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第一次为少数民族树碑立传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19-07-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17 次

司马迁第一次为少数民族树碑立传_两汉民族关系史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开一代新风的著作,用郑樵的话来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20]。而赵翼言“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1]。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那么,《史记》对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方面的论述如何呢?回答是肯定的,同样是一个新颖的观点,是一个新的体例。

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22],也包括少数民族的往事和来者,故《史记》有各族之传,即:

自三代以采,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www.tshiny.cn)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二。

…………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司马迁之所以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其近因或者直接的原因是“设备征讨”。周边少数民族或奉藩贡职,或葆守封禺为臣,或保塞为外臣,或请为内臣,抑或通使往来。它们都是汉封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同汉的关系比较密切。一看就知道,他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却有同为一家之情。后来许多史家将少数民族传集中在书末,当网络挂机作附录,在他们看来,边疆少数民族是“别种殊域”,与汉族,与中原不能同列,由此可见,司马迁之站得高,看得远。

另外,司马迁将同这些边疆少数民族有关的人物传,大都置于有关少数民族传之后。即: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更进一步,司马迁将张骞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事,一并在《大宛列传》中叙述,没有另立其传。[23]这正反映了司马迁不信邪,不屈从于豪势之下,敢于“据事直书”,所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博览群书,继承文化遗产,这是其一。“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24]作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实地考察,以经过验证的事实为依据,这是其二。他所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南灭吕嘉,西南夷列郡县而治,东北立玄菟、乐浪两个边郡,并列河西四郡,且已经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与匈奴大规模的战争也已经过去的时期,所以,这一切司马迁都耳闻目睹,这是其三。司马迁父亲死前,对他说:“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对此刻骨铭心,这是其四。最后就是他有“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成一家之言”的坚定抱负。[25]

如此说来,赵翼说:“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26]不但不是司马迁的什么“不足”乃至“错误”之处,而且恰是司马迁对待事物、对待少数民族的伟大而难能可贵之精神所在。

当然,在次序的编排上,也有例外,如把“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27]就是一例。

司马迁为少数民族所立的传中,除了“据事直书”外,其书中所述各民族之社会、生产、风土人情等等,读了之后,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西南夷列传》为例: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鎓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鎓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整个西南夷,从地域讲,分为夜郎、滇、邛、辒、昆明、徙、都,冉、白马等七个部分。从社会经济生产看,有结,耕田,邑聚和大君长,即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生活的夜郎、滇、邛都为一类;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即过着无君长,从事畜牧,不定居的辒、昆明为一类;有大君长,或农或牧,或农牧兼营,定居或半定居的冉、徙、都和白马为一类。从民族渊源讲,除夜郎之外,大都属于氐羌。另外,这七个部分因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情况各异的区域,同汉武帝时所建立的柯、益州、越辒、沈黎、汶山、武都等六郡相呼应,前后浑然一体。如果没有据实直书精神,没有广博学识和较深入的实地考察或研究,这样的详述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贵在他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人。

司马迁对待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态度,前人曾提出质疑,现在就来考察一下。关于汉与匈奴的战争问题,司马迁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8]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到“是以建功不深”一节如何解?司马贞《索隐》言:“谓说者谋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时权幸,但务进其说,以自便其偏指,不参详终始利害也。”[29]也就是说,对匈奴用兵,只不过是将其利害和后果置于不顾,贪“求一时权幸”而发动的。二是对“尧虽贤”至“唯在择任将相哉”一段如何解?张守节“正义”言:“言尧虽贤圣,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30]即不但说任人不当,也言“多伐匈奴”之有问题。

先说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西汉前期,两者之间,汉处于忍辱、退让、和亲的被动地位,经过文、景之间的恢复发展,特别到了汉武帝时,情况便有了根本变化,即从被动局面一跃而拥有了主动权,这样就在物质上、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汉有能力有信心在对匈奴作战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匈奴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发展的阶段,特别富有掠夺性,加上匈奴“非有城郭田农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31]。如果碰上恶劣气候,畜群遭灾,就更加富有掠夺性了。正因为如此,尽管同汉和亲,按时得到粮食,衣物的赠予,但仍然对中原不断进行劫掠,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32]。很明显,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与匈奴奴隶社会所固有的掠夺性之间的较量,这就决定了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如此说来,从汉与匈奴之间的整个战争来讲,不存在由于个人的邀功求幸所发动的问题,而是在战争过程中,有的人是抱着一人一家之宠荣参加进去的,并有许多丑恶表网络挂机演,如李广利之徒就很典型,但两者是应该分开的。

至于说到司马迁用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以攻当代之罪”的问题,确乎有之。因为当时确有那么一批人,为了邀功,为了荣华富贵,自不量力地往最高统治阶层里钻,有的竟然也得逞了,而真有将相之才的人,或被埋没,或得不到重用,如李广就是一例。可见司马迁之“攻当代之罪”是有根据的,也正表现了他“据实而书”的气质。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围绕着对匈奴战争而用人,从主流方面是应该肯定的,择之不善、用之不当的是非主流的一面。我们不能不说,太史公在这个问题上,不免受到了个人对汉武帝情感上的恩怨的影响。

其实,他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论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这里免不了有讥讽武帝之迹,但从他认为对匈奴的战争是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之故这一点来看,则可知司马迁其言并非单纯为讽喻武帝而发。

司马迁为什么能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呢?概括地讲,就是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司马迁继承了秦汉之前的大一统的思想,也就是先王之制,即祭公谋父谏阻穆王征犬戎时所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罚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33]也就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这是一个整体,其中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及荒服五个层次,由里及表,各有情况,在这个网络挂机多层次的整体内,所言荒服地区的犬戎氏等等,没有歧视以至诬蔑的意思,不管是要服区的蛮夷,或荒服区的戎翟,都是天子辖下的一员。司马迁所继承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当然,时代前进了,西周时五个层次的国家同西汉多民族多层次的集权国家,从阶级属性、体制等方面有了质的不同,但是,多层次多民族这两点上却为秦汉所继承,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司马迁对上述两方面的继承反映在哪里?先说统一整体问题。他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34]即不管事越或至齐,都干得很出色,对此司马迁非常赞赏。他对屈原的感叹则更为突出,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35]太史公对屈原之文章和为人,十分钦佩,而对屈原“自沈渊”十分惋惜,故有“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慨叹。这说明在司马迁的头脑中,有一个整体观念,不管秦、楚及各国,都在一个整体之内,屈原为何寻其短见?其感叹是深沉的。

至于说到少数民族,司马迁特别把滇王看作是楚之苗裔,“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36],“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37]。他对邹阳上书也是欣赏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秦用戎人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司马迁评论说:“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38]以事为主,不以族分,这是值得继承的,司马迁正是这样。

司马迁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观点,他说:“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9]言东西南北,各有特产,农工商贾各任其能,竭其力,以所多易所鲜,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犹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符合规律,时势所使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冲破了地域和民族界限向前发展着。

当时,“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40]。又以关中而言,亦是“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南御滇、、僮。西近邛、,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41]。这类关系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这不仅使中原汉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加强了,而且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源源不断引入中原,不言而喻,中原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是什么力量促成如此状况?症结在于士农工商的“求富欲”,司马迁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42]这是司马迁观察和认识社会的基点,或者说是他的时势观、社会发展观。正是这种时势的发展,导致了汉族内聚力的强化,而边疆少数民族内向力的增长,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不断地参与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这是司网络挂机马迁所耳闻目睹的,自己是当事人行列中的一员,这也是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客观条件和思想基础的重要方面。

相关文章:

    东南亚新闻网
    11月精选基金推荐基金小白零基础入门网贷暴力催收去哪里投诉?8种手段可以帮你销售渠道 销售渠道的发展趋势横河模具 尿中有泡沫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世界杯 中国进过几次世界杯二八现象 二八定律的二八现象天猫精灵 天猫精灵怎么控制不支持的电视英唐智控 | 电子分销龙头竟然吞下了日本光刻机公司山东药玻 急等 600529山东药玻要不要走300108股票 股市中的双龙抢珠是什么意思?手机股票软件下载 有什么手机软件可以在手机上进行股票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