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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郡县的含义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20-07-05百科知识联系我们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郡县的含义_两汉民族关系史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王朝,很快地在农民起义的风云中崩溃了。继之刘邦建立了汉王朝,经过六十余年的经营,到武帝时达到了新的高峰。《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其核心就是中央集权。是时,边地民族问题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汉封建国家无法回避了。“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1]以边地问题而论,北防匈奴“寇盗”,并大力经略西南夷,筑南夷道,开西夷道,继而设置郡县,这一切都需要经费,并从盐铁,酒榷均输所得中开支,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不宜说是由于边地问题而“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采取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因是控制更大se就是色范围的更多财富,加强中央集权,不过边地问题却也促进了这一历史进程。

正因为边地民族问题成为关系着封建地主国家中央集权能否巩固乃至深入和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相应地设立了一些机构和职官,如鸿胪。《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se就是色、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据《西汉会要》所录大鸿胪属官除大行令、译官、别火外,尚有主客[《金日传》:“上诏(金)岑拜为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属鸿胪,主胡客也。”]、大鸿胪文学(平当)、大行治礼(《王莽传》:“公宾就故大行治礼。”)、大行治礼丞(平当)、大行卒吏(《儒林传》)。

又有典属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并大鸿胪。”[2]

除这些机构和职官以外,还有一些制度,诸如议边事之为常例,由于与边地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和亲的问题、或和或战的问题、移民安边的问题、筹措边费的问题,或开道、屯田、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而涉及的问题等等,就有朝议。赵充国“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3]。四夷有事,则有廷议。(www.tshiny.cn)对四夷君长封王也成为一种定制。西域“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4]。在南方,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曰:“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se就是色勿使失职。”[5]又十一年五月,封尉陀为南粤王;十二年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封闽君摇为东海王,“世号东瓯王”[6]。这是汉初收拾残局,稳定局面,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之时,而到武帝集权大大加强时,所谓“王四夷君长”之制仍旧相沿,不同者,“四夷”之地建立了郡县。从西南来看,“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7]也有从原来的侯升为王的,如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诏说,“町侯毋波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町王。”[8]

除封王之外,亦有封侯的。“昔《书》称‘蛮夷帅服’,《诗》云‘徐方既徕’,《春秋》列潞子之爵,许其慕诸夏也。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襄城之封,虽自外徕,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9]又:“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上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10]武帝时在西南有封侯的,如町侯、漏卧侯,等等。

既有王侯之封,故有叙位之议,如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11]。《汉书·萧望之传》载:“初,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贡,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王侯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即奉藩称臣。

由于边地民族问题在政治生活中占有较突出的地位,于是或镇压边地民族反抗,或平息边地民族统治者对中原的骚扰,或率师开道置郡,等等,从而出现了“伏波将军”“拔胡将军”“度辽将军”“祁连将军”“破羌将军”“护羌将军”等专衔。

综上所叙,由于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边地民族问题提到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生活中来,处理是否得当,对其政权关系极大,于是在中央设相应的机构和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边疆民族区域逐步实行了边郡制度,核心是郡县,这与内郡一致,然而因地理、民族,尤其是因社会经济结构与内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边郡打上了时代、边疆、民族等标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郡,有称“边郡”的,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

有称“初郡”的,如《史记·平准书》说: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又《大宛列传》说:

置益州、越、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

又《汉书·食货志》载:

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有称“新郡”的,如桓宽《盐铁论·地广篇》载:

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

大抵由于郡设在边地,而称边郡,因郡系初置而称初郡,如《史记·平准书》司马贞《索隐》所言“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又因为是新设之郡,故称新郡。边郡、初郡、新郡所指同为一事。唯称初郡、新郡,仅有初置或新置之意,而称边郡,则有别于内地的郡,即反映了边疆和民族的特点,由此看来,称为边郡是适宜se就是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