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_国史四十四讲

时间:2019-06-13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8 次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_国史四十四讲

后周世宗以三十四岁的英年,抱着统一中国的雄心,而即帝位。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入寇,他便要去亲征。做了四朝元老的长乐老冯道极力谏阻。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创业,不是常常亲征的吗?我怕什么?冯道却说:唐太宗是不可轻易学的。世宗又说:刘崇乌合之众,王师一加,便好比泰山压卵。冯道却怀疑道:不知道陛下作得泰山么?世宗看他的老面,不便发作,只不理睬,径自决定亲征。周军在高平即今山西高平遇到敌人。两军才开始交锋,周军的右翼不战而遁,左翼亦受牵动,眼见全军就要瓦解。世宗亲自骑马赶上前线督战,并且领队冲锋,周军因而复振,反把敌军击溃,杀到僵尸弃甲满填山谷。在凯旋道中,世宗齐集将校,大排筵席来庆祝,那些临阵先逃的将校也行无所事的在座。世宗突然声数他们的罪状,喝令他们跪下受刑。说着,壮士们便动手,把七十多个将校霎时斩讫,然后论功行赏。接着他率军乘胜直取太原,却无功而还。

经这一役,世宗深深感觉到他的军队的不健全。回到汴京后不久,便着手整军。这里我们应当略述后周的军制。像唐末以来一般,这时州郡兵为藩镇所私有,皇室不能调遣。皇室所有的军队即所谓禁军。禁军分为两部:一,殿前军;二,侍卫qq资源亲军。两部以上,不置总帅。侍卫亲军虽名为亲,其实比较和皇帝近的却是殿前军。侍卫亲军分马步两军,而殿前军则无这样的分别;大约前者是量多于后者,而后者则质优于前者。世宗一方面改编全部禁军,汰弱留强;一方面则向国内各地召募豪杰,不拘良民或草寇,以充实禁军,他把应募的召集到阙下,亲自试阅,挑选武艺特别出众,身材特别魁伟的,都拨入殿前军。

世宗不独具有军事的天才,也具有政治的头脑。他奖励垦荒,均定田赋;他曾为经济的理由,废除国内大部分的寺院,并迫令大部分的僧道还俗。他以雷霆的威力推行他的政令;虽贤能有功的人也每因小过而被戮。但他并不师心自用。他在即位次年的求言诏中甚至有这样的反省:“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他又曾令近臣二十余人,各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篇和《平边策》一篇,供他省览。“平边”是他一生的大愿。可惜他的平边事业只做到南取南唐的淮南江北之地,西取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北从契丹收复瀛、莫二州,便赍志而殁,在位还不到六年,遗下二个七岁以下的幼儿和臣下对他威过于恩的感想。

世宗死于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六月,在临死的一星期内,他把朝内外重要的文武职官,大加更动。更动的经过,这里不必详述;单讲他对禁军的措置。殿前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都点检;其次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部指挥使;其次是都虞候。世宗对禁军要职的最后“人事异动”,可用表显示如下: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张永德的解除兵柄和赵匡胤的超擢。张永德是周太祖的驸马世宗是周太祖的内侄兼养子,智勇善战,声望久隆,显然世宗不放心他。赵匡胤是洛阳人,与其父弘殷俱出身投军校,在周太祖时,已同隶禁军。高平之役,匡胤始露头角,旋拜殿前都虞候;其后二年,以从征淮南功,始长殿前都指挥使。他虽然年纪略长于张永德世宗死时匡胤三十四岁,勋望却远在永德之下。但他至少有以下的几件事,给世宗很深的印象。他从征淮南时,有一次驻兵某城,半夜,他的父亲率兵来到城下,传令开城。他说“父子固然是至亲,但城门的启闭乃是王事。”一直让他父亲等到天亮。从征淮南后,有人告他偷运了几车财宝回来,世宗派人去检查,打开箱笼,尽是书籍,一共有几千卷,此外更无他物。原来他为人沉默寡言,嗜好淡薄,只是爱书,在军中是时常手不释卷的。南唐对后周称臣讲好后,想离间世宗对他的信任,尝派人送他白银三千两,他全数缴呈内府。从殿前都点检的破格超升,可见在这“易君如置棋”的时代,世宗替他身后的七岁幼儿打算,认为在军界中再没有比赵匡胤更忠实可靠的人了。

世宗死后半年,在显德七年的元旦,朝廷忽然接到北边的奏报,说北汉又联合契丹入寇。怎样应付呢?禁军的四巨头中,李重进侍卫都指挥使,周太祖的外甥是时已领兵出镇扬州;绰号“韩瞠眼”的韩通侍卫副都指挥使虽然对皇室特别忠勤,却是一个毫无智谋的老粗,难以独当一面。宰相范质等不假思索,便决定派赵匡胤和慕容延钊副都点检出去御敌。

初二日,慕容延钊领前锋先行。是日都城中突然喧传明天大军出发的时候,就要册立赵点检做天子。但有智识的人多认为这是无根的谣言。先前也有人上书给范质说赵匡胤不稳,要加提防;韩通的儿子,绰号韩橐驼的,也劝乃父及早设法把赵匡胤除掉。但是他做都点检才半年,毫无不臣的痕迹,谁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但这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关于他的谣言,却布遍了都城,有钱的人家纷纷搬运细软,出城躲避。他们怕什么?稍为年长的人都记得:恰恰十年前,也是北边奏报契丹入寇,也是派兵出征;约莫一个月后,出征的军队掉头回来,统兵的人就做了皇帝即周太祖,他给部下放了三天假,整个都城几乎被抢掠一空。现在旧戏又要重演了罢?

初三日,赵匡胤领大军出发。城中安然无事,谣言平息。

初四日上午,出发的军队竟回城了!谣言竟成事实了!据说队伍到了陈桥,当天晚上军士忽然哗变,非要赵点检做天子不可,他只得将就。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这回军士却严守秩序,秋毫无犯。在整个变局中,都城里只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暴行。是日早朝还未散,韩通在内庭闻变,仓皇奔跑回家,打算调兵抵抗,半路给一个军校追逐着,才到家,来不及关门便被杀死;那军校把他全家也屠杀了。都城中已没有赵匡胤的敌人了。一切仪文从略。是日傍晚,赵匡胤即皇帝位。因为他曾领过宋州节度使的职衔,定国号为宋;他便是宋太祖。

在外的后周将帅中,不附宋太祖的,唯有镇守扬州一带的李重进和镇守潞州一带的李筠。四月,李筠结合北汉占今山西全省除东南隅及雁门关以北首先发难。李重进闻讯,派人去和他联络,准备响应。那位使人却偷到汴京,把扬州方面的虚实告诉了宋太祖,并受了密旨,回去力劝重进不可轻举。重进听信了他,按兵不动。北汉和后周原是死对头,而李筠口口声声忠于后周,双方貌合神离。他又不肯用谋士的计策:急于乘虚西出怀孟,占领洛阳为根据,以争天下;却困守一隅,坐待挨打;结果,不到三个月,兵败城破,赴火而死。九月,李重进在进退两难的情势下勉强起兵。他求援于南唐,南唐反而把他的请求报告宋朝。他还未发动,亲信已有逃城归宋的。他在狐疑中,不问皂白,把三十多个将校一时杀掉。三个月内,扬州也陷落,他举家自焚而死。

宋太祖既统一了后周的领土,进一步便着手统一中国。是时在中国境内割据自主的区域,除宋以外大小有八,兹按其后来归入宋朝的次序,列表如下:

太祖的统一工作,大致上遵守着“图难于其易”的原则。荆南、湖南皆地狭兵寡qq资源,不足以抗拒北朝,过去只因中原多故,或因北朝把它们置作后图,所以暂得苟全。太祖却首先向它们下手。他乘湖南内乱,遣军假道荆南去讨伐,宋军既到了荆南,却先把它灭掉,然后下湖南,既定两湖,便西溯长江,南下阁道,两路取蜀,蜀主孟昶是一纨绔少年,他的溺器也用七宝装成。他的命运,可用他的一个爱妃花蕊夫人的一首诗来交代: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些解甲的军士中,至少有二万七千被屠,而宋兵入蜀的只有三万。次取南汉。南汉主刘比孟昶更糟,是一变态的糊涂虫,成日家只在后宫同波斯女之类胡缠,国事委托给宦官;仅有的一二忠臣良将,因随便的几句谗言,便重则族诛,轻则赐死。他最后的办法是把珍宝和妃嫔载入巨舶,准备浮海。这些巨舶却给宦官盗走,他只得素衣白马,叩首乞降。次合吴越夹攻南唐。南唐主李煜是一绝世的艺术天才。在中国文学史中,五代是词的时代,而李煜即李后主的词,凄清婉丽,纯粹自然,为五代冠。读者在任何词的选本中都可以碰到他的作品。他不独爱文学,也爱音乐,书画,以及其他一切雅玩;也爱佛理,更爱女人。在一切这些爱好者的沉溺中,军事政治俗务的照顾只是他的余力之余了。他遇着宋太祖,正是秀才遇着兵,其命运无待龟蓍。以下是他在被俘入汴途中所作的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拦!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和李煜的文雅相称,宋军在南唐也最文明,至少在它的都城今南京是如此。“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历史上传为美谈。但江州城今九江为李煜坚守不降,后来陷落,全城被屠,横尸三万七千。

南唐亡后次年,太祖便死,寿仅五十,遗下吴越、闽南和北汉的收拾工作给他的继承者,他的胞弟赵匡义,即宋太宗。吴越王钱俶一向以对宋的恭顺和贿赂作他的地位的保障。南唐亡后,他亲自入朝。临归太祖交给他一个黄包袱,嘱咐他,在路上拆看。及拆阅,尽是群臣请扣留他的奏章。他为之感激涕零。太宗即位后,他又来朝,适值闽南的割据者自动把土地献纳,他恐惧,上表,请除去王号和其他种种优礼,同时求归。这回却归不得了!他只得照按闽南的办法,也把土地献纳。最后,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图谋北汉了。北汉地域虽小,却是一个顽敌,因它背后有契丹的支持。自从太祖即位以来,它曾屡次东侵,太祖也曾屡次加讨伐——有二次兵临太原北汉都城城下,其中一次太祖并且亲征。但太祖终于把它放过了。太祖是有意暂时放过它的。他有这样的考虑:北汉北接契丹,西接西夏;北汉本身并不怎样可怕,它存在,还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缓冲;它若亡,宋朝和这两大敌的接触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国防上一个难题。但这难题可暂避而不能终免。吴越归地后不到一年,太宗便大举亲征北汉。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军到达白马岭今山西孟县东北与宋军只隔一涧。主帅主张等后军到齐然后决战,监军却要尽先急击,主帅拗不过他,结果契丹军渡涧未半,为宋军所乘,大溃,监军及五将战死,士卒死伤无算。宋军进围太原城。在统一事业中,这是九仞为山的最后一篑之功了。军士冒犯矢石,奋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伤过多,传令缓进。半月,城陷,北汉主出降。太宗下令毁太原城,尽迁其居民于榆次,军士放火烧城,老幼奔赴城门不及,烧死了许多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里,太宗毁太原城后,移其州治,即今太原省会。

太祖太宗两朝对五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兹分三项述之如下:(1)军制与国防,(2)官制与科举,(3)国计与民生。

五代是军阀的世界。在稍大的割据区域内,又分为许多小割据区,即“节度使”的管区。节度使在其管区内尽揽兵、财、刑、政的大权,读者从不久以前四川“防区”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谓厢兵的精锐,尽量选送到京师,以充禁军;又令厢兵此后停止教练。这一来厢兵便有兵之名无兵之实了。厢兵的编制是每一指挥管四五百人;每大州有指挥使十余员,次六七员,又次三四员;每州有一马步军都指挥使,总领本州的厢兵,而直隶于中央的侍卫司,即侍卫亲军的统率处。在另一方面,太祖把节度使的行政和财权,逐渐移归以文臣充任的州县官。这一来“节度使”在宋朝便成为一种荣誉的空衔了。

禁军的组织,大体上仍后周之旧,惟殿前正副都点检二职经太祖废除;殿前qq资源和侍卫的正副都指挥使在太宗时亦缺而不置,后沿为例,因此侍卫军的马步两军无所统属而与殿前军鼎立,宋人合称之为“三衙”。禁军的数目太祖时约有二十万,太宗时增至三十六万。禁军约有一半驻屯京城及其附近;其余一半则分戍边境和内地的若干重镇。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这样,内力永远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无法造成了。太祖又创“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军,每一或二年更调一次,这一来,禁军可以常常练习行军的劳苦而免怠惰;同时镇守各地的统帅不随戍兵而更动。因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军队便无法成为将官的私有了。

厢军和禁军都是雇佣的军队。为防止兵士逃走,他们脸上都刺着字。此制创自后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兵士大多数是有家室的。厢兵的饷给较薄,不够他们养家,故多营他业。禁兵的饷给较优,大抵勉强可够养家。据后来仁宗庆历间一位财政大臣张方平的报告,禁军的饷给:“通人员长行长行大约是伕役之类,用中等例禁军分等级,各等级的饷类不同:每人约料钱每月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绢六匹,绵十二两,随衣钱三千。……准例实发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赏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除厢、禁军外,在河北、河东今山西及陕西等边地,又有由农家壮丁组成的民兵;平时农隙受军事训练,有事时以助守御,而不支官饷。

这里我们应当涉及一个和军制有关的问题,即首都位置的问题。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间,四边全无险阻可资屏蔽,这是战略上很不利的地形。太祖曾打算西迁洛阳,后来的谋臣也每以这首都的地位为虑。为什么迁都之议始终没有实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临汴梁城下之后,宋帝仍死守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来,而束手就缚呢?我们若从宋朝军制的根本原则,从主要外敌的所在,从经济地理的形势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离开汴梁的理由。第一,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禁军的一半以上和禁军家属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军粮的供应和储蓄为一大问题。随着禁军数量的增加,后来中央政府所需要于外给的漕粮,每年增至六七百万石,而京畿的民食犹不在内。在这样情形下,并在当时运输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现成的经济的重心合一不可。自从唐末以来,一方面因为政治势力由西而东移,一方面因为关中叠经大乱的摧毁和水利交通的失理,汉唐盛时关中盆地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密度也移于“华北平原”。汴梁正是这大平原的交通枢纽,经唐五代以来的经营,连渠四达,又有大运河以通长江;宋朝统一后交通上的人为限制扫除,它便随着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了。第二,宋朝的主要外敌是在东北,它的边防重地是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太原三镇,而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平时兵力只能集中在京畿,而不能集在其他任何地点;因此都城非建筑在接近边防重镇且便于策应边防重镇的地点不可。汴梁正适合这条件。

中央政府的组织,大体上沿袭后周。唐代三省和御史台的躯壳仍然保存,但三省的大部分重要职权,或实际上废除,如门下省的封驳封谓封还诏书,暂不行下;驳谓驳正台议,或移到以下几个另外添设的机关:(1)枢密院创始于后唐掌军政,与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主的政事堂对立,并在禁中,合称二府。院的长官或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或签书枢密院事的地位也与宰相抗衡。(2)三司使司创始于后唐掌财政,三司使下辖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使,宋初以参加政事即副宰相,太祖时创置或宰相兼领,后置专使。(3)审官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东院与流内铨掌中下级文官的铨选,其上级文官的铨选则归中书省。(4)三班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西院与三班院掌中下级武官的铨选,其上级武官的铨选则归枢密院。(5)审刑院创始于太宗时主覆核刑部奏上的重案。枢密院分宰相及兵部之权,三司便分户部之权,审官院分吏部之权,三班院再分兵部之权,审刑院分刑部之权。

地方行政的区域有三级,自下而上是:(1)县;(2)府,州,军,监,通称为郡;(3)路。在郡的四类中,府是经济上或军事上最重要的区域,其数目最少,其面积却最大;通常州所管辖的县数较府为少;军次之,至多只三县,少则一县;监则尽皆只占一县;设监的地方必定是矿冶工业或国家铸钱工厂等所在的地方,监的长官兼管这些工业的苛税和工厂的事务。宋初在郡县制度上有两项重要的变革。一是郡设通判大郡二员,小郡一员,不满万户的郡不设,以为郡长官的副贰;郡长官的命令须要他副署方能生效;同时他可以向皇帝上奏,报告本郡官吏的良劣和职事的修废。因为通判的权柄这样大,郡的长官就很不好做。宋人有一传为话柄的故事如下:有一杭州人,极好食蟹;他做京朝官做腻了,请求外放州官宋朝京官得请求外放并且指明所要的郡县,有人问他要那一州。他说我要有蟹食而没有通判的任何一州。二是县尉县尉制始于汉朝的恢复。在五代,每县盗贼的缉捕和有关的案件,由驻镇军校管理,县政府无从过问,宋初把这职归还县政府,复设县尉以司之。路的划分在宋代几经更改,这里不必详述。太宗完成统一后将全国分为十路,其后陆续于各路设一转运使,除总领本路财赋外,并得考核官吏,纠察刑狱,兴利除弊;实于一路之事无所不管。后来到真宗太宗子时,觉得转运使的权太大,不放心,又于每路设一提点刑狱司,将转运使纠察刑狱之权移付之。宋人称转运使司为漕司,提点刑狱司为监司。

宋在变法以前的科举制度,大体上沿袭唐朝进士科独尊以后的规模。但有以下的更革:(1)唐朝每年一举进士,每举以一二十人为常,至多不过三四十人;宋朝每四年一举进士,在太宗时每举常一二百人,后来有多至五六百人的。(2)唐朝进士考试不弥封,不糊名,考官亦不专凭试卷去取,而可以参考举子平日的声誉。因此举子在考试之前,照例把自己的诗赋或其他著作向权要投献,望他们赏识,延誉,以至推荐。宋朝自真宗一说太宗时,定糊名制以后,试官于举子只能凭试卷去取了。(3)唐朝进士经礼部录取后,即算及第。宋朝则礼部录取后,还要到殿庭覆,由皇帝亲自出题,这叫做“殿试”。及第与否有及第的等次,是在殿试决定的仁宗某年以后,殿试只定等次,不关去取。(4)唐朝进士及第后,如想出仕,还要经吏部再定期考选。“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因此许多及第的进士等到头白也得不到一官。宋朝的进士,一经及第,即行授职,名次高的可以得到通判、知县或其他同等级官职。(5)宋朝特定宗室不得参与科试。

从上面所述科举制度的更革,已可以看出宋朝对士大夫的特别优待。但宋朝士大夫所受的优待还不止此。像“官户”免役免税及中上级官吏“任子”子孙不经“选举”,特准宦仕的特权,固然沿自前代汉代,但宋朝官吏“任子”的权利特别大。台省官六品以上,他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时,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每次品级最底的荫子或孙一人;品级最高的可荫六人,不拘宗人、外戚、门客,以至“医人”家庭医生。此处大臣致仕时有“致仕恩泽”可荫若干人,死后有“遗表恩泽”可荫若干人。因为科举名额之多,仕途限制之宽和恩荫之广,宋朝的闲职冗官特别多,且日增无已,到后来官俸的供给竟成为财政上的大问题了。更有一由小可以见大的优待士大夫的制度,太祖于每州创立一“公使馆”专以款待旅行中的士大夫。据一个曾受其惠的人的记录:“公使库……遇过客自然不是寻常的过客必馆置供馈……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下至吏卒随从批支口食qq资源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太祖还有一个远更重大的优待士大夫的立法。他在太庙藏一传诸子孙的密约:“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规定以后每一皇帝于即位之前,在严重的仪式下,独自开阅这誓约。这誓约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读者以后将会看到。

宋初财政收入的详细节目,太过繁琐,这里不能尽述,举其重要的如下:(1)“两税”分夏秋两季征纳的田赋和资产税沿唐旧制,而大致仍五代加重的额数,约为唐代的六倍。其中田赋一项,通常每亩产谷十五石而抽一斗依当时度量,但因为逃税的结果上官册的田只占实垦田实额约十分之三,大多数豪强或显达田主实纳的田赋远较上设的比率为轻。(2)政府专卖的物品,除沿自唐季的盐、茶、酒,沿自五代的矾外,又有自外海输入的香料。此外苛税之沿自五代的有(3)通过税即近代的厘金,每关抽货价的百分之二现款亦照抽;又有(4)身丁钱,即人头税。此税只行于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四川除外,因为五代以来本是如此。这种税的负担,加上别的原因,使得这区域的贫民无法维持他们所不能不继续孳生的人口,因而盛行杀婴的习俗。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于这习俗有一段很深刻的描写。他写给一位鄂州知州的一封信道:

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死之。尤讳养女。……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盆中,咿嘤良久及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一斑。

人民除赋税的负担外,还有差役的负担。差役有四种:一是押运官物,二是督征赋税,三是逐捕盗贼,四是在州县衙门供使唤或管杂务。民户分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免役。押运即所谓衙前和督赋即所谓里正,最是苦差,当者要负赔偿损失的责任,每至倾家荡产,并且坐牢。宋朝名将韩琦当知并州时,在一封论及役法的奏疏里有这样的描写: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又一斑。

在五代,一方面军阀横行,一方面豪强的兼并也变本加厉。军阀是给太祖兄弟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了,但豪强的兼并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也熟视无睹。宋初豪强兼并的程度有下列几事为证:

(1)在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三至九九五年间,四川成都附近发生一次贫民也许大部分是农民的大暴动。他们的领袖李顺的口号,据宋朝国史的记载,是“吾恨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他们把官吏杀掉,拿来示众。他们把富人的财产,除了足供养家的一部分外,尽数充公,拿来赈济贫困。他们竟“号令严明,所到一无所犯”。但他们终于一败涂地

(2)同时在四川盛行着一种沿自五代的“旁户”制度。旁户是隶属于豪家的贫户,豪家所领的旁户,每有数千之多。他们向领主纳租外,并供领主役使,如奴隶一般。当李顺乱起时,有些豪家反率领旁户去响应他。后来事定,太宗想把旁户制度废除,终因怕引起更大的扰乱而止。

(3)同时在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即身丁钱制施行的区域,又有一沿自五代的特殊法律:佃户非得田主的许可并给予凭证,不许迁移。这一来,佃户便成了附着于田土的农奴,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情形。这特殊的法律到太宗的孙仁宗时始行废除。仁宗之所以为“仁”,于此可见。

(张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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