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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士吕大钧_乡绅代表,村规民约第一人

时间:2019-06-23历史故事

乡士吕大钧_乡绅代表,村规民约第一人_中国士人的故事

乡士,犹乡绅;古代赐给耆老的爵号名。“司存委乡士,新拜出郊畿。”(唐·元稹《月三十韵》)“辉在上饶,于乡士余公座上,因论诗。”(宋·周辉《清波杂志》)“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诏赐耆老粟帛……应天凤阳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赐爵乡士,与县官平礼,并免杂役,冠带服色别议颁行,正官岁一存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日惧群黎之未安,为田里树畜以养之,学校以教之,使率由于日用孝弟之中,秀良特出者,则有乡士遂士之荐,干旄爵秩之荣,遂以为君相之爱之如是其至也。”(清·大汕《海外纪事》)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尚姓”让位于“尚官”。唐代世家犹在,门阀余绪尚存,门第观念仍很强大,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还很高;与此同时,唐代世家权威日渐衰微,已无法抗衡皇权意志,加上科举冲击,科举制度下,小家族成立,蓬勃发展,科举有利于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门阀的消失也让社会失去了中间层的保护,百姓直接暴露在王权热焰之下。钱穆述评道,在政治上没有了贵族门第,单有一个王室的现象时,“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孤立无援。”[1]

同理,“各州郡、各地方因无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显官尊民卑之象。”士族曾有的莫大势力,根源于其宗族聚居的大家族形态,“一宗近将万室”[2]并非夸张。唐朝末期,黄巢、朱全忠是盐商出身,曾无缘进科场,一直处于主流社106会之外;柳璨出身寒微,进士出仕一直被资历较长的大臣压制。这些人满腹牢骚,对士族阶级有强烈恨意;除此,社会对世家大族也有普遍敌意,不再尊敬世家门阀,也不渴望与世族联姻。到五代时,大肆杀害旧有士族,凡朝廷宿望,或门第高华,或科第自进,声迹稍著者及搢绅之士,屠戮殆尽,可说是一场“阶级战争”。流散民间的士族后人零落底层,化成许多家庭,忘记共有的传承,这对传统社会意味着溃散。

宋时,士族已与庶族没有区别。在北宋新崛起的望族中,没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唐及五代;隋唐士族的地位,由宋代地主绅士阶级取代。从宋代开始,历史进入没有世家大族的平民化社会。宗法不在,宗族续存。在宋代,包括张载、程颐、朱熹等大理学家在内的宋儒,都提出了再造宗族制度的构想,[3]以看护民间社会。首先,宋代科举取士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儒家士绅阶层,成了引导唐后社会“自治”演进的主要力量。宋式宗族(包括明清的宗族)的社会功能,是以族谱和祠堂为族人提供基于血缘与伦理的共同体认同,以义田与族学为族人提供公共救济与福利,以族规与族内权威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自治架构。顾炎武说:

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风欲之醇,科条之简,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4](www.tshiny.cn)意思是,宗族可以向族人提供福利、救济、身份认同,还为乡土社会发生的纠纷、冲突提供了调解与仲裁的机制,官方也承认宗族拥有一部分民事司法权,从而避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社会。“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5]

宋代“宗族范式”是一种新宗族制,不同于魏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其意义不在于区别门第,操控和分享政治权力,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在民间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宋代宗族制继承了周朝宗法制概念和原则,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更具经济、社会意义;宗族制包含着祠堂、族长、族谱、族规等特定的构成要素,族长是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6]

乡村宗族长老、族长往往是乡绅,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是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农村社会特权阶层,是乡村中一个知识化的群体。“官如河水流,绅衿石头在。”乡绅在乡村是一支远比官府稳定而有效的管理力量。乡绅植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世守田业,迷恋乡土。“绅为一邑之望”,[7]承受乡民重托。乡绅“衣锦还乡”的精神追求以及“落叶归根”的情感归属等,都将乡绅与乡土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乡土”的存在和安宁,是乡绅阶层稳定的基础。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族长的首选都会是乡绅,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已经并不重要。

于兹,有宋一代新崛起的乡绅阶层,作为一个领袖和特权地位的社会集团,承担乡土职责,视家乡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代表本地的利益,形成了阻隔国家权力之强制的屏障。[8]宋代乡绅的了不起之处,是创立了超越血缘、比宗族更具开放性的民间自治组织——乡约和社仓。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村规民约进行的。在传统社会,政府无意也无力106供应足够的公共服务,正是有了宗族组织、乡约与社仓及其自治秩序,民间社会才可能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才可能享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9]

宋代士君子追求之“义”,已经超越个人的“修身”与家族内部的“齐家”,而担当起教化乡里、美化风俗之责,用儒家的话来说,是为“仁里”,换成今日的说法,就是致力于社会自治。[10]这表明,宋代社会思想及其社会发育程度远超之前的任何朝代。范仲淹、朱熹对家族制度的改造,吕大钧创建的乡约制度,影响至今。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陕西蓝田县人,“一门礼义”,为时人所赞美。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折博是“折中”、“博易”组成的复合词,指以金银折换实物,或物与物相折换,是一种以铜钱计价的商品折价交易方式,宋代民间以此为针对钱荒的临时措施。之后,吕大钧任三原知县。后自觉学识尚浅,辞官回蓝田,一心居家进学讲道。先学于横渠张载,既又卒业于“二程”门下。进学重点是与其兄大忠、大防、大临共同研讨《周礼》之学,并以其学教化乡民。在父丧丁忧期间,依照儒家礼制,抛弃野俗陋习。据载,吕大钧将儒家礼仪规范推及婚礼、饮酒、庆典等活动中,深深影响了关中风俗:

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昏、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11]

吕大钧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率乡人缔乡约,以乡约正乡俗,将改善风俗的行为进一步制度化,建立了《吕氏乡约》,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村制度。“乡约”是宋以来基层乡村协助救济、自我管理的一种制度;邻里乡人通过受约、自约和互约,来保障乡土社会共同生活权益。吕大钧建立并推行《吕氏乡约》,体现了关学“以礼为教”[12]的思想,最大贡献是改变了以往“礼不下庶人”传统,将过去仅行于士大夫以上的礼制,借《吕氏乡约》推广于普通百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其主要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条约“患难相恤”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参约人可以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乡约》体现了浓厚的民间自治特点,详细论述了德业、过失、礼仪、处事的基本含义和相互关系。乡人自愿加入,共推管理者,每季一聚,议事民主,赏罚公开,使乡间气氛融洽,乡人相亲友爱。《乡约》不仅是地方自治的制度,也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社会理想。所有的这些,培养了乡亲乡爱、乡睦乡处的关系,把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规则,使纲常礼教通过礼仪形式发挥其社会作用。[13]

缔结乡约是针对王安石推行“保甲法”而起。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在全国推行保甲法,扩展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乡村。熙宁九年(1076),吕大钧和兄弟一起撰写了《吕氏乡约》,开始在家乡蓝田建立乡约组织。一是以绅权回应国权。即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聚拢士绅为核心的权力在地方搞自我控制。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同,绅士权力横向联合搞地方自治共同体。二是强调礼治回应官治。乡约组织是一种地方士绅道德约束组织,采用礼教方式(礼制)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或者是地方士绅主导下的乡村自治制度,回应行政或暴力。经年,礼仪随乡约推行,乡约化礼仪,礼仪化约众,约众变风俗,“关中风俗为之大变”。[14]

宋代乡约自治,要归功于乡绅崛起,理学传播。吕氏兄弟六人,除一人早夭,五人中举。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一门四进士”,是新乡绅的代表。大忠官至陕西转运副使,加宝文阁直学士;大防长于政事,位至丞相;大临长于理学和金石学,朱熹称其成就高于宋代理学诸公;加上当时地方很有名望的吕大钧,人称“吕氏四贤”。吕大钧见识过人,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不畏人言而第一个拜之为师,时与张载实乃同科进士,只106因张载是理学大师,是关学的创始人。关学特点是十分重视礼,强调“通经致用”,“躬行礼教”。吕大钧拜师而归,以张载法度为准绳,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将关学特点发扬光大,化用所学到日常生活中。张载颂其“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15]程颐亦称赞“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16]许多大臣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官,吕大钧不负重望,献《天下为一家赋》,描绘了“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17]的共和家国构想。吕大钧曾说,儒家君子读圣贤书,自当造福乡里。在先秦孔子和荀子那里,“君子博学”帮助“修身”,宋代理学已超越了先秦儒家修身的境界,将君子博学发展成士大夫理学,将理学“化成天下”的力量源泉与合法性依据:“士君子之生斯世也,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能仁其乡里,苟达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18]

到南宋,士绅更从面向城郭庙堂转身面向农村民间。乡绅阶层所论,多引张载、朱熹之言,可见宋代理学对农村生活的影响。[19]吕大钧厚质刚正,重视礼仪。数年后,病疾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二岁,一生主要著述是《乡约》《乡议》等。

吕大钧创立了一套乡约制度。具体形式是,“乡约”由地方乡绅牵头制定组织,乡人自愿加入或退出,约书上签字画押。“约正”由约中众人推举,大凡德高望重、正直公道之人担任。约正为乡约最高领袖,执掌约中的赏罚、决断之权。“直月”负责乡约的日常管理,是轮值的,一人一月,一月一换。“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20]“乡饮”是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是对古礼的恢复。乡饮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乡饮之时,约正会将约众近期的善行或恶行据报告、议定而记录在册,据以进行赏罚。约中有事,在乡饮上提出,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通过乡约程序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乡党们组织起来,乡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从而形成“一乡化焉”的地方自治秩序。

《吕氏乡约》就是一个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自治共同体。乡约既是自由的,可以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大家公选领袖;也是平等的,约众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吕氏乡约》的意义,在于没有官府的参与,乡民是自愿加入乡约,乡约的事项、首领的选举、处罚的实施也完全由乡约成员议定,超越血缘,比宗族更开放。乡绅通过《乡约》,可以对乡村社会进行控制,保持地方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乡村自治组织,学者曾言:“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21]

但是,《乡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乡绅对地方的控制与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控制构成冲突,受到来自中央政府权力的压制。《吕氏乡约》在吕大钧的坚持下,在关中推行了五年半。没有多久,北宋被金人所灭,《吕氏乡约》昙花一现,很快被人遗忘。南宋后,朱熹重新发现了这个乡约,据此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再度使《吕氏乡约》声名鹊起。吕大钧开创的乡约制度经朱熹整理,又由其士绅弟子付之以里仁,在一些地方实践,更趋完善。朱熹在福建设立社仓,独立自主,供民间社会自我救济,订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到了明代,乡约得到大力提倡和推广,王阳明《南赣乡约》影响最广。“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22]相比而言,《吕氏乡约》是由地方人士自动,社会领袖发起;《南赣乡约》是出于南赣提督的提倡,离人民更远了一步,属官治传统。到了106明代,发展了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为整体的乡治系统。到了清代弃而不用,乡约成了宣讲圣谕的“讲政”,只是一套定期的政治教育而已。[23]相反,《吕氏乡约》在关中农村,自北宋开始推行,其效力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宋代培育社会的影响力远超其他任何朝代,今天陕西关中农村的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过寿、节日庆典及民间聚会等活动中,甚至仍然沿用着《吕氏乡约》中的礼仪规范。肇创乡约,养育社会,哺育地方,宋代乡士吕大钧居功第一。

注释

[1] 钱穆:《国史大纲·第七编 元明之部·第四十一章 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九州出版社,2011

[2] (唐)杜佑:《通典·卷三 食货三·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中华书局,1988

[3] 吴钩:《中国传统与社会自治》,《法治陕西》,2012年4月20日

[4]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5]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孙景峰:《正说明朝三百年·十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7] (清)田文镜:《州县事宜·圣谕条列事宜·待绅士》,殆知阁,http://wenxian.fanren8.com/06/11/49.htm

[8] 张福坤:《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法律图书馆,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11318

[9] 吴钩:《中国的自由传统·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0] 吴钩:《宋代的社会自治》,《法治陕西》,2012年4月20日

[11]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四十 列传第九十九·吕大钧》,中华书局,1985

[12] (清)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载(宋)张载:《张载集摘·序》,古籍,http://guji.artx.cn/article/48715.html

[13] 陈正奇、焦陆艳:《关学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之影响》,《理论导刊》,2010

[14] 赵吉惠:《关中三李与关学精神》,《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5]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 二先生语十·洛阳议论(苏季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6]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上 二先生语二上·和叔常言及相见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 (南宋)吕祖廉:《皇朝文鉴·卷第九 赋·天下为一家赋》,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422825&remap=gb

[18] (南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六·武宁田氏希贤庄记》,黄建荣点校,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19]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 南宋农村的经济协调·第二节》,新星出版社,2006

[20] (美)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第二部分 制度节选·第一章 吕氏相约原文》,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1]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

[22] (美)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第一部分 乡约导读·第五章 王阳明与官方推行的〈南赣乡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3] 参见黄现璠遗稿:《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

东南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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