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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大姓和夷帅的结合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20-07-05百科知识联系我们

西南夷大姓和夷帅的结合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马相、赵祗分兵入蜀。刘焉为益州牧。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璋继任,内部矛盾重重,而外又有劲敌,因此无暇顾及,这样就没有力量来经营南中。

南中大姓势力至此时,已经坐大,当然这非一日一时所致。早在公孙述据蜀时,就已乘时而起,初露头角,其力量已不可小看了,“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井加褒赏”[64]。因而到蜀汉时,大姓势力已在左右南中局势。李恢“任郡督邮,姑夫爨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后贡恢于州”[65]。这时董和身为益州太守,“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66]。他治郡确属温和,比较注意民族关系的融洽,然而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方土大姓势力强大,不得不迁就,乃至爨习不法却只好“寝而不许”,将举劾爨习的李恢送到刘璋处,息事宁人,讨好双方了事。

武帝时设郡县,任命太守令丞,随后汉族移民接踵而至,而那些所谓有身份的汉人,到南中后,逐步经营,自成系统,形成统治者所依靠的力量。那些至南中居官的人中,有的亦落籍下来,随decision的用法着岁月的流逝,他们成为方土大姓,而原屯卒、屯户大都成了他们的部曲,这些人在东汉时就已不少。

设郡县时并对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册封为王侯,借以联系该郡境内的居民。在民族战争中,统治者往往利用他们实行“以夷攻夷”的所谓策略,从中渔利,其后果是加深了民族压迫,至于毒化民族关系自不待言。有时去消灭某些上层,去增强另一些上层的力量。另一方面,封建中央统治者封王侯之类,是想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实际上也取得了效果。但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扶持了这些民decision的用法族的王侯,使其势力日益增长,形成后来的所谓夷帅等等。(www.tshiny.cn)方土大姓与夷帅的结合,使二者如虎添翼,力量空前膨胀,又碰上中原分裂,大姓乃利用此机,大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具体说就是同孙吴交好,而联合抗蜀。而吴国领交趾,向南中展开政治攻势,原来士燮受汉王朝之命任交趾太守,建安末,孙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投吴,为左将军,仍领交趾,而南中大姓之首雍与吴联系,士燮诱导益州豪姓雍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也载:“益州大姓雍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宜恩抚纳。”又:“南中豪帅雍据益州反,附于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67]这样,吴也利用以雍为代表的南中大姓,来牵制蜀的力量,当然也反映出占有南中的愿望。而以雍为代表的南中大姓,则利用吴的力量牵制和削弱蜀的力量,以便雄踞南中,只要有可能,还要通过进攻来扩张其势力。

就这样,南中大姓与夷帅结合,形成共同抗蜀的局面。情况是这样的:“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遂鵮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送裔于权。”[68]又《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载:“雍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书六纸,解喻利害,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其桀慢如此。”[69]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手段来组织进攻蜀汉的各种力量,如“益州夷复不从,使孟获说夷叟曰:‘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斗,斫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为然,皆从。斫木坚刚,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获以欺夷”。[70]之所以能将“夷民”鼓动起来从,用欺骗手段起了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能欺骗,是利用了客观存在的由于民族压迫而引起的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否则是骗不了的。

除了益州郡大姓的抗蜀和进攻外,还有其他郡大姓夷帅亦抗蜀,柯郡的情况也是如此。“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夏,柯太守朱褒拥郡反。”[71]朱褒为什么“拥郡反”呢?“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按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辒,欲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72]。常房未有确证,即拿问朱褒,至少轻率,从而加速了朱褒的抗蜀。诸葛亮以很大的代价,即以诛常房诸子、流放其弟等来稳定朱褒,然雍等的抗蜀攻势已经展开,而蜀汉显得无力,于是大姓们乘时应雍抗蜀。

越辒郡的情况是以夷帅高定为首的“夷民”力量抗蜀。先主拜严为犍为太守。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越辒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73]。“章武三年(公元223年),越辒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杀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辒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74]。《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说:“先主薨后,越辒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后来龚禄也为越辒“夷人”所杀。

总之,益州、柯、越辒互为犄角,大姓夷帅结合攻蜀之势已成。

整个东汉时期,尤其是和帝以后,大有枝强干弱之势。刘昭言:

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异。虽连帅相司,牧伯分长,而封疆置限,decision的用法兼庸有数,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远近维缉,群后克穆,共康兆庶。爰及周衰,稍竞吞广,邦国侵争,递怀贪略,犹历数百年,乃能成其并一,岂非树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开设郡县,孤立独王,即以颠亡。汉祖因循,虽不顿革,分置子弟,终龛诸吕之难,渐剖列郡,以减大都之权。后严安之徒,犹慷慨发愤,谓千里之威,即古之强国,虑非安本无穷之计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数百,威望轻寡,得有举察之勤,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识治之主,故无取焉尔。世祖中兴,监乎政本,复约decision的用法其职,还遵旧制,断亲奏事,省入惜烦,渐得自重之略。因兹以降,弥于岁年,母后当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动。如海溃弊,财尽力竭,纲维挠毁,而八方不能内侵,诸侯莫敢入伐,岂非干强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灵在位,横流既及,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算,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夫圣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谋,传其典制。犹云事久弊生,无或通贯,故变改正服,革异质文,分爵三五,参差不一。况在竖鎚之君,挟奸诈之臣,共所创置哉!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无祀地;魏祖据兖,遂眐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75]

对刘昭所论,我们战国以前情况置而不论,如果说东汉前期还是“干强枝弱,控制素重”的话,那么后期则处于枝强而干弱了,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无祀地;魏祖据兖,遂眐皇业”。这是很令人信服的。

【注释】

[1]《后汉书·乌桓传》。

[2]《后汉书·乌桓传》。

[3]同上。

[4]同上。

[5]《后汉书·张奂传》。

[6]《后汉书·刘虞传》。

[7]同上。

[8]《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9]《后汉书·祭彤传》。

[10]《后汉书·祭彤传》载:“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

[11]《后汉书·鲜卑传》。

[12]同上。

[13]同上。

[14]《后汉书·鲜卑传》。

[15]同上。

[16]同上。

[17]《后汉书·鲜卑传》。

[18]同上。

[19]《后汉书·西羌传》。

[20]《后汉书·西羌传》。

[21]同上。

[22]同上。

[23]《后汉书·西羌传》。

[24]同上。

[25]《后汉书·西羌传》。

[26]同上。

[27]同上。

[28]《后汉书·西羌传》。

[29]《后汉书·段传》。

[30]同上。又《后汉书·西羌传论》中作“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

[31]《后汉书·段传》。

[32]《后汉书·虞诩传》。

[33]《后汉书·段传》。

[34]《后汉书·张奂传》。

[35]《后汉书·西羌传》。

[36]《后汉书·虞诩传》。

[37]《后汉书·傅燮传》。

[38]《后汉书·西域传论》。

[39]《后汉书·班超传》。

[40]《后汉书·西域传》。

[41]《后汉书·西域传》。

[42]《后汉书·班勇传》。

[43]《后汉书·班勇传》。

[44]同上。

[45]同上。

[46]同上。

[47]《后汉书·西域传》。

[48]同上。

[49]《后汉书·南匈奴传》。

[50]同上。

[51]同上。

[52]《后汉书·南匈奴传》。

[53]同上。

[54]同上。

[55]同上。

[56]《后汉书·南匈奴传》。

[57]《后汉书·陈龟传》。

[58]同上。

[59]同上。

[60]《后汉书·南匈奴传》。

[61]同上。

[62]《后汉书·南匈奴传》。

[63]《后汉书·南匈奴传论》。

[64]《后汉书·西南夷传》。

[65]《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66]《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67]《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68]《三国志·蜀书·张裔传》。

[69]《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70]《华阳国志·南中志》。

[71]《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72]《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7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74]《华阳国志·蜀志》。

[75]《后汉书·百官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