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_游士谋权_中国士人的故事

时间:2019-06-23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6 次

导语_游士谋权_中国士人的故事

“道术将为天下裂”。[1]东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士人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从“道术”向“方术”转变,是中国士人历史上的第二个变化。春秋诸子争鸣,提出各种治国理论;战国士人谋权,游说诸侯争霸,怀揣计策游走在列国之间,搏世位富贵、取卿相之尊,是一群凭着三寸之舌,跑来跑去的游士说客。

东周在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公元前四八一年是“春秋”时代,在公元前四GA996三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是“战国”时代。时代名称系出两部史书,《春秋》是鲁国史书,记叙了鲁国早期一段历史;《战国策》是一部以记载言论为主的著作,叙述秦统一前各国一百八十二年间的军事与外交。以书名标识时代,说明了著书立说本身及其著书立说主体(士人)在那个时代的权重和地位。

周朝的天下组织,一切事物按照封建方式维持,是一成不变的宗法城邦关系。“体国经野”,[2]有城市与乡村;“都鄙有章”,[3]城市的人称君子,在乡村的人称野人或小人。人口激增之后,许多荒地被开垦,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渐已无存。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维持周代礼制的主要资源——土地和人民,已被诸侯瓜分完毕。生产增加,铜钱流行,“大夫皆富,政将在家”,[4]私有观念已经流行。教育普及,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社会流动性陡增,不容易保持贵族间原有的等级,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从《春秋》终篇至“六国称王”的一百三十余年间,可谓乱世。“社稷无常奉,群臣无常位”,[5]新兴地主、官僚夺权,取贵族而代之。各诸侯国谋求霸业,抢夺资源,以力争胜。战争方式大变。春秋时贵族争战,战斗不出一日,按仪节行事,保有骑士风度,讲数据库安全究道德标准。一到战国,绅士作风荡然无存。战国末年,每方投入兵员近五十万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连亘数月。战死的人数,使人战栗。[6]战国争霸和剧烈的兼并战争,使礼信尽废,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闻诗书,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出谋划策,说辩于诸侯之间,穿梭于己国之外,充当说客,苏秦便是其代表。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7]战国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公室衰微,私人空间自然变大。诸侯国之间无义战、重谋略,君臣主仆之间海纳百川、尊才尚贤。战国是一个属于士人的时代,战国士人在王国之间,阡陌之上,风尘仆仆,自由游走。

管子预言“霸道”,断言“夫强之国,必先争谋”,[8]预言了即将出场主宰天下大势的一种人,预言了凭一己才略开辟一段宏阔景观的人。(www.tshiny.cn)战国是各国内政外交矛盾重重的时代,需要新兴的力量来突破。战国士人在国家之间力量天平上的权重之大,大到“得士者存,失士者亡”,[9]甚至“士贵王者不贵”[10]。诸侯争霸,新形势下乞求存国、强国和兴国,强烈需要新的国力资源——智力。诸侯国之兴衰关键在于智慧谋略,故务先权谋以为上策。这是因为在应付复杂变幻的形势中,财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依赖智力才能变财力为克制对方的实力。《管子》一书更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11]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唯有“神圣”、“明圣”、“大圣”,即聪明智慧;一国之君要拜智慧者为师,乃至在抉择的关口能有大智谋者为之谋划定夺。

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12]国家与国家之间,用谋得当,制胜可不费一兵一卒;用人数据库安全得当,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13]事态发展中,智谋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

战国是一个风气大变的时代,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需要以攻代学贤。各国诸侯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如何遵循君臣之义,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是在激烈的生死存亡争夺战中保护自我,以求生存再求发展为第一要义。[14]一介之士,或在朝堂上雄辩滔滔,主导国家大事;或托于贵族门下,出谋献策;或隐于市野,于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所谓国士无双,国之兴衰关键在于有智慧、有谋略的士人。战国征聘取士,第一条就是看其是否有比权量力的谋略。

春秋时,贵族君主依靠个人魅力、亲属关系纽带,形成贵族集团联盟,各国都是贵族城邑的联合。战国是变法年代,半独立的贵族城邑逐渐开始内部整合,由士大夫、士和吏组合成庞大官僚机构,新统治集团构成国家。春秋时,礼乐征伐由诸侯出,不单单要有强大的实力,还要有特定的政治策略,君主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最大变量。战国是弱肉强食的年代,只讲国家实力,那些先适应铁器时代的国家机器会逐渐强大,而贵族武士守卫的青铜城邦之存殁,根本不是在任君主一数据库安全人之力能决定。“诸侯畏劳,常使卿大夫代行……渐渐形成大权旁落之势,于是大夫篡位,乃是此后战国之新局面。”[15]

战国君权旁落大夫,是因为不能只靠世袭的亲贵来实现国家的强大,这一切功能必须移为国家行政单位,建立一套有延续性的人才更替体制;战国君权旁落大夫,是因为不能靠一代君主的时间完成敲碎几千个贵族独立城邑的任务,而络绎不绝、没有继承权的白衣士人比贵族宗亲要出工出力得多。所以,战国是士人的时代,官僚文化体制为各地士人提供了魅力四射的机会。士人“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16]国与国之间来去自由。战国士人随权而多变,无立场,无原则,视利害所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7]是无政治原则的政客。

战国国家观念不发达,士人不“爱国”,爱权力功名。战国属于公元前,人类刚由青铜器时代步入铁器时代,思想意识还没开化,国家意识还没觉醒,温饱和存亡才是最关心的事。战国士人脑子里不可能形成诸如爱国主义等超社会、超历史的概念,少有“爱国”思想。楚国屈原曾被当作爱国典型,但他不是士人,是贵族。屈原之“爱国”为“同姓”难去的宗国之恋。出身平平的士人们,一般就不爱国了,所谓只管生死而轻君国。孟子荀子,这两位儒家代表性人物,都是极其缺乏国家观念的。孟子是邹国人,游说的重点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荀子是赵国人,却在齐国的稷下做首席访问学者(祭酒),又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更夸张的,他还打破儒生不到秦国去的老传统,给秦王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18]

可见,战国士人流动自由,哪国政策喜欢就做哪国老百姓,是当时常态。

谋略是人的一种活动。科技在人与自然之间,宗教在人与神之间,而谋略在人与人之间。与谋略相关的知识,看似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本质和目的是主导人际关系,即谋人。谋略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作用当然是处理利害关系,而非互利关系。谋略就是利害关系中的争斗技巧,而非协调平衡的技巧。谋略不是理论思维,不是悟性思维,而是一门解决现实利害的非理性思维。它的推理依据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事态判断,目的就是要实现事态发展的因果转换。“争”是谋略智慧的依据,不争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不战而败,是一种耻辱。这样,谋略就有了不道德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前提。[19]

西方中世纪,国家间战争无关谋略,一般方阵敲锣打鼓到城下,斗勇竞技。春秋时期,宋襄公就是这样守规则的人。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率“仁义之师”等楚军过河,谋臣道:“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20]宋襄公说不可,“君子不厄人”、“寡人不忍行也”。楚军抵岸下船,谋臣道:“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襄公说不可,“君子不鼓不成列”。宋襄公讲仁义、讲规则,结果负伤而亡,“宋师大败”。东周时代,中国人已经热衷于谋略了。谋略的主要品格是“忍术”,忍而谋智,并非静无,这在中国文化里很有价值。忍术将大怒、大情、大欲抑于心底,生发出“小不忍则乱大谋”[21]的强大意志。忍术伤己凌人,一是有自虐色彩,潜藏破坏性,二是实乃残忍。凡有政治建树的历史人物无不忍,春秋郑庄公就妥协隐忍。“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22]在胞弟逼宫上后发制人,克段于鄢;又在周天子进攻面前韬光养晦。他最终做了春秋第一个霸主,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中国文化重谋略,一是各家各派都非常关心政治,儒家全部旨趣都在政治上。二是政治观都首先指向了“治人”。各学各派都是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治人的方法就是谋略。中国文化讲大智谋,儒家“治人”之术是真正的大智谋。它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落实王道理想。儒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儒家谋圣的形式,就是常说的“修齐治平”,个人的修养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出发点和终点。法家也“治人”,是用社会法制强力来压服人心;儒家则用人格修养来影响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人人皆尧舜;从征服人心着手,在人心上建立王道理想。如此,各派谋略数据库安全文化中,儒家才是大智谋。[23]

注释

[1] (春秋)庄子:《庄子·杂篇 天下第三十三》,安继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 (西周)周公旦:《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叙官》,钱玄注,岳麓书社,2001

[3]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年》,岳麓书社,2001

[4]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岳麓书社,2001

[5]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

[6]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三联书店,2007

[7] (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十三 周末风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8] (春秋)管子:《管子·霸言第二十三》,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

[9] (西汉)东方朔:《答课难》,载《汉赋》(章沧授 芮宁生选注),珠海出版社,2004

[10] (西汉)刘向:《战国策·卷十一 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宋韬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11] (春秋)管子:《管子·霸言第二十三》,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

[12] (春秋)管子:《管子·制分第二十九》,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

[13] (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三 效力篇第三十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4] 黄宣民、陈寒鸣:《中国儒学发展史·第一章 孔子和早期儒学·第五节 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15] 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章 霸政时期 春秋始末·四 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商务印书馆,2010

[16] (北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北渚亭赋》,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799569&remap=gb

[1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2006

[18] 刘勃:《歧途哭返说战国》,京华出版社,2011

[19] 吴兴明:《人·诡·谋》,载《道德中国》(刘智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0] (战国)公羊高:《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徐明注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1] (春秋)孔子:《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华书局,2006

[22] (春秋)孙武:《孙子兵法·计篇第一》,郭化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3] 冷成金:《读史有智慧·儒家智慧》,重庆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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