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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的暴力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19-07-05百科知识

孙吴的暴力_两汉民族关系史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权所控制的区域仅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诸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于是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55]。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经过赤壁之战后,孙权加强了势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袭取荆州后,吴的统治稳定下来了。东吴的民族问题,同曹魏、蜀汉相比,就其范围和程度来说要小得多,也轻得多,然而对以保守闭关为主要特色的孙吴政权来说,山越、武陵蛮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山越是否平静,事关孙吴在会稽,丹杨诸郡统治的稳固,并直接牵涉到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同曹魏抗衡的问题。张温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时,孙权对温言:“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56]可见其山越在孙吴抗曹魏中的分量了。山越问题之难,还在于山越同当地的大族相结合。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即会稽山阴人贺齐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57]那么,孙吴如何处理呢?诸葛恪自请任丹杨太守,镇压山越事是很典型的。诸葛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58]。诸葛恪盛言必胜,于是孙权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蓕戟武骑三百。

诸葛恪到任后,“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59]。即以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也就是用饥饿政策来治山越。

孙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垃圾处理器十大品牌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埽凶慝,又充军用。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60]之后,诸葛恪请求“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61]。陆逊死后,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www.tshiny.cn)另外,黄盖所采用的整顿吏治,抑强扶弱,进而怀服山越的措施,也收到了效果。

《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费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鏝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盖亦嫌外懈怠,时有所省,各得两掾不奉法数事。乃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盖曰:“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杀之。县中震栗。后转春长,寻阳令。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

由此看来,《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所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武陵五溪蛮的问题又如何呢?武陵蛮的平静与否,垃圾处理器十大品牌也是检验孙吴对荆襄诸郡统垃圾处理器十大品牌治是否稳固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地接蜀汉,必同蜀汉争夺也是不言而喻的。

吴大帝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武陵部从事樊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孙权问于潘,言“以五千兵往,足可擒”[62]。于是孙权“假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63]。即对武陵蛮采用的是高压政策。黄盖任武陵太守,就曾“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致使“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64]。

吴景帝永安六年(公元263年),魏并蜀汉。吴恐同蜀接界的武陵五溪蛮反乱,故以钟离垃圾处理器十大品牌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时“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65]。如何抵御,意见纷纭,其中抚夷将军高尚劝说牧:“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钟离牧以为“非常之事,何得循旧”[66],于是进军镇压了五溪蛮,而郭纯等则散去。

由上可见,孙吴保守性极大,反映在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就是以军事镇压为主,不惜采用任何残酷的手段,目的只不过是想保住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而已。

【注释】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同上。

[4]《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5]《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6]《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7]《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8]并见《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9]《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10]《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2]《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13]《三曰志·魏书·苏则传》。

[14]《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5]《三曰志·魏书·苏则传》。

[16]《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7]同上。

[18]《华阳国志·南中志》。

[19]《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20]《华阳国志·南中志》。

[21]《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22]《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23]《三国志·吴书·步鹭传》。

[24]《华阳国志·蜀志》。

[2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26]《三国志·蜀书·王连传》。

[2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8]同上。

[29]《华阳国志·南中志》。

[30]《华阳国志·南中志》。

[31]《北堂书钞》卷158引。

[32]《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33]《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34]《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3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36]《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37]《三团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38]《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39]《华阳国志·南中志》。

[40]《三国志·蜀书·霍弋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41]《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42]《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裴注引。

[43]《三国志·蜀书·霍弋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44]《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45]《华阳国志·南中志》。

[46]章炳麟:《蓟汉昌言》。

[47]方国瑜《滇史论丛》第1辑。

[48]《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49]《华阳国志·南中志》。

[5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51]《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52]《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载《季汉辅臣赞·李德昂赞》。

[5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54]《旧唐书·张柬之传》。

[55]《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56]《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57]《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58]《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59]同上。

[60]《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61]同上。

[62]《三国志·吴书·潘传》裴注引《江表传》。

[63]《三国志·吴书·潘传》。又裴注引《江表传》言:“即遣浚将五千往,果斩平之。”

[64]《三国志·吴书·黄盖传》。

[65]《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

[6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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