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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奉藩称臣_两汉民族关系史

时间:2019-07-05百科知识

匈奴奉藩称臣_两汉民族关系史

如果说汉初六七十年间,为汉匈决战创造了条件,那么,宣帝时匈奴奉藩称臣朝贡则是武帝时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必然结果。

(一)联乌孙以攻匈奴之右地

大规模的战争过去了,双方耗费很大,无力再进行战争,这样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双方为争夺西域,特别是争取乌孙的活动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谁争取到乌孙,则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并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

乌孙在西域势力极大,它拥有十二万户,六十余万人,精兵近二十万,他们随畜逐水草,且与匈奴同俗,盛产良马,富者有马达四五千匹。张骞曾建议“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32]。汉武帝从彻底击败匈奴,并迫使其成为外臣和总的战略目标出发,继续执行“断匈奴右臂”的策略,所以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秋,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了乌孙,并且“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33]。乌孙以汉公主为右夫人。因乌孙同匈奴接邻又同俗,所以也同时接受匈奴所遣之女,以为左夫人。(www.tshiny.cn)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匈奴遣使乌孙求汉公主,不果,于是派军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汉公主细君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34]看来匈奴是有意同汉较量,以增强其势力。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遣常惠使乌孙,还报言“匈奴连发大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胁求公主,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35]。于是在这年秋天,汉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伉健教习骑射,让其皆从军。并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五将军,共15万骑,又以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36],一并攻击匈奴。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春正月戊辰,五将军师发长安[37]。田广明率四万骑出西河,范明友三万骑出张掖,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三万余骑出五原,出塞各二千余里,皆无功。唯常惠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橐佗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卤获”[38]。乌孙兵出击匈奴,获得胜利。

匈奴为乌孙所败,人畜衰耗很大,更结怨于乌孙。这年冬天,匈奴单于自率万骑击乌孙,掳掠了不少乌孙人畜,唯单于在返回途中遇上天降大雨雪,人畜冻死,返者不到十分之一。这时,“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39]。其后,汉又出三千余骑,分三道入匈奴地,捕掳数千人而还,匈奴连遭败仗,其势力已是江河日下,更加衰弱了。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匈奴地方又闹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但还得“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秋天,所属西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降汉,天灾人祸使匈奴日趋被动。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郑吉发西域城郭诸部,兵万余人,攻破匈奴所属车师。车师王北走匈奴求救,未果而还,与贵人苏犹议降汉,恐汉不信,乃击匈奴边属小蒲类,略其人民以降郑吉。而单于却又立车师王昆弟兜莫为王,将所剩居民东迁。而“汉益遣屯土分田车师地以实之”[40]。这样,汉和匈奴双方便对峙着。从此,争夺西域之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时,车师属汉,匈奴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41]。于是在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遣骑兵击车师汉田卒,将郑吉等困于城中。汉遣常惠将兵在车师北面游弋,使围城匈奴骑引去,郑吉归渠犁屯田。

机会来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投郑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从此郑吉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西域。宣帝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宜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汉不失时机,一举击溃匈奴,在西域站住脚,这对汉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胜利[42]。于是汉立都护府在西域中心,治乌垒城(今新疆库尔勒和轮台之间),和抚各部,西汉号令从此畅行西域,汉匈争夺西域之战,至此以匈奴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二)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奉藩称臣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匈奴内讧,于是呼韩邪、屠耆、呼揭、车犁、乌藉等五人,各自称单于,几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单于位的混战,结果有的败了,有的降了,有的自杀了,最后剩下了呼韩邪。原来就一再遭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匈奴,经过这场混战,造成了“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的悲惨局面[43]。呼韩邪正欲收拾这一残局时,原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在西边又自立为闰振单于,在东边则有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对此呼韩邪无能为力。而郅支先火并了闰振单于后,进而攻击呼韩邪,占领单于庭。由于力量薄弱,呼韩邪只好再次出走。

当然呼韩邪不会束手就擒。左伊秩訾王为当时处于走投无路的呼韩邪出主意,劝他“称臣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44]。呼韩邪把计说与所属诸大臣,遭到手下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以为:“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王反驳说:“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45]这一反驳是非常有力的,匈奴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呼韩邪顺时势而动,最终选择了事汉而安存的路。这一举动,对匈奴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呼韩邪的选择对于匈奴来说是一次历史的进步。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率众南下近塞,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一一接纳了。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表示在甘露三年正月朝汉,汉当然完全乐意接受,并好生安抚,使其臣服于汉。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朝派遣专使车骑都尉韩昌到五原迎接呼韩邪单于,并于五原经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直至长安[46],沿途派兵列卫。这当然有戒备的一面,不过隆重欢迎还是主要的。这是重大事件,如何接待呢?有司以为“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47]

又《汉书·萧望之传》: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共仪,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师古曰:《商颂·长发》之诗也……四海之外皆整齐。)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师古曰:逸《书》也),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师古曰:卒终也。本以客礼待之,若后不来,非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而宣帝认为“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48]。可见汉皇对匈奴单于的称臣极为重视,于是正式颁发了黄金质“匈奴单于玺”及韡绶,“承认他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确定了君臣的名分,同时也确定了呼韩邪政权——匈奴政权隶属于汉朝中央政权的政治、法律地位”[49]。这次册封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其功不可淹没。因为自此以后,匈奴单于政权就成为汉封建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只不过对其统治策略有所不同,是因其故俗而治,无赋税,它唯需奉藩称臣,朝正月,遣子入侍。从这种特殊情况来看,将其称为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应该是适当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君和臣的隶属关系是很具体的。

册封之后,汉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遣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护送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郡,令韩昌驻军塞外,“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诏北边赈谷食,先后三万四千斛,以急匈奴乏食[50]。

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时,见匈奴民众益盛,单于足以自卫,又听见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恐难以约束单于,于是与单于约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汉书·匈奴传》载:

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惧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上薄其过,有昌、猛以赎论,勿解盟。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尽管这是他们矫制约盟,但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匈君臣间约束力的作用,也表现了双方愿世世相和好的意望。此盟约是汉匈和好的见证,汉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以自己先进的文化,强有力地吸引了匈奴,使双方免除了战乱,走在了一起,这是双方人民的胜利。

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51]。于是在君臣关系上又加了一层“亲戚”关系,这样双方的联系便更加密切了。如单于上书提出愿保自上谷以西至敦煌的障塞,汉虽未许,但也没有理由怀疑单于的诚意。

(三)郅支的覆灭

呼韩邪入汉之初,郅支亦遣子入侍,一再表示亲汉。然而,在呼韩邪获得了汉的信任和支持后,就在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色播网址,郅支求侍子归,并杀汉使谷吉。

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宜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52]

尤其在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汉朝尊重呼韩邪的意愿,同意他返回北庭。之后,郅支却对汉采取了完全敌对的行动。郅支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

汉知谷吉被害之后,曾先后三次派使求索,均被郅支所困辱。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与都护甘廷寿谋,以为郅支单于侵凌乌孙、大宛,又往往替康居出谋划策,如果听其自然,让他“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那就要不了多长时间,西域城郭各部将危,所以主张“发屯田吏士,色播网址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53]。甘延寿想奏请,陈汤以为“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54]。于是陈汤乘甘延寿患疾之机,就单独矫制调发西域诸部兵及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共四万余人,造成既成事实。

陈、甘二人一方面上疏“自劾奏矫,陈言兵状”;另一方面,“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55]。陈汤在赤谷城东,首战康居副王抱阗告捷。进而入康居东界,严禁士卒抄掠,并同康居贵人屠墨饮盟,又以所俘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为向导,一路顺利抵达离郅支城三十里的地方扎营。

在这种情况下,郅支派人探色播网址问汉兵来因,汉兵托词说:“单于上书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者数次往来其间传话,甘延寿、陈汤谴责郅支说:“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56]汉军巧用计谋,想稳住郅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于是汉军皆迫城下,四面围城。原先郅支听到汉军来,想走,又怕康居作汉内应,加上听说乌孙诸部兵皆来,觉得没有地方安身,同时估计“汉兵远来,不能久攻”,所以仍返回城中坚守,结果是城破身亡,汉军获得胜利。

战事很快结束,甘延寿、陈汤上疏说:“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57]郅支的覆灭,标志着自宣帝神爵年间以来,匈奴内争局面的结束,分裂了的匈奴又处于同一个单于的统治之下,同时表明汉与匈奴间百余年来对立局面的告终,开始了汉与匈奴君臣关系的历史,而汉与匈奴间的君臣关系随之达到了很融洽的地步,这是历史之必然,它反映了汉匈人民渴望安定统一的心愿。

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言也。”[58]如果筛掉其中歧视少数民族的沙粒和灰尘,班固的议论却也道出了历史真情。在西汉前期(文景之世)言和亲,武帝之世主战,宣帝时言使匈奴奉藩称臣者,都是“合于当时”,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之,文景时绝和亲以战,武帝时承和亲避战,宣帝时拒其称臣,则就是与时势相背道,就将会阻碍历史的进程。总之,西汉前、中、后三个时期对匈奴采取三种政策,是“权时施宜”,行之有效,所以,才有宣帝时“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59]的景况。这种审时度势的对策,合乎时世,因而就能使双方干戈停息,人民安居乐业,到处显现出一片和平繁荣景象。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徇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相继,或户口减半……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也。[60]

在对待和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确有出于“立一朝之功”而“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的皇帝,也有“好事”及投皇帝“所好”的权臣。如果就汉与匈奴的关系来说,尤其以汉武帝奋击匈奴之事来讲,说是出于他的好大喜功,或归之于当时某个权臣投其所好,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班固所言:“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61]汉武帝深谋远虑,以利剑对待匈奴,获得成功,这并不是由他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和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成功也可以说是当时各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当时也确乎出现了“道相继,户口减半”的情景,不过这是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当然,汉武帝存在着专横独断,过分宠信外戚将领而偏待其他将领等不好的一面,但不能以此而否定他对匈奴战争的正确性,也不能无视战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汉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抛掉了身上的重负,使自己本身的内聚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使地主经济得以飞跃上升,而地主经济的长足进步,是促成汉繁荣的主要原因。对匈奴来讲,臣属于汉,得到汉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双方互相来往,相互交流,致使不管以后的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双方人民都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中。

【注释】

[1]《汉书·晁错传》。

[2]《史记·平准书》。

[3]《汉书·贾谊传》。

[4]《汉书·晁错传》。

[5]同上。

[6]《汉书·晁错传》。

[7]《史记·匈奴列传》。

[8]《史记·佞幸列传》。

[9]按:《汉书·贾捐之传》将此事纪于元狩六年,疑为建元六年之误。

[10]《汉书·张汤传》。

[11]《史记·平准书》,亦见《汉书·食货志》。

[1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13]《汉书·韩安国传》。

[14]《汉书·韩安国传》,亦见《汉书·武帝本纪》,唯“币帛文绵”句作“金币文绣”。

[15]《汉书·韩安国传》。

[16]《史记·匈奴列传》。

[17]《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此役在元光五年;据《汉书·卫青传》及《史记·匈奴列传》“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等语,则当在元光六年。

[1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19]《史记·匈奴传》。赵信,原是匈奴小王,降汉,封为翕侯,此次兵败而降,单于封他为自次王,以其姊妻之。“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20]《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1]《史记·匈奴列传》。

[22]《史记·大宛列传》。

[2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4]《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5]《汉书·汲黯传》

[26]《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27]《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

[2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亦见《匈奴列传》。

[29]《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亦见《匈奴列传》。

[30]同上。

[31]《史记·匈奴列传》。

[32]《汉书·西域传·乌孙》。

[33]同上。

[34]《汉书·常惠传》。

[35]同上。

[36]《汉书·宣帝纪》。

[37]《汉书》之《常惠传》及《匈奴传》将此役载于本始二年,又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色播网址亦同。按:据《汉书·宣帝纪》,本始二年秋,调集士卒习骑射,分派五将军,以常惠持节护乌孙,出发在本始三年正月,可信。

[38]《汉书·常惠传》。

[39]《汉书·匈奴传》。

[40]《汉书·匈奴传》。

[41]《汉书·西域传》。

[42]《汉书·郑吉传》。

[43]《汉书·宣帝纪》。

[44]《汉书·匈奴传》。

[45]同上。

[46]各郡治所在为今内蒙古包头、杭锦旗、东胜,甘肃庆阳,陕西榆林、西安。

[47]《汉书·宣帝纪》。

[48]同上。

[49]林:《试论呼韩邪单于侯稽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见《匈奴史论文选集》,第997页。

[50]林:《试论呼韩邪单于侯稽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见《匈奴史论文选集》,第997页。

[51]《汉书·匈奴传》。

[52]《汉书·陈汤传》。

[53]《汉书·陈汤传》。

[54]《汉书·陈汤传》。又皇帝称“国家”,这是所见最早者,若是,则《资治通鉴·晋纪》于后赵石虎子石邃官难称下所注言“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似为不确。

[55]《汉书·陈汤传》。

[56]同上。

[57]《汉书·陈汤传》。

[58]《汉书·匈奴传赞》。

[59]同上。

[60]《太平御览》卷792引魏徵《西戎论》。

[61]《汉书·匈奴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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