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崩溃的中原经济获得复苏的奥秘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19-07-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5 次

濒临崩溃的中原经济获得复苏的奥秘_两汉民族关系史

西汉时期,战事一开,费用日增。诸如通西南夷道,动辄数万人,“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加上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费用激增,仅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一次赏赐黄金(今之铜)就达二十余万斤,士马死者十余万,致使“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元朔六年的用费就达百余巨万。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山东水灾,民饥,“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南新秦中(长安以北,朔方以南)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12]。可以想见,战争和天灾对当时正向上发展的西汉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

当时的情况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13]。对汉来说,是整个经济濒临崩溃,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为了拯救危机,使经济复苏,并将战争进行下去,封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首先,采取卖爵筹款的措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国库虚耗,而下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之诏,名曰武功爵,这一下虽说救了燃眉之急,却使“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费”。另外,由于战争持续进行,形成“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谪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14]。这一办法只不过是照顾眼前的利益,是挖肉补疮的办法,既不可多用,更不宜常用,因为它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www.tshiny.cn)其次,鼓励富者募捐以资军费。汉军数出与匈奴作战,用费巨万,军费吃紧,正当此时,经营和放牧羊群的卜式上书,愿将家财之半捐给国家。汉武帝派人问卜式缘由,卜式言:“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然其要求没有同意,卜式归里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此后,以卜式为郎,为齐相。至汉发二十余万人击南越,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于是天子下诏:“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以此“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15]。这项措施,经济上的效益并不很大,却在政治上起到了原来所意想不到的作用,即宣扬“忠君”精神,报效国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把各阶层的人都调动起来为国出力。

再者,“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汉武帝即位之后,国家“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16]。为了国家专铸,取缔私铸者,于是利用“是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的条件,制造两种货币。一是皮币,即用“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17]。二是“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18]。其法再苛,亦有犯者。不过,国家专铸钱币,严禁私铸,这对稳定经济和市场,缓和经济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

第四,专利盐铁酒,限制商贾。煮盐、冶铁、酿酒,国家专营,其利国家专有,这是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汉武帝时更显其重要性。当时规定:“敢私铸铁器鬻盐者,荝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并派盐铁臣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19]。汉廷抓住了财政命脉,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

封建国家更造钱币和专利盐铁之后,商人又“多积货逐利”。公卿或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下,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20]这样既保障了守法商贾的利益,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贾的不法行为,子是农、工、商三者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原来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国家则乘此机会大捞了一把,“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益广开,置左右辅”[21]。即用平准、均输乃至没收等措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虽说这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国家同商人、豪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五,屯田戍守也是其措施之一。汉连年用兵,千里馈粮,都靠大农,而“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长此以往,绝难将战争进行下去,退一步讲,只将原有边塞亭障巩固下来也是困难的,所以采取了“上郡(今陕西榆林、米脂间)、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西河(今准格尔旗南)、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2]。在南夷有屯田,在西域都护下的渠黎、轮台诸地有屯田,其实大凡建立郡县或设有属国之类机构的均有屯田,则以“开田之官广塞之卒戍而田也”[23]。而屯田大抵为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它既避免了千里转运之苦,又保障了边地戍卒的生活,减轻了财政压力。同时,也巩固了对新建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郡县、属国的统治,从而开发了边疆,使较先进的汉族文化得以传播。

第六,盛养马匹以支持战争。战争需要大量的战马,尤其汉同匈奴的战争中非骑兵不可,而一次就要马十几万匹,甚至更多,而每一战役的损耗量也极大,损失几万乃至十几万匹是常事。所以,战马之能否源源不断地供应,这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大事。在这方面,西汉政权作了极大的努力。“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24]其次,“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25]。光损耗,不繁殖当然不行,而从发展畜牧业即治本开始,才能避免断供。

第七,推广代田法,发展农业。汉武帝晚年,封丞相韩千秋为富民侯,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所谓“代田”就是突破用耒絃发土后,撒播谷种不分行列的“缦田法”:“一亩(直测,横一步,纵二百四十步;方测,横十五步,纵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宽一尺深一尺。一步宽六尺,三畎每年换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发出的土置畎旁,称为垅。谷种播畎中,苗逐渐长大,耨草时拨垅土培苗根,到盛暑,垅畎都平,根深不畏风旱。”另外,赵过还创新了耦犁(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牵引二牛,即二牛三夫),每年可种五顷田;又用耧车下种,一人一牛,一天能下种一顷。应用上述技术,比原来的缦田每亩多收一石或二石。唯一般农民无牛,赵过就做人力犁。人力多每天可耕三十亩,人力少亦能耕十三亩[26]。汉武帝就将“代田法”和新农具推广,“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27]。实行“代田法”的地区除今日陕西之外,所言边郡、边城,拟当包括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安定、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或诸边城,范围不算不广。“代田法”的推行,使农业有了一个大的进步,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过,战争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至少战争对“代田法”的产生起了催化作用。

封建国家由于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或政策,不仅度过了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而且使农工商以及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汉书·货殖传》载:“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千瓮以酿),醯酱千缸,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腇者千枚,铜器千钧(三十斤为一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轍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奴婢),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羂布皮革千石,腇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鎦千斤,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西汉封建国家之所以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使社会经济出现如此情况,关键是“能择人而任时”。当时选择了些什么人呢?他们用的是“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载: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当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稍迁至齐相,语自在其传。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至大司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28]。又《史记·平准书》: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鏎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汉统治者就是任用这样一批具有真本事的行家、实干家,使濒临崩溃的经济复苏起来,并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赢得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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