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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王维_母亲崔氏有影响_中国士人的故事

时间:2019-06-23历史故事

居士王维_母亲崔氏有影响_中国士人的故事

居士,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居士锦带。居士,道艺处士也。”(《礼记》郑玄注)“东海上有居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韩非子》)“止于园舍,情均郊野,谦恭守道,贞素自得,由是世号居士。”(《魏书》)“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维摩经疏》)

王维母亲崔氏出身名门,是博陵(今河北定县)崔氏后裔。博陵崔氏是“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1]为山东望族,崛起于东汉;北朝时列为一等大姓,南北朝时又是第一等高门大族。至唐朝初年,按士族门第排姓氏,位居“崔、卢、李、郑、王”之“五姓七家”首列。虽然唐代是士族逐渐走向衰亡的时期,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士族在社会舞台上仍十分活跃。博陵崔氏就是其中之一,依然很有影响力。

博陵崔氏家族为什么能够在唐代经久不衰,影响流布?首先源自家族文化。其家学、家风有其特点:一是其家学以儒家经学为主,而兼综其他学科。在延续经学主体地位的同时,与时俱进,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特点,在治史、礼学、武干、文学、医学等方面亦表现得十分突出。二是其家风在遵循“守礼法、传家学、励节操、重孝道、睦亲族”原则的同时,有一部分家族成员与时转换,甚至出现了家族内部成员为了不同目的和需要而分歧殊途的现象。崔氏虽然是以儒学为传统的世家大族,但是随着中古时代政治文化背景的特定变化,一些家族成员逐渐接受佛教,信仰佛教,并将佛教融入了家传文化之中。如崔家讲究的是儒门正统,但王维母亲崔氏也可以成为虔诚的佛家信徒。博陵崔氏家族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在信众中有影响。三是其家庭教育有良好的构成传统。早期教育是维系名门望族的保证,终身教育是家族传衍的内在动力,而对于女性成员学业的同等重视,构成了提升家族整体地位的结构。

总之,世族比较注重家族整体文化素养的培养,在男子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给予女子同等的待遇。博陵崔氏女性成员从小就有好学的传统,一些女性成员同样饱读诗书,才学过人。博陵崔氏家庭早期教育中,母亲在子女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崔姓女子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促进了家族总体文化地位的提升。崔姓女子嫁于别姓之后,将自家的家学带到重新组合的家庭中,有利于家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这是母亲崔氏对王维崇佛有很大影响的原因。

开元天宝年间,是禅宗大盛的时候。神秀初到长安时,倾城顶礼膜拜。“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竟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2]神秀圆寂之日,又一番倾城哀悼105。“歧王范,燕国公张说,征士卢鸿,各为碑诔。服师丧者,名士达官,不可胜纪。”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南宗神会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无遮”指宽容一切,解脱诸恶,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一律平等看待。无遮大会,即以布施为内容的法会。“会上设二十万人斋饭布施,场面大得了不起。隆佛盛事,花团簇锦。”[3](www.tshiny.cn)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十五岁离家赴长安,十九岁赴京兆府试。二十岁就试吏部落第,二十一岁擢进士第,解褐,脱去布衣,担任官职,为太乐丞;寻坐累,谪济州司仓参军,二十六岁离任。二十七岁官淇上,次年隐淇上。玄宗开元十七年(729),王维二十九岁,在长安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十年。在《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一文中,王维说“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4]

王维生活在禅宗大盛的时候,一生习禅,除社会环境、任官经历外,家庭影响与之有直接关系。王维对佛门禅风的体悟,自少小就熏染其中了。母亲崔氏来自博陵大户,是佛教徒,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一文中,说母亲“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5]高僧影响母亲,母亲影响儿子。王维出生时,其母夜梦维摩诘菩萨入室,故名王维,字摩诘。名与字合起来是“维摩诘”,是洁净、没有染污的在家菩萨的意思。王维以“维摩诘”作为名字,寄托着母亲的夙愿。崔氏因丈夫身体不好,每天在家供佛祈祷,王维耳濡目染。九岁时,父亲去世,王维备受母亲怜爱。历代文人早年丧父,格外受影响于母爱的情形颇多,如孔子、屈原、嵇康、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岑参、白居易、欧阳修、柳永、陆游,乃至今日鲁迅等;也有青少年时期备受女性温柔呵护的例子,如杜甫、李煜、苏轼和曹雪芹等,这对人性情中仁慈之心的育养有根性上的帮助,以后出仕做人亦善待民胞与物。[6]

王维世家出身,从解褐为太乐丞起,官职渐次上进。二十六岁,离任济州司仓参军后,闲隐一段时间,又赴洛阳献诗张九龄求汲引。三十六岁时,擢升玄宗身边为右拾遗,总的来说一生仕进顺利。不料,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之乱起,王维五十六岁。“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7]王维不得已做了安禄山的给事中,贼平下狱。后因诗歌美名传到宫中,肃宗原谅了他。王维任官三十五年时间里,从州县主管仓库的正八品小官,做到吏部掌管流外官选补的从五品上官,最终官品并不高。唐朝文官品阶总共是九品三十等,王维才十三四级,居中等偏下。他的弟弟王缙累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品(三级)高官,曾两次出任宰相。这或与王维上朝点卯应景,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一生习禅,亦官亦佛的人生态度有关。王维与南北宗的禅师交往甚密。二十八岁曾隐于淇上,二十九岁从禅师学顿教,三十四岁隐于嵩山,四十一岁谒禅师、隐于终南山。四十四岁时,王维为了消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南边蓝田山麓,营造了一处僻静馆舍,名辋川别墅。在此修养禅心,到佛教中寻找自我解脱,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8]辋川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去处,有山有湖,有竹林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9]与五百年前魏晋“竹林七贤”相比,王维已有不同,显得更安静。他广交沙门,读佛经,悟禅理,朝夕向佛,一心礼佛报恩。

王维是佛教信徒,处世作诗都105留有禅的痕迹。《六祖坛经》有“自性不染着”[10]语,意思是一个人虽知好知坏,知冷知暖,却与身外之物无丝毫染着,更不会将好恶情绪带动起来;又有“心但无不净”语,意思是心净则无处不是净土。这些观点对王维影响尤深,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闲”的境界,特别是描摹大自然的静态美,抒发出人与自然、物我两忘的感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11]在安谧和悠闲中,隐含着禅机妙语。《渭业田家》《淇上即事田园》《终南别业》等山水田园诗,不同于陶渊明诗歌的浑朴自然,另有一种悟得禅趣的欢怡。《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12]一句,成为禅门的公案。学者说:“禅在很深的层次上影响着文人的心态及其观物方式。可以说,是禅使这些诗人有了一份淡泊的心境,才有了山水诗的空明与宁静。”[13]

王维佛学理论素养深厚。他为慧能撰写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在禅宗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是最早传述六祖思想的可靠文献。王维一生纂记的许多与佛教相关的诗文资料,分别载在《全唐文》《全唐诗》中。王维“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采”。[14]他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王维去世时六十一岁。临终之际,给平生亲故写信,“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

唐代参禅之风,多受安史之乱刺激而起。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满事业上的信心,怀抱建功立业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佛教主要是点缀旨趣风雅的玩物、炫耀财富地位的形式。安史之乱后,文人士大夫精神遭到极大摧残,地位受到极大震动。安史之乱刚消停,藩镇之祸又重生。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一片割据乱象,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

晚唐盛衰治乱的历史变迁,与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但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也没有管仲这样的能人贤士,没有狐偃、赵衰、贾佗、先轸、魏犨这样的一批英雄志士。士风不振,道义难存。晚唐皇帝不仅受制于藩镇,亦受制于太监。太监仇士良一生中居然杀死了二王一妃四宰相。司马光《资治通鉴》描述,“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15]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历史上罕见。唐代历经二百八十九年,安史乱后,“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16]长安沦陷六次,帝王九次出逃。虽有一百三十五年的和平生活,却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战乱。

在一个乱世多于盛世的时代,东汉蛰伏的佛教在唐代大兴。由于唐朝中央政治涣散,又自初唐以来儒学没有建立起独立繁105荣的学术文化,汉代已有的经学,到了唐代并无多少再造之功力。这便导致文人士大夫精神思想失去中国传统滋养,带着无奈和苦恼转向禅宗。史载,天宝后文人士子“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17]这里面的“雅兴”为何,就不足为奇了。禅悦风尚起,禅趣中体验物我两忘,蜗缩在禅定中获得一种心神愉悦。于此,唐后期文人怡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颂月,脱去形役,成为梦寐境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便可以从禅悦幻觉中取得补偿。[18]唐代文人情商很高,诗歌水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掩盖了知识、思想和信仰的颓唐乃至走下坡的势头。唐代只是文学的时代,不是哲学的时代。从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启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处在汉宋之间的赫赫大唐,却对华夏文化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曾经评论道:

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19]

为什么历史到了唐代,出现如此的反常?鲁迅认为“唐室大有胡气”,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20]在唐代,中华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原因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简单化。大抵唐代帝王血统不纯,需要外来文化以自证,故文化上压制华夏传统;而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故政治上好大喜功。所以在传统文化方面无力,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削弱,异域文化的鼎盛和时髦,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再加上佛的出世和道的无为两种思想,又使传统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第三,则是军人左右政局削弱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崇尚武力和暴力淡化了文化的教化功能。总之,唐代是一个儒家学术凋敝的时代。

古人云:“嗜欲杀身,财货杀子孙,学术杀天下后世之人。”[21]唐代中国学术不振,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根基和资源。诗也好,曲子也好,佛道也好,这些形式只能慰藉人们情感一时之需,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重整中国士人之气唯待有宋一代了。

注释

[1] (美)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范兆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八 习禅篇第三之一·神秀传(唐蕲州东山)》,中华书局,1987

[3] 湛如:《论唐代士大夫奉佛的原因》,《内明月刊》,第242期

[4]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之二十五 碑铭二首·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十七 表九首·请施庄为寺表》,(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三)·王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7]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5一百九十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下·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

[8]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十四 近体诗三十三首田园乐七首·叹白发》,(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十三 近体诗七十三首·辋川集(并序) 竹里馆》,(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 (唐)惠能:《六祖坛经(敦煌读本)·卷五 说一体三身佛相》,邓文宽注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1]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十三 近体诗七十三首·鸟鸣涧》,(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之三 古诗二十三首·终南别业》,(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 孙正军:《空明·禅趣·冲淡·宁静——论佛教禅宗思想对王维后期山水诗歌创作的影响》,《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

[15]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太和九年》,中华书局,2009

[16]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下乾元元年》,中华书局,2009

[1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讹言》,中华书局,1975

[18] 潘桂明:《中国的佛教·六 宋明以后的中国佛教》,商务印书馆,2000

[19] 钱穆:《晚学盲言(上下)》,三联书店,2010

[20] 引自高建新:《“胡气”与盛唐气》,《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期

[21] 原话为“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见(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七十九 丘刘诸儒学案·攻愧讲友·清献崔菊坡先生与之》,(清)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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