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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方孝孺_家国不分,殉了天下读书人

时间:2019-06-23历史故事

庄士方孝孺_家国不分,殉了天下读书人_中国士人的故事

庄士,端正之士;正人君子。“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新唐书》)“伏惟执士,庄士也。”(宋·曾巩《上蔡学士书》)“为人方严刚峻,可望而知其为庄士。”(明·唐顺之《万古斋公传》)

庄士指正人君子,是品行端正而无私的人。这个评价,用来称道方孝孺再恰切不过了。方孝孺是明代洪武建文时期一位朝臣,一位博学鸿儒。一如前代贤儒,出过思想,写过著述。不过,在文化中国的浩瀚星空上,他反而是在非常时刻以刚烈人格,闪现一道激薄停浇之光芒;更有他生命的惨烈结局,在古往今来学者士人中留下了最悲怆的伤痕。

建文四年(1402),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为镇压旧朝臣子的不服从,抬出一副肉躯血刃祭旗。视家事国事天下事为一体的读书人方孝孺,挺身接受了朱棣给予的凌迟之刑。受刑前,忍看方家宗亲一个一个当面磔杀,破了中国历史上十族之诛的零记录。据载,所诛十族有父四族(己姓父子兄弟一族、出嫁的姑母一族、出嫁的姐妹一族、出嫁的女儿一族)、母三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妈一族)、妻二族(岳父一族、岳母一族),第十族是门生之门生。计“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1]

方孝孺之死牵连了近千人的命运,也引发出一个问题:无上杀伐独断之皇帝意志力究竟来自何处?如何控制皇帝意志力?对此,方孝孺曾有一套完备的君臣理论:“君道观”与“臣道观”。首先是君道,一是君职,“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2]二是君学,“古之圣王为学之道,虽殊然,其大要不过敬天仁民,别贤否,明是非,数者而已。”[3]三是君量,“古之圣王,丛之以极繁至扰之事,而康之若岐;技之以深忧厚惧之变而御之不劳。”[4]其次是臣道:“仕之道三,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5]在方孝孺看来,君道是“为天养民”,臣道是“格君之非”。换言之,如何制约皇帝的无限意志?答案是君主加强君学修养,做圣君;臣子加强人道进谏,做贤相。圣君怎么做?“圣情趣吧王之为学,必先治于心。”[6]贤相怎么做?核心在于“格君心之非”。[7]这样,全部注意力都在“治心”上。

“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众事无不正。”[8]方孝孺是一个涵养淳厚的儒学士大夫,自然坚信这套美丽的传说。事实上呢,从历史中无数“治心”案例看,皇帝的意志力从未被有效制约过,儒家君臣伦理从来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史学家黄仁宇曾拿唐代“律令政治”与西方“制衡政治”二者相比较,对方孝孺悲剧之因有深刻解析。(www.tshiny.cn)在唐朝,政府各种规定是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日本人称之为“律令政治”体系,与时下西方“制衡政治”体系截然不同,没有任何构成因素代表选区利益。这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利益力量制衡。一是所有利益制衡力量的构成只有一维,仅仅是皇帝的利益,故西方独立(代表选区)的司法不可能出现。[9]谏臣魏征是不怕死的忠臣,后人赞其为社稷之福;实质是,魏征也属于皇帝的利益。魏征并非组织结构上的客观制约力量,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开明,唐朝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皇权专制情趣吧体制。二是李唐的政体“合理化”至为狭窄,皇位是至高无上的,裁判权出情趣吧自龙椅,唯一的制衡力量出自皇帝的意志力。除了皇帝自身品格意志中的“合理化”空间,谏官的约束别无他途。三是魏征仅有的机缘也是出自皇帝主观之意志力优柔寡断,互相矛盾之时,其对于皇帝的唯一制约只剩下口念儒家孔孟之道,这也是谏官唯一的制衡力量;听与不听只在于皇帝的意志,最后的杀伐决断还是要看皇帝的心智与情绪来定夺。黄仁宇总结说:“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10]

死谏故事暴露皇帝也是一个血肉之躯,意志力根本无从控制。偌大的中国政治,也就是无限裁决来自皇位上那一个人的情绪。

魏征是不怕死的忠臣,方孝孺也是不怕死的忠臣。但在明成祖那里,获得的却是无限的危险。原因就在于反对权并无法律保障的明文规定,仅仅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力。儒家传统认为明主应当宽宏纳谏,而皇帝是否在乎“明主”这个声誉呢?[11]如果一个朝臣拂逆皇上旨意,遇上好皇帝则处理颇为慎重;恶人当政则以钳口为急,不高兴了就引来杀身之祸。说到底,王权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王权政治家国一体,国家就是皇家。朝臣实质上就是家奴,犹如刀俎上的鱼肉。所以,那些怀揣治国之道的一朝之臣,心中装着国家理性,头上悬着皇家意志,命运系于个人情绪。在皇帝意志力这一根游丝悬刃之下,裁断没有第三方力量制衡,性命便毫无刚性制度保证。庄士方孝孺的悲惨结局就是一个臣子命运的负面典型。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始生之夕,有木星堕其所。时值元末乱世,出生地宁海地处偏僻,在乡间度过了安定的童年时光。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方孝孺自小受到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六岁写《题山水隐者》诗,有“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13]可见才情。十余岁作文下笔千言立就,乡人称之“小韩(愈)子”。[14]

十五岁时,父亲知济宁府,方孝孺随父赴任,在济宁研读理学,齐鲁之地浓郁的儒家文化传统为促其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方克勤是明初有名的好官,洪武七年(1374)行省考核为山东六府中政绩之最。然而,朱皇帝有定期嗜杀官员的癖好。三年后,朱元璋斩杀了一批官员,方克勤不幸成为其中一个。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发生,在京师被诛。方孝孺遵父亲生前安排,师从理学家宋濂,在金华浦江读书三年。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宋濂次子宋璲和孙子宋慎遭株连被杀。朱元璋对读书人抱有很深的敌意,迁怒于宋濂,发配茂州(今四川茂县),宋濂途中投缳身亡。宋濂辅佐朱元璋开国创业不得善终,方孝孺写《吁天文》乞求苍天,要用自己的命延伸老师命。四年不到,亲与师人命荼毒之事深深影响其性格,加上又有极端的正统思想,表现则更加激锐。这一年,方孝孺二十三岁,人生悲剧似已为必然:“大抵宋濂刘基,饱更世难,其辞敛,其意深。缙及孝孺新进用事,其文激,其气锐。”[15]

后十年间,方孝孺两次受到朱元璋的面见。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受到了朱元璋召见。命作《灵芝甘露论》,方孝孺当廷写就。帝阅后惊叹“异才也!”[16]又喜其起坐端正,道:“锡之几稍欹,必正而后坐。”安排见太子朱标,嘱曰:“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说方是个正人君子,将来可为你辅政,时今“非用孝孺时”。[17]意思将方庄士有心留与皇储。十年后,方孝孺三十六岁,再次受推荐,得召见,仕佐郎、汉中府学教授,授九品学官。一年后,兼任蜀王世子老师,书舍题曰“正学”,故后人称“正学先生”。为什么皇帝两次召见,仅授一个刚入流的九品学官?其一,明初洪武政治环境特殊,是一个右武的局面。朱元璋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建政之初考虑的是马上得天下,当初打天下的将领,现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淮西勋贵掌握着军政大权,是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朱元璋决不允许把“君弱臣强”局面留给皇储。不久,以胡蓝党案切入,废除了在中国一千五百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皇权无限膨胀;又编纂《明大诰》,刑罚之力度均在《大明律》之上;还陆续制造洪武期间“四大案”,[18]被杀戮者达十几万人之多。朱元璋号称以猛治国、重典驭下,凡是妨碍皇权专制的人一概铲除,造成了空前的政治恐怖局面。临死前,几乎诛杀了全部开国功臣。而方孝孺一介书生,与重典治吏策略格格不入。其学识人品,在朱元璋布下的一盘大棋中,筹谋在此局之外,这是其二。到了后来,建文立燕兵起,棋局之乱逸出了太祖的算计。唯独方孝孺书生上阵,以身护主,血溅礼义。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建文帝有意结束祖父尚武的政风,强化文官的作用,定年号“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对峙。方孝孺“正德、利用、厚生”[19]的周礼思想,建文帝了然于心,一纸诏书入京来。方孝孺豪情万丈,哪知道急急进京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先任翰林侍讲,次迁侍讲学士,品级不高,已为近臣。一朝天子一朝臣,“建文新政”以“仁政”为原则,采取一系列变革。宽刑狱是其内容,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严苛条文,这是方孝孺“惟本之以德,而辅之以刑”[20]的德治思想。最直接的,是全国囚犯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新政还有一个内容——削藩。当年朱元璋一废一立,废除丞相制度,建立藩国制度。此时,藩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手中都有兵权。朱元璋有二十六子,前三子(太子朱标、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已亡故。四子朱棣是在世年长皇子,与蒙古作战建功屡屡,军队强大,是南京最大威胁。朱棣是一个阴骘、大胆而狡猾的人,建文元年(1399)七月,声称“尊祖训,诛奸臣,为国靖难”,自北平发起“靖难之役”。建文新朝,政治上缺乏经验,军事上缺乏能将,太祖晚年将老臣几乎诛杀殆尽,已无人护驾,故被称为“秀才朝廷”。战争硝烟中,“秀才们”几乎束手无策。建文四年,朱棣兵临城下,景隆开门迎降。皇宫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旧君新主面前,建文朝遗臣或自杀殉旧,或投身新主,或退隐山林,而方孝孺特引颈寻死。靖难兵起时,建文诏檄多出于方孝孺;朱棣夺得南京,点名要其写即位诏书。在文庙大殿里,方孝孺诟詈“燕王篡位”。朱棣很忍耐,说此朕家事,至于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勃然大怒,一气砍杀了方氏九族,连他的门生、朋友(第十族)也没有放过,祸之惨,三代以来所未有。

方孝孺本人凌迟至死,死在朱棣登基第八天,年四十六。一天晚上,方氏门人偷偷收了遗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雨花台)。为了自己恪守的儒家正统信念,方孝孺坦然引颈向死,是中国士人本然的品格。当年,朱棣挥师南下之日,谋士姚广孝曾请求道:“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21]

要问何为“天下读书种子”?先问什么是“读书”。中国人自古读书,做人从来第一,做学问也是为了做人。方孝孺蹈仁履义,人道未绝,就是“读书种子”未绝,也就是天下做人的种子未绝——这种子就是人品。方孝孺的品是什么呢?答案是:“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夷齐采薇,子路结缨。古时的“礼治”对方孝孺崇古情结是再合适不过的。靖难兵起后,方孝孺竟还忙于引导建文帝尝试复古改制。宫殿名、城门名悉数恢复古称,官制也按《周礼》重订,最浪漫的莫过于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了。这就不难判断,方孝孺及其侍奉的建文集团缺少对现实的了解,弥漫着浓浓的周礼理想主义气息。

方孝孺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殉死在一四○二年,是十五世纪的开始。斯时也,儒学依然占据中国思想界,依然是忠孝正统纲常为核心的伦理学。殉者,用人送死也,方孝孺家事天下事分不开,一并为朱家殉了天下读书人。

同时代的西方,在一四○一年,以两位天才雕塑家洛伦佐·吉贝尔蒂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之间竞争为发端,以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合约为标志,开启了“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时代。彼时也出现了一个类似方孝孺的殉难者布鲁诺(1548~1600)。布鲁诺以超人的预见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卓越思想使同时代的人感到茫然或惊愕。布鲁诺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在天主教会看来是十恶不赦。由于其对求真信念的恪守,被当作信仰的“异端”,囚禁在宗教裁判所八年后,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布鲁诺的死去之日(1600年2月17日)标志了西方新与旧的转折——历史结束了沉沉中世纪,掀开“十六世纪后”的新序幕。其价值定位在“捍卫真理的殉道者”上,思想启蒙和科学意义至今仍不褪色。布鲁诺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恰恰不是皇帝的臣仆,他不是死于殉臣子之节,也不是殉“正统”,布鲁诺是殉了“真理”。

反之,方孝孺的价值绑在嗣君故主上,其死的意义随时代变化而任人评说。明人钱士升赞其有不屈不殚气节:“孝孺十族之言,有此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于几弹矣。”[22]清人钱谦益叹其尽士人知遇古风:“想见先生之为人,意其为古之狂士,且流而为汉之侠士也。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不谓之侠。谈笑刀锯,指叱鼎镬,馔血而大书,长歌而毕命,不可不谓之狂。”[23]到了新文化时,胡适则指称其是一个有主义的人,说“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24]时下,学者资中筠持历史进步主义,批判其愚守道统:“中国两千年中,一代一代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为了正统的纲常伦理,献出忠诚和生命。这推动历史前进了么?”都是读书知识人,均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各自捍卫的却有天壤之别:对布鲁诺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方孝孺维护的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25]

的确,“品”有优劣,“道”无高低。那个时候,欧洲随着布鲁诺所殉之道,完成了文艺复兴,发生了宗教革命,民族国家同期成型,为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了障碍。反之,中国随着方孝孺所殉之道,依然儒家纲常,旧桃新符,直到中原陆沉,明清易代时,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新的朝代轮回重新开始,依旧是一成不变的“道统”。欧洲古代哲人执着于知识,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新知而献身。中国古代士人执着于伦理,把智慧和生命用在维护礼制上。最终,历史还要在中国继续徘徊三百年。

注释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三 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世界书局,2009

[2]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君职》,宁波出版社,2000

[3]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君学(上下)》,宁波出版社,2000

[4]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君量》,宁波出版社,2000

[5]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深虑论》,宁波出版社,2000

[6]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君学(上下)》,宁波出版社,2000

[7]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8] (明)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七·方氏族谱序》,商务印书馆,1985

[9]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章 第二帝国·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三联书店,2007

[10]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章 第二帝国·武则天的“革命”》,三联书店,2007

[11] 林语堂:《苏东坡传·卷二 壮年·第八章 拗相公》,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 (春秋)孔子:《诗经·小雅·谷风之什情趣吧·北山》,北京出版社,2006

[13] (明)卢演、翁明英:《方正学先生年谱》,《逊志斋集》附刻本,载《年谱丛刊·三十七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421页

[14]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方孝孺传》,中华书局,1974

[1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六编 近代文学·第一章 明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6] (明)姜清:《姜氏秘史·卷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17]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方孝孺传》,中华书局,1974

[18] 洪武四大案,又称明初四大案,明初太祖朱元璋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而策划的著名四大案件,分别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恒案以及蓝玉案,其中第一案与第四案合称“胡蓝之狱”。

[19]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之二 杂著·周官》,宁波出版社,2000

[20]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之三 杂著·官政》,宁波出版社,2000

[21]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方孝孺传》,中华书局,1974

[22] (明)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二 殉难列传·方孝孺(序)》,台湾明文书局,1991

[23]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 序(二)·重刻方正学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4] 胡适:《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

[25] 资中筠:《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方孝孺与布鲁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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