想中内因外缘相碰撞时的纠结。在沈从文这里,内因与外缘实在有着太大的差异,两者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当一种湘西巫楚文化承传以及在此中熏染而成的个体独特精神气质和生命经验,进入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遭遇到现代文化思想的冲击,沈从文由最初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异,到日渐换取后者眼光审视前一种文化存在。换言之,当他最初从湘西进入都市,他首先感受到的是作为一个乡下人在生命存在形态上是如何不同于一般的现代人都市人,此时生命中的内因与外缘不断冲撞,这一冲撞也促使他不时反顾其原初生命,直至他开始反思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存在。他的“乡下人——城里人”模式,对乡下人生命存在的褒扬和对现代人存在的批判,都是源于个体独特的湘西文化承传,是以自身生命为基点;而对乡下人生命及湘西存在的反思,则是源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文化,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点进行的。两大文化思想因子的共存,导致沈从文在“人”的问题上既不能停留在早期单纯的“乡下人”价值立场,也不能一味走向“现代”。面对这一两难境地,沈从文必须做出新的思考。而如何寻求一种更好的生命存在,重构一新的生命形态:既不悖于生命自身的原则,也不悖于具体的历史原则;既不固守传统的神性,也不遗弃这一神性,在承继的基础上寻求新的改变,这成了沈从文下个时期思考的重心。

[1] 沈从文:《沉默》,《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5-108页。

[2] 沈从文:《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3] 与此相关的一个改变还有创作中苗族文化被消解。这一现象已为多数论者所注意到,但对此的分析各不相同。如凌宇先生在《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论》中也注意到:“写于1932年的《凤子》,是沈从文最后一篇直接标明人物与故事的苗族身份与特征并以苗族的现实生存方式为题材的小说。”而“到1934年的《边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并且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再未得到恢复。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不知是否沈从文借此强调其笔下‘湘西世界’的普遍性意义?”参见凌宇《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刘洪涛也指出:“1933年后沈从文创作中苗族文化的消解现象。”参见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兼论80年来的沈从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 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5]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6]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7] 参见吴世勇《论影响沈从文创作的六个因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知网2005年。

[8] 沈从文:《湘行书简》,《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9] 沈从文:《湘行书简?水手们》,《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10] 沈从文:《湘行书简?第三张……》《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

[11] 沈从文:《湘行书简?河街想象》,《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12] 沈从文:《湘行书简?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页。

[13] 沈从文:《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8、189页。

[14] 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15] 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16] 沈从文:《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5、246页。

[17] 沈从文:《湘行书简?过梢子铺长潭》,《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18] 沈从文:《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5页。

[19]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0] 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21] 沈从文:《湘行散记?箱子岩》,《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22] 沈从文:《湘行书简?过新田湾》,《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23] 沈从文:《湘行书简?夜泊鸭窠围》,《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24] 沈从文:《湘行书简?泊缆子湾》,《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25] 沈从文:《湘行书简?鸭窠围的梦》,《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26] 沈从文:《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8、189页。

[27] 沈从文:《湘行书简?过新田湾》,《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2、213页。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28] 沈从文:《湘行书简?箱子岩》,《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0、281页。

[29] 沈从文:《湘行书简?潭中夜渔》,《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8、179页。

[30] 沈从文:《湘行书简?鸭窠围的夜》,《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

[31] 沈从文:《湘行书简?箱子岩》,《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32] 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33] 沈从文:《湘行书简?夜泊鸭窠围》,《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34] 沈从文:《湘行书简?泊杨家岨》,《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4、175页。

[35] 沈从文:《湘行书简?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36] 沈从文:《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

[37] 沈从文:《湘行书简?感慨之至》,《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38] 参见〔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39] 沈从文:《致张兆和——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40] 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4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42] 〔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43]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44]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45]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46]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47]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48]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49] 沈从文:《边城?新题记》,《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50]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51]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0、111页。

[52]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53]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10、11、14页。

[54] 沈从文:《湘行书简?泊杨家岨》,《沈从文全集》(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4、175页。

[55] 沈从文:《贵生集》,《沈从文别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264页。此段话在全集收入的《贵生》中不见。

[56]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57]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原载《花城》第5期,1980年5月,转引自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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