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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诏王朝覆灭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06百科知识

试论南诏王朝覆灭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南诏自细奴逻至阁罗凤,统一云南全境,自上而下建立了统治机构,模仿唐制进行管理。到了异牟寻时期,与唐室和好,加强了同西川的关系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人(如郑回)参与南诏最高决策活动,汉族移民后裔如杨、段氏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加强,这对异牟寻放手强化封建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这不可避免地给南诏带来了新的危机:一是熟悉封建关系,且极力推行封建制的贵族势力日趋膨胀,乃至形成能够左右南诏政治的力量,构成对南诏王族的威胁;二是南诏王族的落后性及民族狭隘性,同更高一步的社会形态,同熟悉封建制的贵族间发生了矛盾,最终导致了蒙氏王族的灭亡。

蒙氏王族在出现上述政治危机情况下,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主要的有:大和三年(829年)十二月初一日,南诏军队逼戎州,初六日陷邛、雅等州,十二日陷成都府(新、旧《唐书·本纪》,《通鉴》);大和五年(831年)十月南诏攻辒州,陷二县(《旧唐书·本纪》);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攻交趾(《通鉴》);咸通二年(861年)攻邕州、辒州;咸通四年(863年),陷交趾,入左、右江,逼邕州;咸通五年(864年)攻邕州不克而撤退(《通鉴》);咸通五年(864年)再攻辒州、邕州;咸通六年(865年),攻邕州(《新唐书·本纪》);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入辒州(《新唐书·本纪》)成都紧张,西川之民,“争走入成都”(《通鉴》);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军队过大渡河,威胁成都(《新唐书·南诏传》)。

总之,南诏自丰至隆舜,接二连三地发动了战争,《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并非言过其实。这些战争牵动了全国。范祖禹《唐鉴》卷21论高骈破南诏说:“唐室之衰,宦官蠹其内,南诏援其外,财竭民困,海内大乱,而因以亡矣。”又《通鉴》载广明元年(880年)卢携、豆卢蠪上言:“大中之末,府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至中原榛杞,皆蛮故也。”南诏的不断骚扰,虽加速了唐王朝的覆灭,然而不能说是“皆蛮故也”,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探讨的是关于南诏发动一系列战争的原因。(www.tshiny.cn)关于上述战争的原因,说法不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边吏的无能和贪暴所致。如《通鉴》大和三年十一月丙申载:“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当然,杜元颖贪残苛削,造成士卒自找衣食的地步,为南诏所用,南诏以大渡河为据点,探知蜀之虚实;同时笼络蜀兵,给以衣食,为其所用,故在此役中能“以蜀卒为向导,袭陷辒、戎二州”,进而攻入成都。杜元颖的无能及对戍卒的苛刻,为南诏攻陷成都提供了条件,但不是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又如冯盨认为南诏陷安南,是由于李琢的苛暴。他说:“安南经略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远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南诏发朱弩苴三千助守。”这里所提及的“白衣没命军”,当由这一地区受李琢之害的各族组成。笔者认为李琢苛暴为南诏陷安南提供了条件,但不是南诏发动攻陷安南这次战争的原因。再如《唐语林》卷7载:“自大中蜀守任人不当,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与蛮延习之,颇为奸宄,使蛮用五千人,日开辟川路,由此致南诏扰攘西蜀,蜀于是凶荒穷困,人民相食,由于沐源川通蛮陬也。”喻士珍于咸通六年降南诏,南诏重用之,喻士珍亦为其筹划进攻成都事。咸通十年围攻成都之役,喻士珍在南诏军中,西川部将李自孝与其相熟,而谋内应,可知南诏颇得喻士珍之力,但是南诏不是由于喻士珍的投降才攻成都,也是很清楚的。

第二,认为南诏弟子相继学于成都,“习知巴蜀山川要害”,故南诏能陷成都。如《孙樵集》卷3《书田将军边事》说:“自南康公凿清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就也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学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国人皆能习知巴蜀风土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蛮果能大入成都,门其三门,四日而旋。”(亦见于李京《云南志略》),自韦皋镇蜀,与南诏修好,几十年间,南诏的子弟就学成都者的确不啻千百,了解蜀情乃意中事,但这也只能说为南诏之攻入成都提供了条件,而不能是南诏进攻成都的原因。

第三,认为南诏之所以进攻西川是为了“诛虐帅”。

《通鉴》载:“郭钊兵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还。嵯巅回师之后,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能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竟为向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巅。”此又为一说。南诏以和战两手并用,即得工伎数万,又推卸责任于杜元颖,使其一再贬官。亦反映唐室之衰败,边吏之苛暴而无能,所用非人也。至于嵯巅之出兵是为了“诛虐帅”,“以慰蜀士之心”。当然是冠冕堂皇之词,所谓“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却是没有的事,只不过假造托词而已。

第四,认为南诏是奴隶社会,故不断进行掠夺奴隶和财富的战争。其实不尽如此,还得做具体分析。如《新唐书·南蛮传》载“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弛沓相蒙,时太和三年也。嵯巅乃悉众掩、戎、辒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救兵逐,嵯巅身自殿,至大渡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又《通鉴》:“蛮留成都西郛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巅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觉于蜀中。”从这记录可知,南诏之入成都,如“慰赉居人”,或“慰抚蜀人”,因而“市不扰肆”或“市肆安堵”,所以不是掳掠人口及财富是很明白的。而掠至大渡河,谓“此南吾境,听汝哭别乡国”。如此举动又如何解释?既来了,并攻陷了成都,但又不可能长期占领,因此“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所掠对象是有选择的。总之,既非掠夺奴隶而来,却掳掠人口而去,这与异牟寻于大历十四年攻西川之役,有许多共同之处。《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崃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亦为应吐蕃之所求。再则,其所以出兵,当然不单纯是掠夺人口财富,乃是“为我取蜀为东府”。《通鉴》大历十四年十月所载作“吾欲取蜀为东府”,即占领地方,扩大统治区域。大和三年王嵯颠之入成都,不是不想占领,而是不可能占领。第三,大历十四年异牟寻兵败,对唐有所惧,这是一方面,故从太和徙都读读城似有关系,惟太和城距读读城不足十公里,区别没有多大,不可能增加什么安全感,故毋宁说它是出于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即从山城移入平地。另外,《通鉴》载:“大和五年五月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遣使诣南诏,索所掠夺百姓(前年寇蜀所掠者也)得四千人而还。”南诏既已虏之,又何以还之?非奴隶掠夺亦明。

再者,酋龙进攻成都之役,《新唐书·南诏传》载:“酋龙进攻成都,次眉州,坦绰杜元忠日夜教酋龙取全蜀。于是西川节度使卢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张思广约和。蛮瞗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见酋龙而还……即飞请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纾其深入,懿宗驰遣太仆卿支详为和蛮使。蛮本无谋,不能乘机会鼓行亟驱,但蚍结蝇营,忸卤剽小利,处处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何以“处处留屯”,“不能乘机会鼓行亟驱”?若专为掳掠而来,不会如此行动,也不能简单视之为“蛮本无谋”,其意不在掳掠也是很明显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蛮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什八”(《新唐书·南诏传》)。既为虏掠奴隶而来,又为何如此!掳掠奴隶为目的之说,实不可从。

从南诏攻扰邕州的情况看,《新唐书·南诏传》载:“明年(即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攻邕管,经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峦州,南诏亦引去。诏殿中监段文楚为经略使,数改条约,众不悦,以胡怀玉代之。南诏知边人困甚,剽掠无有,不入寇。”南诏之所以“不入寇”,当然不是由于它知道“边人困甚”而没有剽掠,其实《通鉴》载:“咸通二年七月南诏攻湖州,陷之。……二十余日蛮去,……城邑居人,什不一存。”居人当大都流散,惟应有为其所剽掠的,不过这一事实本身亦证明,南诏之发动战争,不是为了掳掠,至于顺手牵羊那是不可避免的。咸通五年湖州之役也说明了这点,《新唐书·南诏传》载咸通五年:“骈以选士五千渡江,败林邑兵于邕州,击南诏龙州屯,蛮酋烧赀畜走。酋龙遣杨缉思助酋迁共守安南,以范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撤走时不虏走赀畜,却“烧赀畜走”,当然亦非奴隶掠夺。又《通鉴》载:“咸通五年二月,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康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僚为向导,绐之,故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得免。……小将将勇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数千追之,所杀掳不满三百级,皆溪僚胁从者。……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南诏兵不入邕州,当非“邕州空竭”的缘故。

总而言之,说南诏发动战争是为了掳掠奴隶,毋宁说是为了挽救蒙氏家族的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说到蒙氏家族为摆脱危机的措施,改元加号,也是一个方面。《旧唐书·本纪》载:“仍立其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新唐书·南诏传》说:“寻阁劝立,……自称骠信,夷语君也。”又倪本《南诏野史》记“郡臣上尊号曰骠信。”新君立,而有新号,这不足为奇,唯唐王朝已颁“元和册南诏印”,而又出现此名号,这除加强与骠国之关系,睦邻相处之外,当与提高寻阁劝之威望相关,是摆脱危机的一种努力。关于世隆,《南诏野史》载:“隆自称皇帝,改元大礼。”自称皇帝,当与“犯元宗讳,唐不封册”有关,然而同时改元,亦有提高其威权的用意。胡本《野史》说:“隆舜改元嵯耶、承智、大同,改国号曰大封民国。世隆以来,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如此措施,与“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的政治危机有关。当时蒙氏王族宝座已开始倒塌。

总上所言,自寻阁劝至隆舜,各代改元多,亦屡改国号,这既反映了危机的存在,且为摆脱的办法之一。

再一个摆脱危机的手段,是大力提倡佛事,求救于宗教。还在阁罗凤时,已有佛教,唯信者不多,到异牟寻时,发展也不大,从异牟寻誓文中之天、地、水三官信仰来看是如此的。到劝龙晟时,用金三千两铸佛三尊,送佛顶寺。又据《白古通记浅述》纪张维贞、李贤者为师,建佛顶、莲宗、传心三寺,罗写金字藏经一部,袈裟三十件,旗幡三十首。据《南诏野史》诸书所纪:劝利晟时建龙屋塔。丰时佛教大盛,三塔寺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大塔十六层,高一百八十五尺,旁二塔各高一百八十五里,砌塔博士乃徐正,磉博士史瑞,木匠娇奴、和苴、李宜。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银布帛绫罗缎锦值金四万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兴工,天启九年七月十五日毕,凡八年(《白古通记浅述》)。其规模很大,耗费巨资,此外还建了东寺塔、西寺塔、罗次寺,用银五千铸佛。遍知寺及永昌卧佛兴建亦在此期间。蒙氏王族不但提倡佛教,而且本身信奉三宝。据《白古通记浅述》所载:段宗榜助缅,还金佛归;丰母出家,法名惠海;以其妹嫁给僧赞陀崛多;并宣布废道教。可见佛教盛况空前。

就说酋龙亦笃信佛教。《新唐书·南诏传》:“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不肯拜,使者遂绝。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质子三十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诏拜景仙鸿胪卿、检校左散骑常侍。骈结吐蕃尚延心、末鲁耨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定盟则未必,唯知崇信浮屠法极深。

又隆舜更是如此,据《白古通记浅述》所载:“主为世子时,好田猎,至巍山遇一老人告曰:‘世子能造观音像否?如造,声明所及,无不臣服。’曰:‘能之。’‘若造,需如来之像方可。’乃以赤金铸阿嵯耶观音……又辛亥年,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因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求助于宗教,这不仅是蒙氏王族的精神寄托,而且是作为摆脱危机的一种方法来进行的。

可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白古通记浅述》:“征赤册还,……以所得金银钱粮写金刚经一部,易长观音像,铜钟一二效之,而写金刚经设观音道场。观音化梵僧来应供。主曰:‘吾欲再征伐,如何?’僧曰:‘土广民众,恐难控制。’乃止。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主为边患二十余年,中国为之虚耗。”到世隆时,内部危机,主要是王族危机加深,世隆一以大力推进佛教,连年建寺等来摆脱危机,一以寇四川,掠播州,虏黔州,扰邕管,陷安南,即连续发动战争来求出路,可是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能从王族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相反地加深了危机。

蒙氏王族为摆脱危机的再一个行动是大力经营善阐,以作为其据点。据《南诏野史》所纪,寻阁劝以善阐为东京,大理为西京,后继者都积极经营,且多居于善阐。恢复和加强与罗部的婚姻关系,也与经营善阐有关。胡本《南诏野史》载:“得罗部(罗次,今属禄丰)一美女进之,有宠。女好佛,建罗次寺,至今灵异。”倪本作:“丰选妃罗次一女美,建罗次寺。”樊绰《云南志·名类》第四说:“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自阁罗凤时与秦藏川独锦蛮联姻,当以讨灭爨氏时,疑独锦蛮有功于南诏焉,并以婚姻关系使其更为密切,这里所说选罗女为妃,当是联姻之继续。而在此时,三十七部势力已开始增长,蒙氏王族以旧有之姻亲关系为纽带,继续或恢复亲密关系,企图能以此增强本身力量。

《滇考》载:“大中十年,于东京建五华楼,以会西南夷十六大国君长,楼方广五里,上可容万人,又树碑金马山,以记方物。”(按:五华楼在大理,却不知此时于拓东亦见五华楼否?唯从此事可知,拓东城为东京,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似已在洱海区域之上,又此时豪贵专权,蒙氏已有大权旁落之势,故蒙氏多住拓东,并于拓东会各部君长。)

又《新唐书·南诏传》载:“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雠忿,屡复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岁以上悉发,妇耕以饷军。”为摆脱危机,提倡宗教,兵无宁日,但适得其反,加深了危机,于是乎“亲戚异己者皆斩”,这当然不是“年少嗜杀戮”,而是政治斗争所使然。用战争、用宗教等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加之蒙氏王族的腐败,如《野史》所载僧崇模“咒水成酒,咒石成米”,和“化蝶回国乱宫”的故事,虽然是神异传说,不足为信,唯剖析这一传说,可推测数事,一是到世隆时,阿梨佛教更盛,渗透于社会每一个领域,出师作战有僧随行,并在行伍中自帅至卒信仰僧之咒术,乃至宗教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二是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参与政事,并不奇怪。三是当时流行的为密宗佛教,和尚有其妻室儿女,丰将其妹越英嫁给僧人,何况民间耳!四是这一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族的腐朽生活,从而加速了蒙氏王族的败亡。战争、宗教或者其他手段均未能挽救蒙氏的灭亡。

据《南诏野史》《新唐书·南蛮传》及《通鉴》诸书所载:元和四年(809年)寻阁劝死,子劝龙晟立,年仅十二岁(或曰十五岁),于元和十一年(816年)为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所杀。其所以被杀,诸书谓劝龙晟“淫虐失道”,荒淫苛虐为必然者,唯“失道”者何?无可详知,唯从前后事,略可推测。其父寻阁劝仅立一年而卒(元和三年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死因不明,倪辂《野史》谓“郡臣上尊号曰骠信皇帝”,又胡蔚《野史》纪:“以善阐为东京,大理为西京。”(李京《志略》同)自称或者忠于王室之“郡臣”上尊号为“骠信皇帝”,这应是提高王室权威的一种努力,同时,正式将善阐作为东京,蒙氏王族政治东移,这与封建贵族之坐大,并威胁王族是分不开的。《通鉴》于南诏自嵯巅谋大举入寇下注曰:“嵯巅弑君立尹,遂专南诏之政,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王嵯巅看来是主战派,也就是保皇派,站在蒙氏王族一边。他之所以杀劝龙晟,而立劝利晟,当是劝龙晟不力,于是王嵯巅专政,发动战争,以图摆脱危机,这是根本原因所在。

蒙氏王族的落后性,同已经确立了的封建关系发生了矛盾,由于蒙氏系属的关系,加上居于政治宝塔尖上的地位,它没有融入白族中去。《白古通记浅述》纪:“主为世子时,好田猎,至巍山遇一老人告曰:‘世子能造观音像否?如造,声明所及,无不臣服。’曰:‘能之。’‘若造,需如来之像方可。’乃以赤金铸阿嵯耶观音,至是,远见巍山巅有白气,使李紫奴往,挖得铜钟一,重三百两,阿嵯耶观音一位,自号摩罗嵯耶。”蒙氏发迹于巍山,危难之时,求助于神,这既是自欺欺人之法,唯可见其地域性,尤其是民族性之强烈存在,又说:“蒲蛮火头塑头像,敬于巍山石洞,立生祠以祭之曰:‘我百姓家宁,时世太平,不动刀兵,主之力也。’主忻,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这就更可以玩味了。

又胡本《野史》载:“隆遣清平官董成至成都,移书于李福。成与福抗礼,福囚之。上闻,有诏释成,召之京师,见便殿,遣还。……杜言:西川兵弱,南诏强盛,未可轻绝。宜遣使祭地,谕令改名,行册礼。帝肯之,会隆复寇辒州,遂止。”因犯玄宗讳而未于祭吊册封,是引起世隆怨唐的原因之一,唯当时犹如杜所言“西川兵弱”,处于防守的被动地位,世隆与唐分庭抗礼却非此因所致,而是南诏封建制确立,社会经济文化均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所以从总的来说,南诏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犹如当时杜所言“南诏强盛”。由此观之,世隆自称皇帝,国号大礼,乃是“南诏强盛”在政治上的反映。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统治者内部有严重的政治危机,世隆为了对付反对派,以自称皇帝或改国号等来提高他的声誉,并企图以此来集中权力。

总而言之,蒙氏王族之破灭,原因在于它的落后性和民族狭隘性,并非南诏社会之没有生命力,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奴隶制已到了崩溃的阶段。

(原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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