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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家卢浮宫_法国历史故事

时间:2020-06-20历史故事联系我们

艺术之家卢浮宫_法国历史故事

第十一章 欧洲文学与艺术的心灵圣地

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来说,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永远吸引着我们的眼球,遥远的法兰西就是我们理想的艺术殿堂。在欧洲,法国也一直是欧洲的文学与艺术中心。法兰西是一个高度崇尚艺术和尊敬艺术家的民族,在这片自由而浪漫的土地上,每一个文学时期的艺术形式都发展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第一节 欧洲的文学与艺术之都

17世纪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古典主义由酝酿、发展而走向全盛。17世纪30年代,法兰西学士院的组织者夏普兰(1595~1674年)接受了意大利学者研究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的成果,提出了包括“三一律”在内的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但由于绝对王权尚未确立,贵族沙龙文学得以盛行,代表作是奥诺莱·杜尔菲的田园小说《阿丝特莱》。文艺理论家布瓦洛适应绝对王权的需要,1674年发表《诗艺》,总结了夏普兰已提出过的文艺理论,成为古典主义的美学法典。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等。

17世纪末的古今之争标志着古典主义的没落和启蒙文学的开始。而从文学上来说,古典主义戏剧在18世纪几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对它进行模仿的悲剧方面有克雷毕庸(1674~1762年)和伏尔泰,喜剧方面有勒萨日(1668~1747年)。(www.tshiny.cn)18世纪在戏剧方面有所创新,即拉肖塞(1692~1751年)的既非悲剧又非喜剧的泪剧。狄德罗用散文把泪剧改造成了市民剧即正剧,是现代话剧的前身,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世纪末,博马舍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是散文体的喜剧,也是现代喜剧的先驱。由于时代的变迁,小说成了启蒙思想家宣扬哲理的工具,代表作有伏尔泰的《老实人》和《天真汉》,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和《拉摩的侄儿》,卢梭的《爱弥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卢梭的《新爱洛绮丝》是书信体小说,尤其卢梭的《忏悔录》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都曾经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及19世纪初形成了注重描写自然景色、抒发主观感情的浪漫主义文学。贵族浪漫主义主要着意抒发忧郁情调,代表作有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勒内》,拉马丁(1799~1869年)的《沉思集》、《新沉思集》及《诗与宗教和谐集》,维尼(1797~1863年)的《命运集》等。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着重表现在大革命后感到失望和不满、富有资产阶级个性的人物,代表作有斯达尔夫人(1766~1817年)的小说《苔尔芬》、《柯丽娜》,龚斯当(1767~1830年)的小说《阿道尔夫》,等等。

到19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学运动,为反对封建复辟和埋葬古典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作有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剧本《欧那尼》和小说《巴黎圣母院》。大仲马(1802~1870年)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乔治·桑的小说《印第安娜》和《康素爱萝》,等等。

浪漫主义文学到19世纪40年代初走向衰落,但它的巨大影响使法国19世纪后半叶的文坛出现了流派并列、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雨果的《惩罚集》和《悲惨世界》等杰作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波德莱尔、魏尔兰(1844~1896年)、兰波(1854~1891年)的象征主义诗歌,和以戈蒂耶为代表的帕尔纳斯派的唯美主义诗歌,都因追求诗歌形式的完美而各放异彩。其中有一批浪漫主义的拥护者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坚,例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批判现实主义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等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则因注重素材的准确性等特色而被左拉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先驱。左拉、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等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只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较多地受到了生理学遗传学等的影响。左拉还首次在《萌芽》中描写了工人运动。除此之外,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布尔热(1852~1935年)的心理小说等在19世纪法国文学中也都有一席之地。

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继续发展,产生了罗兰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马丁·杜加尔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等名作,但那时遇到未知的自己的法国文坛主要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天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所采遇到未知的自己用的意识流手法,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勃勒东、阿拉贡等在20年代前后先后参加达达主义和创立超现实主义,后者后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以萨特和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则在三四十年代力图用传统形式的小说和戏剧启示人们的荒诞感,而贝克特、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和罗伯·格里耶等的新小说,则是在50、60年代用荒诞的形式来表现荒诞的主题,使荒诞文学发展到了顶峰。70年代之后,法国文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等青年作家的作品,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融,而当代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作家佩纳克则显示了与现代派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即不是用荒诞的、而是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人生和世界。这些预示着法国文学在经过探索之后,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第二节 星光熠熠的法兰西近代文学

19世纪的法国文学几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文学主流开始摆脱政治和国家的控制,它不同于官方文艺、学院派、古典主义的那些文化艺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反对派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帝国时期。帝国政府设法压制那些创新的流派,其目的一是可以保护传统文化艺术,二是可以防止非官方流派对帝国体制的冲击以及对社会弊端的揭露。雨果、福楼拜、波德莱尔、欧仁·苏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先后遭到了审讯或迫害。但是,文化艺术的创新和变革终究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潮流。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给19世纪的法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使得它走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涌现出的著名作家有: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大仲马、缪塞、雨果、乔治·桑、欧仁、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福楼拜、波德莱尔、魏尔兰、左拉、都德、莫泊桑、儒勒·凡尔纳等。在以往的三个世纪里,一般每个世纪只有一个主要文学流派,而19世纪则文学流派纷呈,主要的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等。

一、浪漫主义流派。

文学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浪漫主义是和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文学艺术流派,它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赞赏人的个性、本能和感情,歌颂自然,反对崇拜理性。浪漫主义起源于英国和德国,紧接着出现于法国,可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早期浪漫派,除斯达尔夫人属于积极浪漫主义之外,几乎都拥护波旁王朝,歌颂保王主义和天主教,其中有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等,均属于消极浪漫主义。

积极浪漫主义的早期代表斯达尔夫人,曾寓居德国,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她在《论文学》和《论德意志》两部文艺理论著作中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早期浪漫派中的一些年轻人经过彷徨徘徊后,认识消极浪漫主义虽然和他们一样反对现存的文学主流,但消极浪漫主义所企望的是历史倒转,恢复封建秩序。于是他们最终和消极浪漫主义决裂。1824年后,法国复辟王朝全面走向反动,而积极浪漫主义却不断发展,最终取代消极浪漫主义而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主流。

法国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出生于贝藏松一个军官的家庭。1827年,他出版了诗剧《克伦威尔》,在序言里,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纲领。他从戏剧角度反对古典悲剧的形式法则,主张戏剧应师法莎士比亚,争取更大的自由与真实。他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艺术的任务要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要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也要描写“丑怪粗野”的一面,强调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确立了雨果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1828年,他写了戏剧《玛丽蓉·德洛麦》遭到禁演。1829年,诗集《东方集》问世,诗集歌颂了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充满对自由的热烈向往。1830年,发表了他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爱尔那尼》,该剧颂扬了主人公爱尔那尼反抗社会,反抗封建暴君,追求纯真爱情的精神,艺术风格上打破了古典主义悲喜剧的界限,呈现出浪漫主义的丰富多彩。1831年,他又在小说方面创作了浪漫主义的标本作品《巴黎圣母院》,小说谴责了那个使表面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和吉卜赛女子爱斯梅拉达遭受苦难的社会,感人至深。同年,雨果还写了诗集《秋叶集》。之后他又发表了一些诗集、戏剧和小说。1811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小说家乔治·桑、诗人缪塞、诗人和歌手贝朗瑞及文学家大仲马。

乔治·桑(1804~1876年)法国著名女作家,在她19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主要涉及妇女问题,她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妇女有不受婚姻习俗束缚的爱的权利。40年代,转而创作“社会问题小说”。1848年革命后,她放弃政治活动,隐居乡间,开始写作田园小说。一生写下105卷文艺作品,20卷回忆录及大量论文。著名的有《雷丽亚》(1833年)、《木工小史》(1840年)、《安吉堡的磨工》(1845年)、《小法岱特》(1849年)、《弃儿法朗莎》(1850年)等。她的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但敢于触及社会问题,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与邪恶,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贝朗瑞(1780~1857年)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旅馆雇员、排字工等。直接从法国民歌中吸取营养,创作了大量歌谣,其诗歌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在拿破仑时代,他那抒情婉约的歌谣就引起反响。拿破仑倒台后,他用诗歌抨击波旁复辟王朝,讥讽君主专制和反动教士。他的诗歌风格朴实、明快、自然、形象,充满生活气息,并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贝朗瑞最有名的诗歌是《意弗托国王》、《穷人的上帝》、《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老奶奶》和《老军士》等。

大仲马(1802~1870年)是法国19世纪多产的作家之一,他从戏剧创作开始文学生涯,后撰写历史小说,留下近300部作品。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却颇有争议。他的早期创作和浪漫主义相联系,发表了《昂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年)、《拿破仑·波拿巴》(1831年)等剧作。他的历史小说不注重史实,而是追求生动曲折的情节,充满浪漫传奇色彩。最主要的作品有《三个火枪手》(1844年)和《基督山伯爵》(1844年)。大仲马的后期创作变得商品化了,为了获取金钱,他曾以极高的速度粗制滥造了一些作品。

二、批判现实主义流派。

批判现实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是从浪漫主义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一些作家不再满足于借历史题材、异国情调来隐喻理想和感情,来表达自己的追求。由于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转而要求真实反映现实,用批判的眼光观察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司汤达和巴尔扎克。

司汤达(1783~1842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出身律师家庭。17岁参加拿破仑军队,把拿破仑当作英雄崇拜。复辟王朝建立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9世纪20年代初回国后,参加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发表了著名文学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年),他虽然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反对古典主义,但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他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拉辛和莎士比亚》实际上奠定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

司汤达的主要作品有两部:《红与黑》(1830年)和《帕尔马修道院》(1839年)。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紧接着拿破仑垮台以后的时代。《红与黑》的场景在法国,《帕尔马修道院》的场景在意大利,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他们的理想,对外界的反应和一般的举止都是十分相似的。于连(《红与黑》的主人公)和法布里斯(《帕尔马修道院》主人公)都是司汤达想象中的自己,他们为了追求幸福不惜伪善欺世,一切服从自我中心和利己的原则,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司汤达赞赏小说主人公的处世哲学,并不等于赞赏虚伪,恰恰相反,作者通过肯定他们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现实:在现今社会,伪善已成为统治力量,每个试图飞黄腾达的人都不得不向它顶礼膜拜,从而批判了现实社会。这就是他的作品的价值所在。此外,司汤达的小说也反映出贵族和民众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

无可争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首推巴尔扎克(1799~1850年)。他生于图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以后随家迁往巴黎,曾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办事员,一度因文学创作未获成功投笔经商,做过出版商和印刷厂老板。到1828年因破产而欠债累累,遭警察局通缉和债主逼债,他只得隐姓埋名,继续创作。坎坷的经历为他写出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的小说打下了基础,1829年出版了第一部以真名发表的作品《朱安党人》,一举成名。1834年,他设想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他的全部小说,包括已经发表的和即将动笔的,合成一部巨作。1840年,他把这部巨作取名为《人间喜剧》。《人间喜剧》最后包括了巴尔扎克1829~1847年间写的长、中篇小说和随笔97部。

在《人间喜剧》中,他揭露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对处在不同阶层、不同活动场所的男男女女,总计约2000多个人物的活动进行了描述,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当时的社会风俗画和心理解剖图。在巴尔扎克时代以前,爱情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而巴尔扎克第一次把金钱放到作品的重要位置上,使人无时不感到金钱在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和某些弊病。巴尔扎克还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里昂织工的起义,对普通民众的悲惨命运寄以同情,这些创作方法和题材对于以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都有深刻的影响。《人间喜剧》至今仍不失为我们认识当时社会一本有价值的教科书。

三、自然主义流派。

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产生于巴黎公社之后。它实际上是19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原则的片面发展。它强调摒弃幻想,面向事实。它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不是社会的人,而是受生物学和病理学规律支配的人。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不关注社会环境,但他们看不出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他们的眼里,社会矛盾与丑恶现象仿佛是永恒的。不过,许多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也并非完全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理论中,难怪有人说,左拉的血管里流淌着巴尔扎克的血液。

左拉(1840~1902年)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小说主人公的情欲和本能。他十分欣赏精密科学的客观性,试图把它移植到文学艺术中来,对人进行实验,就像科学家对化学元素进行实验一样,而对人的行为解释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遗传理论、病理学和人的性格与个性决定论。左拉最重要的创作,是他花了20多年的心血才完成的多卷本长篇史诗《卢贡—玛卡尔家族》。在这套小说中,重要的作品有《卢贡家族的命运》、《小酒店》、《萌芽》、《金钱》等。

这部长篇史诗的主要线索是:在普拉桑镇上,有位菜农的女儿叫阿杰拉依达孚克,神经不健全,与农民卢贡结婚后,又与一个叫玛卡尔的走私犯关系暧昧,她和这两个男人所生的后代贯穿着系列小说的始终。起初,左拉试图通过遗传理论来展现一家四代人的历史,说明狂热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极欲享乐的主要特征。但在后来的作品中,左拉所关心的遗传问题常常又退于次要地位,作品中的有些人物不是来自卢贡—玛卡尔家族。

《金钱》的主人公叫阿里斯蒂德·萨卡尔。他用欺骗的手段成立了一家有名无实的“世界银行”股份公司,对东方的工业和交通业进行投资,并从中大发横财。然而,萨卡尔的破产,使成千上万的储户成了一贫如洗的乞丐,但萨卡尔并没有洗手不干,而是继续进行非法行骗交易,成了交易所里的一个典型的强盗。

《小酒店》描绘的是法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家庭的悲剧。洗衣女工翟韦瑟和建筑工人库保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为环境所迫,道德上走向了堕落。他们代表着粗暴愚昧的贫穷的工人阶层,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了对酗酒的浓烈兴趣。

《萌芽》是反映劳工阶层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小说开头描写的是法国北部的煤矿工人在悲惨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中,但他们忍气吞声,不与公司反抗,整天吵架、斗殴、酗酒。后来,公司为转移经济危机的影响,拼命压低工人工资,逼得走投无路的矿工不得不举行罢工。饥饿的暴动工人成群结队,摧毁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

左拉生动地刻画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形象,表达了他的思想情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左拉描写生活的手法酷似19世纪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更喜爱描写生活中最为普遍的平民百姓,更喜欢挖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情节安排上,左拉竭力用描写来刻画人物,而且这些描写非常认真、出色。但是他所描写的物质环境,似乎并不服从于情节和人物刻画。但总的来说,他对以揭露弊端为目的的法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象征主义流派。

象征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诗坛,后来迅速扩展到其他文学体裁。这个流派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手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否定理智的意义,盲目崇拜直觉,他们所写的一切都带有神秘莫测、模糊不清的轮廓。在他们的诗歌或剧本里,哪怕所描写的是日常的琐事,也总包含着唯心主义的抽象理想。他们重直觉甚于理智,重形式甚于内容。象征主义诗歌是通过缓慢的旋律来表达忧伤的情调和生活的困惑,落叶、丧钟与残烛等一切令人想起人生短暂的感伤形象,成了这类诗人热衷表现的内容。

象征派代表主要有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弗拉格、魏尔兰和罗斯丹等。在艺术形式上,象征派诗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法国诗歌,在影响范畴上,小而言之,它扩大到比利时、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大而言之,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波德莱尔(1821~1867年)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坛上杰出的诗人和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诗集《恶之花》被称作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滥觞。“恶之花”按波德莱尔的意思是“病态的花”,这就点明了诗的主题。实际是突破了关于美的传统观念,描写丑陋的事物和病态的感情,目的就是“化丑为美”。这种全新的美学思想奠定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基础。他的名诗《交感》篇被誉为象征派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指南。

波德莱尔把当时很时髦的神秘主义哲学的“感应论”运用到诗学中来,认为诗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以及人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秘密的联系”和“普遍的相似”。他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遗风的继承者,更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他的著名诗集《恶之花》和姐妹篇、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的诞生,宣告了法国现代诗的开端。此外,这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的理论著作广泛地涉及诗歌、小说、音乐、戏剧和绘画等诸多领域,其文艺理论著作有《人造天堂》及逝世后出版的《美学珍玩》、《浪漫派的艺术》、《1845年的沙龙》、《1846年的沙龙》、《1859年的沙龙》等。

《恶之花》是诗人天才的杰作,诗人一方面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理想和信仰,另一方面又像激流碰到岩石般地发出了他心中的怒吼。他认定诗是真理的胎儿,而“想象力是真理的皇后”,我们的生活富于那种带有诗意、具备奇观的题材,我们仿佛是被奇异的气氛所包围而又沉浸于其中。他在《 <恶之花> 序言》中说:“什么叫诗歌?什么叫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恶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诗人有着奇特的审美情趣:丑中见美,痛苦中见喜悦,恶魔中见善良。诗人曾说过:“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乐节奏就使人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

诗人对于美的艺术主张跃然纸上。把恶和丑升华为美,冲破了长期以来“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法则,从而为象征主义及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尽情抒发个人抑郁、愤懑之情写好前奏。

魏尔兰(1844~1896年)是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虽然他在进入文坛之初曾受巴那斯派诗人的影响,但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调与过分追求形式完美的巴那斯派迥然有异,他的诗歌也不像浪漫派诗歌那样直抒胸臆,他的落笔点在于描写那些与情感相对应的客观事物,并以此来表现诗人自己哀婉纤细的内心世界。1863年,他发表了十四行诗《普律多姆先生》;186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土星人诗篇》问世,其中收录了他的早期诗作40首;1869年出版的《游乐画》收集了他创作的21首短诗;1870年结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诗集《好歌集》,收入该集子的《皎洁的月光》一诗,具有一种沁人肺腑的清新美感。1871年,他结识了比他年轻10岁的诗人兰波。兰波的新诗观念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象征派诗人,他的诗歌从学中来,认为诗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以及人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秘密的联系”和“普遍的相似”。

在著名的诗篇《诗的艺术》中,他阐述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他认为诗人的创作应有独特的风格,诗歌要介于明晰与朦胧之间。他还主张诗歌要具有音乐性,“所有的事物中,重要的是音乐”,“永远要的是音乐”。魏尔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使他曾经享有“诗歌王子”的美称,高尔基曾引用前人的话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第三节 异彩纷呈的法国现代派文学

一、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文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出现了,其反叛的艺术思想给现代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把贯穿现代主义历史的“荒诞”主题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它的根本宗旨是专门强调生活的肮脏与虚无,“荒诞感”已从一般的历史社会范畴,从一种批判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彻悟的意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文学与形而上学》,深刻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仿佛每个人,无论年龄多大、社会地位多高,都是残酷和无耻的,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伤害他人。存在主义彻底否定了生活的意义,在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中,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仿佛自相矛盾、互不协调、支离破碎就是形成人类本性的基础。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就是荒诞的本身。在《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等重要的作品里,加缪生动地表现了有关荒诞世界和荒诞人生等重大主题。

法国二战后有两位号称“精神领袖”的人物,一是萨特,一是加缪。在这两个人中,中国人更熟悉萨特,在20世纪80年代,他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而对加缪则知道和了解的人要少得多。其实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加缪在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不多,而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和魅力仍然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

阿尔贝·加缪(1913~1960年),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幼年丧父,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在亲友的资助和半工半读中念完大学并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加缪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并一度加入法共,后退党。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战后,他出版的《鼠疫》引起轰动,成为法国销量最大的书籍之一。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他死于车祸,年仅47岁。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年)、《卡利古拉》(1945年)、《戒严》(1948年)和《正义》(1949年)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斯的神话》,在欧美产生过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年)曾获法国批评奖,进一步确立了加谬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他的主要作品有《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鼠疫》等。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

加缪的思想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了焦虑和不安,而加缪则走向了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鼠疫》是一部寓言体的小说。它是一篇有关法西斯的寓言。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继续他的存在主义主题: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但是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里厄医生不再如莫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与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展开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幸福。里厄医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于奉献画的人联合起来战胜瘟疫,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小说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的奇幻画面,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加缪获奖比任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引起的争议都多,因为他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激烈反对的敌人。不过,还是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法国作家站出来为他说话,马丁·杜伽尔称加缪有坚强的意志,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莫里亚克称赞他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英美国家则对他的获奖表示欢迎,《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时代》周刊也高度赞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二、“新小说”。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小说”开始占领法国文坛。它产生的基本原因是:作家们希望通过小说的写作技巧来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新小说”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原则、信条和美学观点的流派,而是一群作家在写作技巧和世界观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深入的和新颖的见解。

阿兰·罗布格里耶热衷于纯描写性的文学,他的作品情节十分模糊,一般只能给人一个总的印象。《橡皮》表面上看是一部侦探小说,但实际上它与传统小说又不是一回事,整个故事扑朔迷离。这部作品写的是一场政治斗争或政治阴谋,但是罗布格里耶却有意绕开了这个事件的内容,而把主要的精力花在对琐碎的生活现象和混乱的不可理解的过程的描绘上,他着重描绘了现实生活中那些与事件的实质丝毫没有关系的“物”的体积、形状、色彩等,因此,警察重大的侦破使命在对无数堆砌的手势和举止的描绘里消失了。

米歇尔·比托尔用一种接近音乐的创作方法,通过把人物的思想、感觉、言语和内心的独白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生动地表现了它们共有的现实性。娜塔丽·萨罗特用精神分析家的研究方法来挖掘人物的意识状态,尤其是挖掘人物内心独白的前奏——潜对白。克罗德·西蒙通过一些没完没了的句子,使作品中人物的意识混乱不堪,他的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拼贴画。马格丽特·杜拉斯的早期作品摈弃了确定的主题和真实的情节。克洛德·莫里亚克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把故事素材混杂在一起,通过打乱时间的顺序,给了读者一种全新的价值观。

总而言之,“新小说之流”采用这些新的创作技巧的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时间、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人。

三、荒诞派戏剧。

在新小说出现的同时,荒诞派戏剧也诞生了。它的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它是一种反传统戏剧,但不像存在主义那样采用了传统的文学形式,而是用反传统艺术方法和戏剧形式来表现荒诞的内容,用破碎的舞台形象来表达不可表达的真实,用延伸的戏剧语言来替代正常的语言。在荒诞派戏剧里,荒诞的主题和荒诞的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夸张成了这一流派惯用的表现手法,这种写作风格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们所意识到的人类处境的荒诞性。

尤奈斯库和贝克特是荒诞戏剧的先驱和主将。尤奈斯库(1912~1994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自幼在法国生活,1945年后在巴黎定居。1950年,他接连创作了三个剧本;《秃头歌女》、《上课》和《雅克或百依百顺》。其中,《秃头歌女》被认为是“荒诞派”戏剧的开山之作。剧本描写两个陌生人在交谈,谈天气、谈住房、谈孩子,后来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对夫妻。该剧自始至终没有歌女出场,人物对话毫无逻辑可言,且都是陈词滥调,但其中充满着滑稽的成分和讽刺的力量。

1951年发表的《椅子》是他的一部名作,随着这部剧的上演,尤奈斯库声名大噪。在这一阶段,作者所追求的目的只是将戏剧推进到一个既非戏剧又非文学的中间地带,或如作者自己所言:“只是为了创作一种激烈的戏剧:激烈的滑稽,激烈的悲惨。”1958年创作的《犀牛》,表现了尤奈斯库作品主题的深化。书中描述的是人的异化,即人的精神的堕落。在《犀牛》中,人不是被迫变形,而是向往变形,追求变形,以变成犀牛为荣,整个世界几乎为犀牛所淹没。他作品中的人物对话颠三倒四,啰嗦重复,荒诞不经。尤奈斯库认为只有通过语无伦次的语言、杂乱无章的情节,才能把丑恶和肮脏的现实搬上戏剧舞台,让人们有机会正视现实,直面人生。他试图通过这种形式的手段来揭示荒诞的内容,达到一种特殊的深化主题的效果。

贝克特(1906~1989年),爱尔兰籍小说家、戏剧家,30年代后定居巴黎。他能用英语和法语写作。50年代中期以前,他主要进行小说创作,并且是第一代新小说派中卓有成就的一员。其法语小说主要有《莫洛伊》、《马洛纳之死》、《无名的人》、《如此情况》等。贝克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小说。他把自己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搬上了舞台。《等待戈多》和《剧终》两剧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被视为荒诞戏剧的代表作。

以《等待戈多》为例,此剧共两幕,主要写两个流浪汉在荒野路边的一棵树下等待戈多的情况。他们用各种无聊的动作和对白来消磨时光,黄昏时分一个男孩子前来报信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第二天仍然如故,唯一的变化仅仅是枯树上长出了几片叶子。至于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剧中并没有做交代,唯一的主题只是毫无目的的漫长等待。有人认为该剧的寓意是揭示人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的尴尬处境。实际上,该剧恰恰反映了荒诞派戏剧的典型主题——寻求自我。然而,自我是捉摸不定的,随时间地点变化,因而也是永远无法找到的。《等待戈多》中支离破碎的情节,怪诞的人物形象,长篇累牍的对白加之无聊的动作,这一切构成了荒诞派戏剧的特征。

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里,语言已经完全失去了传统戏剧语言的作用,变得像“石块和死尸”一般,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试图通过“物”把人物局促不安的心理加以强化,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形象。他就是这样试图延伸戏剧语言的,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作品给了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因为只有最平淡、最平常的日常生活和最乏味的言语被应用到超限度时,异常的事物才能够从中涌现。他的戏剧言论,深得阿尔弗雷德·雅里和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喜爱。这种戏剧语言不断深化,就其重要性和效果而言,堪与卡夫卡、米肖以及许多存在主义作家们媲美。

以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荒诞戏剧剧情荒诞不经,但是寓意深刻。有人评价他们的剧作时说:“看了这些戏,我们都感到好笑,忍俊不禁,但在笑声中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哀与寂寞。尽管剧情虚妄,台词荒唐,但我们不难发现剧中人有些方面跟我们十分相似,而剧中的荒谬现象正是我们不合情理的生活现实的极度夸张。剧中人说出了我们心中想说而说不出或不敢说的话,他们也道出了我们自己阴暗的心理和私下的打算。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化身。”从艺术的价值来看,虽然是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表现,但它却让作家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它在破坏旧的传统写作风格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先锋角色,把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哲学和美学思潮大张旗鼓地引进了法国文学。它不仅反映了作家对人类处境的焦虑,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现实与传统相互冲突的驱使下,进行精神探索的雄心和抱负。

四、“原样派”。

自20世纪60年代起,“原样派”在法国文坛几乎起到了左右风云的作用,索莱尔斯(1936~)是这个流派里最具影响、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之一。索莱尔斯的早期作品较为接近传统小说和新小说的风格,最初作品是一个简短的故事《挑衅》和一部小说《奇怪的孤独》,1965年发表的《正剧》是一部小说式的日记,但却不是小说。人们冠之名以“新新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交替使用“我”和“他”作为主语,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叙述方法。索莱尔斯的文本不但与司汤达、普鲁斯特的小说展开对话,而且与达·芬奇、凡·高、高更的绘画进行交流,从而不断地产生辐射效应,使原有文本在回环往复的运动中归于消失,并使新的文本随之源源溢出。如此这样,作者与作者、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的界限也就彻底消失了。

索莱尔斯在力求诗和小说紧密结合的原样派中是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1960年,他与其他一些年轻人创办的《原样》杂志,是20~40岁之间的所谓“先锋派”进行战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虽然这本杂志于1983年更名为《无限》,但只是办刊的单位由原来的瑟伊出版社变成了现在的伽利玛出版社,其根本宗旨并没有改变,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它虽然是一部文学杂志,但里面也刊登了大量的科学、艺术、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作品,而且许多文章都是跨学科理论的结合体。

作为法国“原样派”的杰出领袖,索莱尔斯为当代西方文学观念和人文思想的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眼里,一个文本是由另一些文本写出来的,而不是出自一些句子和词汇,任何文本都处在好几个文本的结合部分,它既是复读,也是强调、浓缩、位移和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文本的价值就在于它对其他文本进行积分式的、破坏性的行动。也就是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神作”,作者和作品的传统概念被彻底地否定了,文学世界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走向了一种无名的状态。“文本写作”的概念,即通过研究文学性文本产生的方式,为我们彻底地破除了传统文学概念的神秘性,而且为我们阐释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这种方式成了文学走向主观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尝试。

无论是《原样》还是《无限》,都十分注重创新,都注重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下半叶培养了像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克里斯特瓦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文艺理论家,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发展到了顶点。

索莱尔斯的《数字》和《戏剧》是“互文性”的最好明证。《数字》里的某些段落是用汉字结尾的,索莱尔斯把非拼音文字的汉语写进了法语文本,这种别出心裁的写作方法令许多不懂中文的读者十分费解。《戏剧》采取了《易经》的结构,共分64章,相当于六十四卦,单数与偶数以及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分别对应于阳爻和阴爻;而《数目》则使用了大量的汉字和《道德经》的引言。索莱尔斯之所以留下中国的痕迹,其目的并不是希望产生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为了表明“抑制本能的回归”,一种从内外触及西方的语言系统,并开始对它进行深刻的反思或超越,在这里,索莱尔斯强调的是一种无声和沉默,这种无声和沉默能够让读者理解更多的东西。

五、超现实主义。

当然,在20世纪的法国文学里,在现代性文学的对立面,传统的写作风格也还具有相应的地位,并得到相应的发展,文学界理性和反理性之间的斗争始终没有中断。20世纪初,法国涌现了一批反映人民群众情绪的作家,他们继承并发扬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所反映的民众对极权政府的野蛮暴行的愤怒情绪是自发的,有时也是自觉的。法朗士(1844~1924年)是个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作家,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旧脍炙人口。他的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以对平凡的事物娓娓动听的描述见长,其文笔清晰、自然、优美。他是个幽遇到未知的自己默大师,善于发现事物的风趣的一面,善于运用灵活多变的讽刺笔调,而他的那种讽刺笔调又含有对人类极大的怜悯心。1907年,他发表的《企鹅岛》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堪称是一部伏尔泰式的讽刺小说。法朗士至今仍享有“现代伏尔泰”的美誉,他既保留了古典的传统,同时又怀有乌托邦的理想。

罗曼·罗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马丹·杜伽尔也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十分接近。在艺术和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罗曼·罗兰(1866~1944年)深受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崇尚现实主义的真实和高尚的道德,懂得艺术应当面向人民的深刻道理。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托夫》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罗兰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来自人民,接近人民,而且还在于他表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约翰·克利斯托夫性格刚强,才华出众,他与19世纪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不同,在生活中,不是力求树立自我,而是希望树立有意义的、真实的、革新的艺术。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与普鲁斯特不同,传统的基督教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他,即人世间罪恶深重,灾难和痛苦是无法逃避的。他没有把家庭美化为平静安逸的避风港,而是为我们深刻地揭露了深宅大院里的卑鄙勾当。在《母情》里,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一位滥施威压的母亲形象。他的小说具有强有力的一面,他所揭示出来的道德上的丑恶现象,与其说是由于生理退化引起的,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造成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里看到贪婪的人性所进行的疯狂斗争。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法国文学中,莫洛亚、季洛杜和纪德是这个时期典型的唯美主义的拥护者,如纪德(1869~1951年)的《伪币制造者》,对现代文化、家庭和生活习俗都作了批评性的描写,跟普鲁斯特一样,他试图要表明,客观世界的种种印象只有在感受它们的艺术家的主观意识的折射下才具有意义。

在法国文学界,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这种斗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更加激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法国成为国际上反苏联暴政的中心,而且在欧洲逐步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在20年代的法国文学中,侵略性的倾向得到了加强。如蒙德朗公然赞美战争是对人类性格的锻炼和“以剑来保卫天堂”,莫朗《我焚毁莫斯科》充满了对苏联暴政的愤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战前就已形成的两种对立思想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形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两个对立的极端——抗战作家和附敌作家。爱国主义抗战作家们以各种合法的形式,通过抒情诗和历史题材,通过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极大地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抵抗运动年代是法国进步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对于以路易·阿拉贡和艾吕雅为卓越代表的抗战诗歌来说更是如此。无论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们广泛地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名副其实的为争取和平和民主的积极的战士。而蒙德朗、莫朗、塞利纳等人,把法西斯德国的侵略说成是完成统一“伟大欧洲”事业迈出的最先一步,成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报刊的同盟军。

20世纪的法国现代派文学以浩大的声势,向巴尔扎克、司汤达笔下的现实主义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现代派审美意识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占领了法国文坛,甚至波及了整个世界。“人论”的变异,使20世纪的法国文学走向了更深层次的人性挖掘,尤其使其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综观法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走向,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和“原样派”等各种反传统的文学流派,在反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方面,实际上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互文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作家死了”等反传统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这种批评的、叛逆的文学,通过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全面观照,通过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不断革新,尤其是通过“零度写作”和“文本写作”的方式,把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哲学和美学思潮大张旗鼓地引进了文学,而且从根本上彻底地解构了传统文学概念的神秘性。

20世纪现代派文学以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精神震撼和前所未有的哲理思考。法国现代派文学的“意义”既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内容和情节十分零散,也存在一个吸引它的中心:一个非固定的中心。在“书”的压力之下以及在其创作的过程中,这个中心产生了一定的位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位移的过程中,这个中心始终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有中心,越来越隐秘,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专横,因为现代派作家是出于欲望才写书的,但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中心。如果说他们曾经有过触及这个中心的感觉,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对于那个旧的世界,他们只承认它的形式价值,从来不承认其实质价值。作为新世界的意象,他们的诗性作品代表着当代人感觉的过渡期,它犹如一出反映意识解体的戏剧,力图通过“意义”能够将所有解体的东西全部收回,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方向。

第四节 法兰西艺术奇葩

一个时代在政治生活、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气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样也会在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上表现出来。19世纪法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急剧变化,首先影响了它的艺术领域。

在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大卫的画风被学院派所继承和改造,继续在画坛占有一席地位。学院派的代表人物是安格尔(1780~1867年),他是美术院院士,以后又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发扬古典主义典雅庄严的画风,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浴女》、《泉》、《土耳其浴室》等。

1819年,法国年轻画家吉里柯完成名作《梅杜萨之筏》,标志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兴起。

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著名代表是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他早年师承学院派画家盖兰,却喜爱浪漫主义风格。他的绘画题材广泛,擅长历史画、风俗画和肖像画。最有代表性的却是现实题材的,如对土耳其人在希腊大屠杀表示极大愤慨的《希阿岛的屠杀》,反映1830年7月革命的《自由引导人民》。在他的作品里,常常反映出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苦难的同情,对革命的歌颂。

维克多·杜米埃(1808~1879年),是法国19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画家。他从1830年起开始作讽刺画,用漫画的笔调攻击七月王朝,描绘当时商人、律师、医生、教授、小资产者等典型人物。他的石版画独居一格,其中尤以《特朗斯诺南街——1834年4月15日》最为出名,画中逼真地描绘出政府士兵镇压共和派起义时闯进街区、残暴杀害男女老幼的骇人情景。杜米埃的艺术遗产,十分丰富,总计约有4000幅石版画、900幅木刻画及大量水彩画和油画。

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年)是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出身农民,自幼爱好艺术,曾去巴黎学画,1849年开始定居巴黎市郊巴比松村,因此成为巴比松画派的著名领袖。他创作了以表现农民为主的大量农村的题材,富有强烈的农村气息,堪称“农民画家”,著名的作品有《拾穗者》、《播种者》、《牧羊女》和《晚钟》等。他在作品中以深刻的思想蕴涵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赢得了世界画坛的声誉。

浪漫主义也影响到雕塑,七月王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浪漫主义风格的雕塑作品。最著名的浪漫主义雕刻家是吕德,他摒弃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雕塑界流行的形式主义,提倡富于动态和激情的风格。他的代表作是巴黎凯旋门上的高大浮雕《马赛曲》,重现1792年法国人民保卫共和国的历史场面。

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洛瓦及现实主义艺术家米勒、库尔贝、杜米埃等是19世纪法国绘画艺术的杰出人物。到了19世纪末期,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活跃在法国画坛上。莫奈是印象画派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在印象画派中享有绝对的至尊地位。代表作《日出印象》是他在1872年的一幅油画写生,画家用饱含激情的笔墨和奇特的技法描绘了体验到的转瞬即逝的海上日出的壮观形象。现实中的事物在画面上只是若隐若现的侧影,唯一清晰的只有一轮朝阳。透过这幅作品,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光与色的交织和震荡。这与传统的风格大相径庭,公众看后感叹眼中只有“印象”,“印象主义”由此得名。而莫奈被称为“和光线赛跑的画家”。他的其他作品还有《睡莲》、《公主花园》、《圣·扎拉尔车站》、《卢昂教堂》等。

19世纪90年代前后,印象主义方兴未艾,后印象主义仍然不失时机地登上法国的绘画舞台,代表画家有塞尚、凡·高、高更等人,他们对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均起到了直接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塞尚是19世纪末最伟大的绘画艺术大师,也是后印象主义的始作俑者,他的绘画涉及景物、风景和肖像等。那些平实的作品无不显示出画家强烈的个性,而且展示了他强烈坚定的理想追求。他的景物画和风景画为世人瞩目,但他为数不多的肖像画也毫不逊色,从作品《两个玩扑克的人》中便可见一斑。塞尚是一位驾驭色彩与形象的艺术大师,他曾说过,“色彩体现在它的富足上,形式体现在它的充盈上”。他借助色彩赋予形式以最大的体积,使这种形式像几何体一样在画面空间中转动。

高更与19世纪其他画家相比,应该是象征叛逆社会的浪漫风格的艺术家的典型。他抛弃了西方传统的习惯势力,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始生活方式中发现艺术的真谛。作品《布道后的幻象》创作于1888年,通过高度压缩空间的方式,画家处理出了一种跳跃感和超越感。画面上搏斗的主角雅各和天使只占很小的一块位置,而观看的一些妇女却占据画面的大部分,似乎成了真正的主角。这预示着这一场景只是信奉原始宗教的妇女们的宗教幻想。这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手法,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高更的绘画是,种原始的、本能的、暗示的艺术,他把绘画视为某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这种对于绘画本质的信念,是高更对现代艺术作出的超凡卓越的贡献。

凡·高出生在荷兰,但主要是在法国从事艺术活动。他是一个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家,对色彩极为敏感,堪称一位惊世骇俗的色彩大师。色彩在1888年创作的《夜咖啡馆》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自画像》是画家自杀前作于精神病院的肖像画。作品如实地展现了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在不同层次的蓝色中,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雕塑般的头颅和造型感坚定的身躯。然而透过木然的面部表情,我们却不难猜度画中人对人类充满着强烈的爱。静物画《向日葵》是凡·高的另一幅不可多得之作,其色彩和线条的表现力格外引人注目,它的平面感和装饰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法国的建筑与造型艺术也独具特色。随着经济的发展,使一批脱离农业生产的民间艺人匠师出现,从事建筑艺术创作。10~12世纪,罗马式建筑艺术十分流行,这种建筑艺术主要用于教堂的建筑和装饰。

罗马式建筑是以古代罗马式建筑为基础,综合日耳曼和东方建筑艺术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罗马式建筑的特点是门窗上部都用半圆形拱顶,坚厚的石墙,圆屋顶、粗大的柱子,窗户窄小,因而室内光线暗淡。室内广阔的墙壁上,饰以大量宗教题材的壁画,并广泛使用雕塑装饰。罗马式建筑外形类似封建城堡,建筑物前后往往配置碉堡似的塔楼,以防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的攻击。这类建筑多为教堂,主要以其坚厚、敦实的形体显示教会的威力,使人望而生畏,以微弱的光线,使信徒产生隔世之感,增强虔诚心。罗马式建筑艺术以法国为中心,影响西欧各国,这类建筑以安高莱姆教堂、康边三圣教堂为代表。

12世纪末叶开始,在法国北部各城市兴起了哥特式建筑艺术,并流行于西欧各地。哥特式建筑艺术主要集中于城市内。由于城墙的防护哥特式教堂不需要砌建坚厚的墙。同时,由于教堂社会意义的加强,常常需要在里面举行城市典礼等公众活动,不少教堂还附设有学校、图书馆,因而要求能容纳较多的人,内部高大、宽敞、明亮。随着教会神秘主义倾向的发展,也要求在光线、颜色、高度上改进,以衬托宗教的神秘感。因此,哥特式建筑在改进罗马式建筑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它的特点是尖形拱门,高耸的尖塔式屋顶,薄墙壁、细圆柱、大门窗、光线充足。在哥特式教堂内,一切暗示重量、厚度等物质世界的成分都尽量被压缩,它高耸的尖塔,直升的线条、奇突的空遇到未知的自己间推移,透过门窗彩色玻璃的明暗光线交错,加之各式各样轻巧玲珑的雕像、雕花,都有助于使人感到崇高,觉得神权的至高无上,使人产生惊奇和神秘的心情,产生对彼岸世界——天堂的向往。哥特式教堂是文艺复兴前法国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夏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教堂都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19世纪的法国艺术的巨大成就包括其建筑艺术,被称为法国灵魂的埃菲尔铁塔是这一时期建筑艺术的代表。1875年,法国第三共和国决定为隆重纪念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00周年,于1889年在巴黎举办一次轰动世界的国际博览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要在巴黎建造一座千尺高塔。在700个建筑方案中,最后仅确定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也就是建筑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的设计方案。铁塔于1887年l月26日破土动工,但遭到了当时一些文化艺术界名流的反对。铁塔工地附近的居民也被吓坏了,有人居然跑到法院对埃菲尔进行起诉。埃菲尔力排众议,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他精打细算,一丝不苟,尽量杜绝一丝一毫的偏差。铁塔的安装工作于1889年4月5日彻底竣工,全部工程仅费时21个半月,耗资约800万法郎。建成后的铁塔高320米,分3层,共1711级台阶,分别在离地面57米、115米和276米处建有平台。1889年5月15日11点50分,埃菲尔为国际博览会开幕式剪彩,他亲手将法兰西国旗第一次升到了300多米的高空。为了铭记这位“钢铁建筑之父”,人们将铁塔命名为“埃菲尔铁塔”,并在塔下为他塑了一座半身铜像。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参观铁塔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估计总数已达1.9亿多,其中有近8000万人次登过铁塔。今天,埃菲尔铁塔已成为法国和巴黎的标志和象征。

19世纪末期,法国艺术家对现代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立体派运动的灵感来自于印象派、野兽派和塞尚作品。今天,慕名参观卢浮宫、奥塞博物馆、国立乔治·蓬皮杜现代艺术陈列馆和毕加索博物馆的艺术爱好者络绎不绝。从毕加索身上,可以看出巴黎对艺术家所具有的独特的感召力,凡·高、米罗、夏加尔等大批艺术家从世界各地辗转来到巴黎,进行了旺盛的艺术创作。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绘画流派便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从几何抽象艺术过渡到了流行艺术,现代艺术因而进行了革新。巴黎理所当然地让位于纽约,纽约成了先锋艺术的发源地,但法国的创作艺术并未陷入低谷,许多作家的作品仍然获得了承认。新的一代继续为现代艺术各大流派作出了巨大贡献。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大工程,其着眼点在于激发来自世界各地建筑师的想象力。70年代落成的国立乔治·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由英国人理查德·罗杰斯和意大利人洛伦佐·皮亚诺设计。闻名于世的奥塞博物馆珍藏着19世纪的艺术品,可谁还记得19世纪末期它是一个不起眼的火车站呢?它是三名法国建筑师和一名意大利建筑师的扛鼎之作。最著名的卢浮宫博物馆也旧貌换新颜,大卢浮宫由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全面设计,其中代表性的建筑是一座玻璃金字塔。

第五节 艺术之家卢浮宫

带着对君主专制的不满,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所有皇室象征,以及代表宗教权力的著名教堂。然而被路易十四所淡忘的卢浮宫,却正因为甩开了封建王权的帽子而逃过了这场劫难。1789年,卢浮宫正式改建为博物馆。一开始,它只作为存放法国艺术作品的场所,由于不少的藏品都曾在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卢浮宫逐渐肩负起修复,并且对艺术作品进行日常维护的重任,文化遗产的概念也就起源于此。随着博物馆的收藏日益丰富,卢浮宫开始举办一些展览以供巴黎市民参观和学习,而这也是今日卢浮宫的开端。

从1794年开始,卢浮宫正式向公众开放,展示其在大革命后收藏的艺术珍品。但19纪初的一场大火再次改变了它的命运,宫殿的主体建筑和杜乐丽宫都在大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当时的政府由于拿不出维修的经费,只能让巴黎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物湮没在火灾过后的尘土中。然而,灰烬下的卢浮宫依然雄伟,仿佛就像凤凰,默默等待烈火后的再生。

到19世纪中期,卢浮宫和杜乐丽宫收藏的艺术珍品,让两宫重新焕发出活力。火灾过后的宫殿重新向公众开放,各个不同主题的展厅挤满了热爱艺术的人们。这时,全世界的艺术珍品都开始向卢浮宫汇集。在1905年,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在里沃利路落成。20世纪之初,伊斯兰世界艺术珍宝的加入,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收藏。随后,卢浮宫翻修了古埃及及东方文明展厅,博物馆的面积进一步扩大。其实,不断增加的不仅仅是收藏,不断扩建的也不仅仅是面积,艺术家和热爱艺术的游人对卢浮宫的爱,也是从这时起日渐风靡。然而,战争暂缓了卢浮宫的辉煌,为了避免藏品在德军占领巴黎时被掳夺,它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上了敞开的艺术大门。

战后,卢浮宫重新向公众开放,并且又增加了不少新的艺术收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更是源源不断地流向它那些修葺一新的展厅。为了更好地对藏品进行日常的维护,卢浮宫还设置了专门的实验室。在1981年的9月26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宣布进行声势浩大的卢浮宫翻修计划,以恢复它经历火灾前的面貌。在这个时候,昔日的宫殿已经完全摆脱了皇权的影子,而巨大的翻修计划,则使其真正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馆。在1989年的3月30日,作为翻修计划的一部分,著名的玻璃金字塔正式在卢浮宫落成,构成了卢浮宫壮丽景观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