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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士范仲淹_读书人的光荣和梦想_中国士人的故事

时间:2019-06-23历史故事联系我们

英士范仲淹_读书人的光荣和梦想_中国士人的故事

英士,才智或武艺出众之士。“曹刿者何?鲁国英士。”(唐·高郢《曹刿请从鲁公一战赋》)

鲁迅曾说中国太难改变了,“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1]在中国,大凡一个改革家往往难有善终。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失败了,死后却好评如潮。司马光美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王安石誉之“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韩琦感于“天下正人之风,始公辟之”。[2]不仅宋代,明代朝臣徐有贞说:

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此宋之所以为宋者也。盖自太祖而后十有五君,君德莫盛于仁宗。前后辅政之臣几百数十人,人才亦莫盛于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论之,盖莫盛于范文正公。[3]

范仲淹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家,王安石毁誉参半,范仲淹这里则“名节无疵”?[4]

范仲淹(989~1052)生于河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先世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家迁商丘落户,范仲淹至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读书。宋代“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的现实,助长着世代贫士出身的范仲淹的士大夫梦想,激励着他的进取心。真宗曾写过一首《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6]这一句诗演化为民谣,与宋科举制度相伴,历千年而不衰。范仲淹知道,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唯有以读书来获得,便少小苦读如含饴。(www.tshiny.cn)父亲范墉,从吴越王钱俶归宋,历任节度使掌书记,淳化元年(990)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携子改嫁山东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令朱文翰。时年,范仲淹两岁,改从其姓,取名朱说。朱家是长山的富户,范仲淹为了励志,去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生活极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腌菜醋汁吃,后世有了“划粥断齑”的美誉。范仲淹不在意清苦生活,遍访寻书,以读书为乐趣。三年几乎把长山书籍读了个遍。渐渐地,长山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一次偶然中,范仲淹知道了身世秘密,骄傲的心深受刺激。愧恨下,他决定脱离朱家,自立门户,立誓博取功名,赡养母亲。不久,离开长山。

宋朝是农业社会,朝廷大规模开科取士。“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7]由于“取士不问家世”,[8]读书人只要耐得寒窗苦读,机会均等,出类拔萃之辈便能够脱颖而出,跻身为食俸禄阶层一员。

应天府书院是宋四大书院之一,是北宋当时最高学府,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二十三岁时来书院读书。书院入学免费,可提供大量书籍阅览。范仲淹依然拮据,乐于过划粥割齑的读书生活。这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太清宫上香。南京倾城而出,独范仲淹不为所动,闭门读书。同窗劝他这是个看到皇帝的机会,千载难逢!他说将来再见也不晚。果然次年春通过科举考试,榜中进士。在崇政殿御试,真宗皇帝面命钦点。宋代始有殿试制度,试卷经皇帝圈阅,士子成了“天子门生”。

入仕之后,范仲淹原先清贫的生活境况顿然改观。仅大理寺丞、秘阁校理这样的虚职,他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两千亩地收入,还差科全免,荫及家人。可见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10]对文官士大夫优礼,无不用其极,“取士至于及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臣必择良日,退大臣则曰均劳逸,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11]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自然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范仲淹深切体会到“朝廷用儒之要,莫若异其品流,隆其委注”[12]的优礼政策,感慨道:“某早以孤贱,荷国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报。”[13]宋代士大夫尽忠尽力,甚过前朝往代。

随后,范仲淹如愿迎回其母归养,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本是贫民,由于王朝开科取士,享受到了优礼士大夫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压抑已久的“兼济天下”之志。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范仲淹的功名心相当重。“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14]入仕后,他一直跃跃欲试。幸运的是,宋朝统治以士大夫为基础。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给他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天禧五年(1021),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东台),作盐仓监官。此地处黄海之滨,地鄙人愚。“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此时心底已经埋着“万人英”情结,跃跃欲试。“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15]要做一些惠民事业来出人头地。当看到海堤坍圮,导致灾年频仍,灾民流离,官府盐产租赋受损失,范仲淹上书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沿海,重修一道捍海堤堰。工程浩大,却获得了江淮漕运张纶慨然赞同。朝廷准奏后,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兴化),全面负责治堰。天圣二年(1024)秋,范仲淹率四个州数万民夫,开始治堰工程。完工之日,绵延数百里的长堤横亘黄海滩头,时人称“范公堤”。不少辖县灾民,随之亦改姓范。范仲淹迟至三十四岁才成婚,这年双喜临门,得一子又奉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母亲病故,范仲淹回南京服丧。南京留守晏殊,邀其协助应天府学教务。范仲淹的到来,令应天府书院的学风焕然一新。四方专意前来问业的,络绎而至,范仲淹对品流后学,隆其委注。一次,有位乞讨游学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仲淹即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乞讨游学而来。范仲淹得知他为赡养老母奔讨,不能静心坐下来读书,便帮他在学校找个职事,让其跟着自己攻读《春秋》。十年后,学中传诵着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亦师事于他。他便是当年的孙秀才。范仲淹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岂不沉沦湮没。范仲淹当年也曾受到过晏殊的奖掖,也帮助了早年寂寂无闻、晚年成为学者大家的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人。“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16]这是范仲淹美名传世的根本原因吧。所以,范仲淹每到一处,首先是兴学聘师、以身垂范。后来做到宰相,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范仲淹的声名随着学子的传播,载誉天下。

宋代言事之风颇盛,士大夫可“以言受爵”。故朝廷内外,只要“君子谓之有道”,便无论大事小事,纷纷上言,上书言事蔚然成风。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增强了国家观念、事业心与责任感。久而久之,这成了士大夫的一种“专利”。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明言:“儒者报国,以言为先。”[17]他的报恩思想、近名主张、忧患意识,都通过上书言事的形式表现出来。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服丧结束。在晏殊的推荐下,升任秘阁校理,做皇上的文学侍从。秘阁设在宫城中,接近皇帝,消息灵通,对一般官僚来说乃是难得的捷径。范仲淹的心思在言事,一旦知道了朝廷内幕,便积极介入,大胆上书,且往往是危言谠论。为此,范仲淹多次受贬,多吃苦头。他发现仁宗已年二十,朝中军政大事全由太后一手处置;太后打算生日那天,在皇宫前殿让皇帝率百官一起叩头庆寿。范仲淹马上意识到这是家礼与国礼混淆,上疏制止:“若奉亲于内而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18]晏殊知道了,担心受牵连,责备他欠考虑。范仲淹抗言道:我正是受您荐举,才担心不能尽职而让您难堪,才有了今天的婞直之论。回到家中,意犹未尽,他又给晏殊写信申辩。写着写着索性再上一章,他又上书“又疏请太后还政”。朝廷无答,降下逐客令,范仲淹离京。秘阁众僚送到城外,不以悲反以荣,举杯贺道: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庆历新政前,范仲淹因言被贬三次,阁僚誉之“三光”——一次比一次光彩。士大夫通过道统来制约权力,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追捧赞扬。这是宋朝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带来的宽松政治风气,也是宋代士大夫的勇气来源之一。

过三年,太后死去。范仲淹被仁宗召回京师做右司谏,成了专职言官。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蝗灾,灾民食草度日。范仲淹上奏质问仁宗,说如果宫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只好派他去赈灾。赈灾归来,范仲淹有意带回灾民充饥的各种野草,一束一把送给仁宗和宫眷尝食,皇帝带着眷属艰难下咽。范仲淹这样做,在客观上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主观上是宋朝已建八十年,普遍产生浓浓忧患意识。[19]再加上范仲淹“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20],有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心志。读书研磨五经,推求“古仁人之心”,受到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陶铸,平天下的理念相当牢固。这样的思想信仰下,范仲淹面折廷争有捏筋较真的一面,既不像通脱的苏轼,也不像缜密的朱熹。宋代士大夫中日犯雷霆者,范仲淹最典型。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自喻其偏执是璞中含玉:

某处事疏略,忤朝廷意,既去职任而尚怀国家之忧。如卞生献璧,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21]

这时期,边境上一桩大事件震动了大宋朝。宝元元年(1038),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另建西夏国,侵袭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地。宋朝已三十年无战事,边防不修,将士未经战阵,延州北部数百里多遭西夏洗劫或侵占。时范仲淹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府任上,朝廷调其做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与主帅、古文字学家夏竦一并征讨。文官率兵打仗,这举措源自宋朝国策。当初,宋太祖汲取前朝武人强大于国家不利的教训,制定了抑制武将的政策: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更戍法。这次西夏犯境,给予了文人士大夫范仲淹砥砺功名的机会。

到了延州,范仲淹采取防御战略。先在延北筑城,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堡,再对沿边少数民族慷慨施惠、立赏罚公约。其次,裁汰和改编军旅,士兵分六部,将领各率三千,一改兵将不相识的状况;又淘汰无能将校,从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再用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的本地人做民兵,战斗力大大提高。这支西北军,后来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有勇有谋的将领,直到北宋末年仍是一支劲旅。于兹,范仲淹在鄜延、环庆、泾原等路的边防线上建起一道坚固的屏障。庆历二年(1042)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番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又引军深入西夏,突然就地筑城,仅十天筑一座新城——大顺城——这便是楔入宋夏夹界间的战略孤城。头年,种世衡已在延州筑青涧城。这时以大顺城为中心,宋军构成了一道堡寨呼应的坚固体系。边塞建奇袭之功,令朝廷上下对他刮目相看,范仲淹心志大遂。范仲淹写诗自励,“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22]当爱国忠君与士大夫的功名心结合在一起时,则成为征战沙场的积极驱动力。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西北局势从此转危为安。这年范仲淹五十四岁,于庆州幕中写了一首《秋思》词,一股士大夫建功立名的自豪与矜持感渗出: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23]

历史上对范仲淹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件事功上。除了这一件率兵抵御西夏,另一件就是主持“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真正意义,是范仲淹国家意识的一场实践。宋代中央政府机制日趋完善,士大夫的国家意识更深入了。忠君爱国之“忠”也有了新内容,“天下谓之大忠”,即忠于国家;而忠于国家则体现在国家公正上。西夏叛宋,导致国库空虚的积弊暴露出来。这年,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调回京师枢密院任枢密副使,出将入相,升任了副宰相。范仲淹做宰相,必然由臣子之忠转向臣工之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向天下国家意识转移。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主持了宋代第一次国家管理改革——庆历新政。北宋官员人数、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新政改革核心是“三冗三费”,一是大力裁汰不合格官员,减少科举录取名额,解决官多为患。二是即便称职官员也要削减薪俸福利。如果真这样,官僚士大夫们百分之九十都得丢官减俸禄。也就是说,庆历新政是打破铁饭碗,是向广大读书人的前途和广大的仕进者的利益开刀。然而,宋代的官禄来自皇恩,官员的人头多少也不是来自国家预算,而是来自天子的赐予。范仲淹看到的是国家财政,但全天下的读书人看到的是天子门生下自身的利益。往小处说是砸人饭碗,往大处说是坏皇帝的名声,根本上是要撬动赵宋恩养士大夫的祖制。谁动了读书人的奶酪,便是松动了赵宋朝廷的根基。庆历新政直接面对的反对者就是整个士大夫阶层,最后就是皇帝也不想改革了。[24]

皇帝支持改革与废止改革的理由都一样简单,为了赵宋家天下。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新政随即废止。

宋大开科举,读书人殿试钦点而成为“天子门生”,从此成为士大夫一族,享尽荣华富贵,故而他们矢志忠心,都是为感君王知遇之恩。但在“得君行道”这向上一面之外,宋代士大夫还开出了“觉民行道”的向下一面。这个向下的起点,就是从范仲淹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新年刚过,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的身份,担任了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邠州是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在这里,他看到了社会建学和救济的不足。

传统农耕经济,靠天生活总会遭遇匮乏,如果没有福利制度“兜底”,父老乡亲又如何安宁?范仲淹为感宗亲乡族,准备构建一个力所能及的民间福利体系。在民间社会构建ispeak上,宋代的成就远迈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后世能看到的社会组织,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在国家体系之外,宋代社会铺开了一个士绅主持的民间救济体系。其深化归功于宋代理学的传播与激励,但其开端在士大夫范仲淹的身体力行。范仲淹是宋王朝优礼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也是士大夫心忧天下的倡导者。他所有的言行都浸透着浓厚的报恩思想。不是简单对君主一人报恩,是上为朝廷所代表的国家尽忠,下为宗族祠堂所代表的民间社会长治久安。范仲淹晚年购置义田,搭建宗祠后代福利体系,也是他“心忧天下”的落实。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调往杭州作知州,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人经营。义田收入自己分文不取,成立范姓公益基金(义田),义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于赡养族人,平时则义赠口粮,供养族学(义学),对婚丧嫁娶也均有资助,又设立管理范氏宗族公益基金的机构(义庄),制订《规矩》十三条(族规),[25]当范氏子孙遇到凶岁饥荒ispeak时,就不必全依赖有司了。这样义田担起的民间宗亲自我救济体系,成为宋代儒家重建宗族的典范。

皇佑三年(1051),范仲淹移任青州。第二年(1052)调往颍州路上溘然长逝,死时六十四岁。他没有择葬在苏州,墓地向北,选择了河南伊川。因为范家的先祖是汉代清诏史汝南范滂,范仲淹生时给兄信中说:“我本北人,北人淳厚。”

仁宗皇帝闻范仲淹死讯,难过万分,追加其为兵部尚书,亲书“褒贤之碑”四字。纪念碑文《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是曾支持他变法的欧阳修撰写:

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26]

在中国,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范仲淹却是一个例外。其实范仲淹之所以无争,实在是因经宋代理学儒家的总结,中国士大夫之构成历史已经定性定型。宋代新儒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评价本朝唯范文正公“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27]将士大夫定为“名节士气”四个字,这是宋儒提炼出的一个合格士大夫的尺度。范仲淹做人讲名、正名、名至实归,“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可谓职事有操守、有节度、有规则,全节实干,是宋时新型士大夫进退自如的优雅标识,范仲淹形制皆备当然成为范型。

一是“名节士气”凝聚着科举读书人报恩思想,新功名心,忧患意识,言事精神,天下观念,表现了宋儒“共治天下”的新政治特质,反映了这个新士人阶层的社会政治主体意识形态。其次,“名节士气”既契合了宋儒理性社会建构,也契合了随科举而来的“布衣”士大夫新阶层崛起的历史事实。第三,“名节士气”融注了儒学阶段性发展的全部精华,足以令读书人自我确证和骄傲。范仲淹之所以受到肯定,是因为“名节士气”在他身上足以引起读书人群体新的自我想象,型塑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人格范型。范仲淹“名节士气”形象既是士人的历史知识,也是型塑后来士人的结构知识。不过,犹如黑格尔提到的:“一个民族只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28]

联系西方信仰文化,黑格尔大约是问一个民族的精英,是应该与上帝共舞,还是与凯撒共舞?以之考察范仲淹“名节士气”,联系他的一生都在报恩、功名、忧国、言事、皇权这些事功层面立言行事,可以推断“名节士气”根本不可能做到“通过思维才获得真理”的超越性高度。所以,范仲淹“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楷模”。

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的叙述,还是一种后人的评价,乃至对未来的想象和设计。如此看范仲淹,看到中国士人传统中与王权签订契约(士为知己者死、知遇报恩)的那一面鲜明如故,区别只是经由“名节士气”华丽风格演绎出来,依然承载中国读书人一千多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光荣与梦想。

注释

[1]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引自张希清:《范仲淹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明)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载《范文正公集补篇·卷四 碑记》,殆知阁,http://wenxian.fanren8.com/08/01/432/7.htm

[4] 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ispeak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5] (元)高明:《蔡伯喈琵琶记·第三十五出》,载《元本琵琶记校注》,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绘图解人颐》。详见李启明:《宋真宗〈劝学诗〉新论》,广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7] (北宋)陈襄:《仙居劝学文》,引自周宝荣:《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6卷第4期

[8] (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氏族序》,中华书局,1995

[9] (春秋)孔子:《论语·雍也第六》,中华书局,2006

[10] (清)赵翼:《廿十二史札记·卷二五 宋史·宋制禄之厚》,王树民校,中华书局,1984

[11] (南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 绪论·治体论》,张其凡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2]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十一·二二二上吕相公书》,凤凰出版社,2004

[13]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尺牍 卷下·六二八 与谢安定屯田》,凤凰出版社,2004

[14]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二·二九赠张先生》,凤凰出版社,2004

[15]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四·七一西溪书事》,凤凰出版社,2004

[16]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 与于襄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7]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十七·三五二 让观察使第一表》,凤凰出版社,2004

[18]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八 宋纪三十八·仁宗皇帝 天圣七年(辽太平九年)》,岳麓书社,2008

[19] 牟永生:《范仲淹忧患意识新解》,《北京日报》,2012年8月6日理论专版

[20]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十五ispeak·三五九 让观察使第三表》,凤凰出版社,2004

[21]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十·二二二 答安抚王内翰书》,凤凰出版社,2004

[22]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卷第六·一二 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凤凰出版社,2004

[23]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 补编卷第一·六六九 渔家傲·秋思》,凤凰出版社,2004

[24] 肖克:《说史馆(483):宋辽(西)夏——庆历新政》,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9aa7b0100bh93.html

[25] 吴钩:《宋代的社会自治》,《法治陕西》,2012年4月20日

[26] (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下)·范文正公褒贤集 卷第一·九三五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宋)欧阳修》,凤凰出版社,2004

[27]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

[2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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