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孟子_“舍生取义”,照亮中国士人思想三千年_中国士人的故事

时间:1970-01-19  栏目:历史故事  

儒士孟子_“舍生取义”,照亮中国士人思想三千年_中国士人的故事

儒士,崇奉孔子学说的人。“兵兴之世,武贵文寝,俗人视儒士如仆虏,见经诰如芥壤。”(晋葛洪《抱朴子》)“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宋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大思想家往往标志着那个时代所能到达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一位大思想家的遗产博大精深,一旦故去,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便以恪守和传播师说为务。

孔子以后的传承,大致是“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1]而这些弟子中真正能“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者,只有“威、宣之际”的“孟子、荀卿之列”而已。

孟子(前372~前289),邹国人,与孔子相距百年,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后五十年,是孔子学说的伟大继承者和发扬者。孔子生活在社会变动的春秋,孟子生活在战争频仍的战国。孔子学说主要强调仁和礼两个方面。礼是传统既有的,仁是孔子的发明。孔子说安身之“仁”,是修身论;孟子谈治国之“仁政”,是治心说,是意识形态论。孔子温柔敦厚,喜欢就事论事;孟子长于逻辑,善于思辨,说仁政是“不忍人之政”,是有怜悯之心的政治。君王要有怜悯心,只有“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人民才会爱之、戴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如果君王行暴政,人民只会畏之、避之,乃至褫夺之。所以,为政者要从自己“不忍人之心”做起。孟子举例,说上古黄金时代的产生,就是源自先王怜悯之心。孟子思辨邃密,解释“仁”比孔子进了一步。一个曰成仁,一个曰取义;一个论修身,一个谈养性;一个说“性相近,习相远”;[2]一个道人性善、收放心。孟子的路径指向人的内部世界,发掘出人人皆有之心性源头,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3]处,明心见(情)性,[4]故而知其所以然。

仁政学说随“性善”而来,是浓浓的孟子唯情主义的政治设计。他把“亲亲”、“长长”原则运用于政治学,实际上只是一个基于玛雅mayapowered地址宗法关系的道德政治体系,并无可操作性。一方面严格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有一套地位等级;另一方面,又将二者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孟子将其“仁政”主张拿去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并不相信德治胜过法治,“王顾左右而言他”。[5]由于不合时宜,孟子怀揣“以德服人”的“仁政”理念,悻悻回家,直到唐宋时期,其价值才被重新发掘出来。(www.tshiny.cn)孟子从孔子的人道思想深入到人性论,为“仁政”挖掘人性根源,进一步建构“王道”的理路。孟子说“王道”与“霸道”相对,是最高政治理想。“王”是“以德行仁”,让人“心悦而诚服”;[6]“霸”是“以力服人”,让人“非心服”,残贼人性,天道不彰。因之,统治者当弃恶扬善,合民意与民同乐,“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以理服人,这就是王道理想。讲“以理服人”就引申出了另一个问题,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答案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7]统治者是否心最诚,表现在人民是否心悦诚服。人民的心意反映着天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8]如果其统治缺乏道德,就会渐失天意,人民不高兴了则意味着天命微危;当人民拒绝其统治时,证明天已经收回统治授权。孟子把天命当作宇宙间一切的渊源与准则。于此逻辑下,孟子告齐宣王曰: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9]

孟子这一番君臣关系的新表达,一直令后来历代专制君主恐惧不已。

自孔子时代以来社会礼崩乐坏,孟子意识到周朝注定要衰亡,给出了一个统治权更替的合理性解释。一个朝代由天命授权统治,“惟命于不常”,[10]天命不是永久性的,要看统治者表现。这些主张反映了早期民主政治特征,是孟子的理论贡献。孟子将价值标准转换,通过“民本”政治理念和“民为贵”[11]学说,完成了“王道”理论,完善了“内圣外王”之学,发展了儒学,形成后世“孔孟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所言“民为贵”中参与民主政治的“民”,不是天下老百姓,而是“丘民”,即贵族“大人”或“巨室”,并非平民,更非奴隶。在儒家经典中,一般说到“人”都是“贵族”、“奴隶主”,“民”是上述“巨室”集团。孟子曾说“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意思是政治要和贵族集团商量着办,原因是“盖巨室之心,难以力服,而国人素所取信;今既悦服,则国人皆服”。[12]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民”一词的所指也多有变化。譬如原始基督教,“人民”(Populi)单指古犹太民族中的“长老”(Elders),并非全部以色列居民;美国宪法起草时,“人民”一词也极为狭窄;另外,有些英国典籍中“人民”实际上是地主阶级;而对于希特勒,则只有纯种雅利安人才算是真正的“人民”。[13]孟子在世时,其“民本”政治学说没有得到君王的重视,是因为孟子所处时代,各路诸侯国正在忙变革求“霸道”(管仲开其首端),一意致力于“合纵连横”的攻伐谋略。这时候,能攻善伐才是贤能。孟子却无视实力,痴迷于逻辑,称述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这怎么符合诸侯列国的需要?[14]

孟子被称为亚圣。“圣”字的繁体是“聖”,从耳,从声,有善于听音的意思;从口,有口问、口传的意思。圣人先知先觉,通过言说传道。可见,圣跟言说密切相关。孟子说:“天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15]“先知”在希伯来语是navi,是“嘴唇的果实”的意思。嘴唇的“果实”就是“说话”,先知是指善于言谈的人。[16]

孟子善辩,一生未尝有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感情充沛、文采斐然是其风格底蕴。他讲话滔滔不绝,十分自负。他放言:“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7]一副“至大至刚”的“大丈夫”形象。他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18]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9],喷薄而出,感情充沛,具有震撼的力量;有时为了气势,论辩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跟齐宣王辩理,孟子以日常人性起步,常情常理下一问一答,偷偷搭建了一条类比逻辑;结果在同一逻辑下语境陡然一变,从个别性跃升到总体性,事同此理下而人不能忍此情,在情理两分中逼出非常结论。理是情不是,令人结舌,敲打得“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20]

孟子思想无禁区,在等级制度下,他高调宣扬心性修养的平等性、主动性和社会性,似飓风要抹平一切人格差异。譬如主张民贵君轻,强调限制君权,鼓吹民本意识,这些正是后来专制者极为痛恶的。这导致了他历朝历代地位毁誉几起几落,以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孟子善于诳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南宋朱熹是位合理主义者,说孟子所持之君臣之“义”,是以明于万世,非专为某一人,而孔孟之时势不同,君臣关系应根据时势之变来作时宜时中。孟子喜于豪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玛雅mayapowered地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1]北宋欧阳修承续孟子浩然之气,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22]高扬孟子大丈夫砥砺气节的主观能动性。

孟子的人格对后世有极其深刻的感召影响力,孟子的见识更对中国“道统”的承续发展影响巨大。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肯定“汤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政治论方面表现为“仁政(王道)”、“安民”;在人性论(道德论)方面则表现为“性善论”。“性善论”与“仁政论(王道论)”是孟子思想的两大支柱。孟子政治论的最大特色可以说就在于尊重人民和重视人民。孟子在道德论中除了主张“性善论”外,还提出了君臣道德的“义合”说,即“相对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观与“民本思想”、“易姓革命”一道,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23]

战国是诸侯间攻城略地的时代。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显然,孟子的义利观超越时代,不合时宜。然而,孟子坚持在现实与逻辑之间,直走心性逻辑的路,强调“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说要是每个人都问怎样对我有利,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在耕战时代,此言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孔子春秋讲“仁”可行,孟子战国讲“仁政”就行不通,皆因时势与国情不同,这反映了孟子不切实际的一面。孟子的高论属于和平时代的学说,这是他在世时不被起用的原因。而苏秦凭纵横之策、李斯借帝王之术活跃于当世者,玛雅mayapowered地址皆属于功利之流。在现实主义决定政治生活的时代,坚持政治伦理和原则的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的机会。孟子轻齐桓管仲君臣,鄙薄二人“以饰争依乎仁而蹈利”,斥齐国春秋称霸是“小人之杰也,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后世学者批评孟子这些高蹈之论,是“伐言煌辞,而未见其实,曷若管晏之行迹具在也”;甚至定位其游说齐梁国君行王道、“王天下”,是泛泛德性上的论政,虽为“万世不易之定论”,但在所处时代根本无效。孟子于此言行,视同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诸子习气”,看似“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24]

孟子的学术来自子思。子思以昭明先王之“德”为己任,依据的是五行说,形而上色彩较浓,导致孟子同样也带有不切合实际的形而上色彩。[25]孟子说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但是性善论导致两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大家必须做好人,设计的是美好的“德治”,结果是随心所欲的“人治”。不好就杀,结果反而成为暴政;第二,过分信赖人向善的能力,往往不加监管使局势失控。孟子坚信,仁政推行可以人多势众,士气高昂。其实,心理因素当然重要,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显而易见,“德治”无法切合战国诸侯争霸的实际需要。故而,“思孟学说”一派在战国就没有用。到了汉代,王充嘲讽孟子“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说从实际效果看,孟子同玛雅mayapowered地址俗儒乃是一路货色。在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孟子不与其中。[26]

千年之后,孟子的情况开始改观。朱熹开启了以道德评判历史的新标准,认为秦汉以来,道学不传,滞于形器,崇尚力治,使得“天理不明而人欲炽”。[27]宋儒重续孔孟之道,相信三代是推行德治,是“致诚心以顺天理”,天下自服而成为盛世,是至善至美的王道时代。[28]由此,孟子的道德仁义路线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注释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2006

[2] (春秋)孔子:《论语·阳货第十七》,中华书局,2006

[3]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5] (战国)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6] (战国)孟子:《孟子·公孙丑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7] (春秋)孔子:《尚书·蔡仲之命》,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8] (春秋)孔子:《尚书·周书·泰誓》,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9]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0] (春秋)孔子:《尚书·康诰》,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11] (战国)孟子:《孟子·尽心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2] (南宋)朱熹:《四书章注·孟子集注·卷七 离娄章句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3] 引自(美)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载《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1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2006

[15] (战国)孟子:《孟子·万章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6] 引自傅有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7] (战国)孟子:《孟子·公孙丑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8] (战国)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9] (战国)孟子:《孟子·滕文公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0] (战国)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1] (战国)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2]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七 伶官传第二十五·序》,中华书局,1974

[23] 郭连友:《孟子思想与日本》,《文史知识》,2012年第4期,第85—90页

[24] 引自季惟斋:《疑孟说》,载《征圣录·卷二 群经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5] 尚斌、任鹏、李明珠:《中国儒学发展史·第三章 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

[26] 黄朴民:《孟子身后的遭遇》,《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9日第13版

[27]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九·韶州州学濂溪先祠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909187&remap=gb

[28] 引自王记录:《理学与两宋史学的义理化特征》,《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2期第149—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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