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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与《史记》中的复仇故事

时间:2019-06-27历史故事

“赵氏孤儿”与《史记》中的复仇故事

可以说,《史记·赵世家》是对《左传》叙事模式的第一次颠覆,在“赵氏孤儿”故事的形成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那么,司马迁的材料是哪儿来的呢?当然一般认为它来自田野调查,来自民间口述材料。但更具体一些的猜想是,司马迁参考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史书,而这部书现在失传了,已经看不到了。

前秦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能说就一定没有。《史记》里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在前秦文献里没有记载,一个是屈原,另一个是蔺相如。学术界有人提出没有屈原这个人,比如胡适就持“屈原否定”论,日本学者也有人持这种看法,但多数学者不认同。据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简中,就有与屈原生平相关的记载。关于“赵氏孤儿”和蔺相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推测说,大概这两项都来自“赵人别记”。这个推测很有道理。我们知道,赵武复位以后续赵宗二十七年,他的孙子赵鞅,就是有名的赵简子,而到了赵简子的幼子赵襄子时,韩、赵、魏三家分晋,五十年后正式建立赵国。赵国应该有赵国的史官,这些史官迫于君主的压力,深圳艺校并非都能做到“秉笔直书”。既然君主不希望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流传下来,于是就把“孟姬之谗”改作“下宫之难”了。

问题是,司马迁记春秋事一向采用《左传》,为什么要把“赵人别记”中的一个证据不足、与《左传》明显抵牾的故事采入史书,描绘出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复仇故事呢?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司马迁“好奇”。我体会,这个“好奇”,指的是喜欢搜集带有文学色彩的故事。要是这样的话,“好奇”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www.tshiny.cn)这首先牵涉到《史记》的性质问题——《史记》不是一部单纯的史书。和后代的许多官修史书不同,《史记》带有司马迁个人浓烈的感情色彩。鲁迅先生对《史记》有两句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伟深圳艺校大的文学作品。它所记载的历史,主干是真实的,细节是虚构的;多数是真实的,少数是虚构的。对于大的历史脉络,它力求还原历史,追求历史的真实;而对于人物的动作、对话、心理和具体场景的描写,则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进行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描写,追求艺术的、本质的真实。

其次,《史记》对侠义精神、复仇故事特别偏爱。例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伍子胥的故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张仪和苏秦的故事、范雎的故事等,都是很有名的复仇故事。此外《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里也写了不少行侠仗义、为别人复仇的故事,例如有名的荆轲刺秦王,还有一则豫让吞炭的故事,十分感人。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最恨智伯,就把智伯的头骨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有的文献说是溺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他怀揣匕首藏在厕所里。赵襄子入厕,看出豫让形迹可疑,一搜搜出了匕首。但赵襄子很大度,放了豫让。豫让决心再度行刺。为使人认不出自己,就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吞下炭火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嘶哑,就连他的妻子也认不出他了。他埋伏在桥下想要袭击赵襄子,未料到赵襄子的马突然惊了,襄子让人搜查,将豫让团团围住,问他:“你以前在范、中行氏手下,他们灭亡的时候你没有出手,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报答智伯呢?”豫让回答:“范、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我以普通人报之;智伯把我当国士,我以国士报之。”他还对赵襄子说:“你上次放了我,天下都知道你的宽宏大量,这次我知道不能活了,请求给我一件你穿的衣服。”赵襄子满足了他这个要求,派人将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向庞涓复仇的故事也很动人。孙膑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在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但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便暗中派人把孙膑找来,假借罪名砍去他的双脚并施以黥刑。“黥刑”就是在脸上刺字并涂上墨,想让他落下犯罪的标志,永远也擦洗不掉,这样就会埋没于世不为人知。后来孙膑秘密会见了出使魏国的齐国使臣,齐国使臣觉得此人不同凡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孙膑在齐国受到重用。十多年后,魏国与齐国交战,孙膑用“减灶之计”诱敌深入。就是让齐国军队在行军中先设十万个灶,过一天设五万个灶,再过一天设三万个灶,以造成士兵逃亡的假象。庞涓果然上当,于是丢下了步兵,只带一些轻骑兵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结果在马陵道中了齐军埋伏。孙膑事先叫人将一棵大树削去树皮,露出白木,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然后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两旁,吩附天黑看到火光就万箭齐发。庞涓果然当晚赶到大树下,见到白木上写着字,就点火想看清楚树干上的字,还没看完,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大势已去,就拔剑自刎,在自刎之前叹道:“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倒让这小子成名了。

大家都知道“卧薪尝胆”这个典故,其实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前,先有吴王夫差复仇的故事。公元前496年,夫差的父亲吴王阖庐被越军打败,伤了脚趾,创伤发作,在快要死的时候对太子夫差说:“你能忘掉勾践杀你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晚上,阖庐就死了。夫差继位吴王以后,励精图治,两年后打败越国,把越王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勾践派大夫文种用重礼贿赂吴国太宰嚭请求媾和。文种见了夫差,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不顾伍子胥的苦苦规劝,而采纳了太宰嚭的主张,与越国议和,放虎归山了。勾践回国以后,“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并且经常提醒自己:“汝忘会稽之耻邪?”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二十二年后,越国终于将吴国打败,吴王夫差自杀。

关于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史记·伍子胥列传》在先秦文献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增饰和改写,把伍子胥写成一个“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复仇英雄。楚太子少傅费无忌和楚平王是以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人质,召伍员(子胥)和他的哥哥一同进京。结果,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来到楚都,楚平王就把伍尚和伍奢一块儿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仇,只身一人出逃,要借外部的力量报父兄之仇。他在逃亡途中被悬赏捉拿,后有追兵,前有大江,沿路乞讨,九死一生,终于逃到吴国,并渐渐取得了兵权。十六年后,伍子胥带兵攻入楚国郢都,“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而后已”。

前人记载伍子胥的复仇方式,有“挞平王之墓”(《穀梁传·定公四年》)或“鞭荆平之坟三百”(《吕氏春秋·首时》)的说法,但司马迁却改为“鞭尸”,突出了伍子胥复仇的决心和复仇的效果。那么,“鞭尸”是不是史实呢?显然不是。因为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已经死去,到公元前506年冬,吴楚两军决战于柏举,楚军战败,吴军进入郢都,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即使伍子胥真的把平王的坟墓掘开,恐怕也仅剩下一副朽骨而已,哪里还会有可鞭之尸呢?

另一方面,《左传》记载吴兵入楚,有“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的野蛮行径。什么是“以班处宫”呢?就是吴军入楚以后,按照不同的职位与等级,分别占有楚国国君和其他贵族的妻室,“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穀梁传·定公四年》)。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夷狄”行为,为中原国家所不齿。司马迁对这一有明确记载的史料弃而不取,分明是为了维护伍子胥的形象,表现出他对复仇者的偏爱。

《史记》中的复仇故事很多,不能一一讲述了。这些故事文学色彩重,为后世的戏剧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本事。赵翼说司马迁写“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出于“好奇”,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从《史记》的文学成就去理解,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

但司马迁之所以对“赵氏孤儿”等一系列复仇故事如此热衷,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看这些故事,除了写励精图治、韬光养晦、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的复仇行为之外,还表彰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精神。“赵氏孤儿”是血亲复仇、家族复仇,但真正起作用的人都不姓赵,是外姓人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自我牺牲完成了复仇。从这些故事的内容分析,司马迁写复仇故事还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自先秦儒家以来的血亲复仇思想的影响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的形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先秦儒家血亲复仇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先秦儒家,一旦遇上父兄无辜受害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主张复仇。

例如,当子夏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时,孔子的回答是:“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檀弓》)意思是:睡草垫子,枕着盾牌,不做官,不和他共天下。若在街上和那个人遇见了,不待返回家取兵器就立即决斗。

孟子说得更干脆:“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下》)《礼记》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

《公羊传》在提到伍子胥的故事后提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公羊传·定公四年》)“诛”,是以上级杀下级,以有道杀无道。所以这句话是说,如果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就可以替他复仇。

司马迁无疑受到先秦血亲复仇观念的影响,尤其是他曾师从董仲舒学公羊学。在他笔下,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发誓说:“我必覆楚。”后破楚、掘平王冢,鞭尸三百,终雪大耻。司马迁称赞道:“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主角是程婴、公孙杵臼,但最终还是由赵武完成了复仇大业,所以本质上也是血亲复仇类型。

二、汉代复仇风气的兴盛

在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复仇风气更加兴盛。除了《史记》之外,《汉书》《后汉书》《列女传》《越绝书》《吴越春秋》及《燕丹子》等书都写了不少有名的复仇故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报仇过直”及“父兄被诛”后“报杀其亲属”的事情,恰恰发生在太原、上党的“晋公族子孙”中,与“赵氏孤儿”的故事应当有密切关系。《史记》产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作者对复仇故事的热衷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司马迁本人的雪耻心理和人生感慨

从根本上说,复仇心理源于人类的生物性本能,即对于来自外界刺激的一种自然反应、反弹和报复。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自然界有许多很凶恶的动物,其实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只是受到威胁遇到刺激,才会采取报复行动。例如眼镜蛇,每当遇到外界刺激时,它就会让颈部膨扁,使前半身直立起来,让头部挺在高处迎敌。有的女孩胆子小,遇到路边有狗时往往惊慌失措,要么奔跑,要么作出自卫的姿态,岂知这样恰恰刺激了狗,引得它狂吠,甚至遭到它攻击。

人也是这样。据研究,人的中脑系统是主管情感的脑区,一旦遇到刺激,就会本能地作出反应。一般来说,反应激烈的程度与刺激程度成正比。比如“血债血偿”“杀人者死”之类的观深圳艺校念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一种原始的“公平”观念。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哈萨克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她的弟弟在一次斗殴中被人杀死,她就带刀闯进凶手妹妹所在的学校,对着年仅十四岁的女孩连砍十几刀。当然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有理性,可以通过大脑作出综合判断,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方式。人和人的理性程度也不相同。为了防止冤冤相报,限制暴力行为扩张,人们制定了法律,这是题外话,不赘述。

那么,司马迁受到了什么刺激呢?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因为给李陵辩护而被判处宫刑,这是奇耻大辱。司马迁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势必要作出反应和报复,却又不能采取“以眼还眼”的方法报复,而只能通过写作《史记》来雪耻。

司马迁曾经总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实《史记》更是发愤之作。我们读《史记》,总感到一股愤懑不平之气充盈其中。司马迁通过一件件复仇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来进行精神层面的复仇、文化层面的雪耻。诸如韩信早年曾受“胯下之辱”,后来拜将封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消灭吴国,昭雪了世仇;还有上面说过的伍子胥的复仇、孙膑的复仇,以及《赵世家》所叙述的程婴和公孙杵臼救孤存赵,最后将屠岸贾灭族;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雪耻意识。

此外,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话而下狱、受宫刑,却没有人挺身而出替他辩护。他在《报任安书》中记述,汉武帝将他下狱之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而这与司马迁笔下的复仇故事形成了鲜明对照。像豫让吞炭、荆轲刺秦王、程婴和公孙杵臼救孤存赵,都不是为自己复仇,而是为别人复仇,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风貌。我想,司马迁之所以写这些故事,可能也在其中寄托了深深的人生感慨吧。

总之,《赵氏孤儿》杂剧楔子部分大体以《左传》等先秦文献为本事,并汲取了民间说唱的成分;其核心事件深圳艺校“搜孤救孤”以《史记》为本事。《史记》中的“赵氏孤儿”故事是司马迁在战国时“赵人别记”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晋国赵氏家史的第一次全面颠覆、全面创新。《赵氏孤儿》杂剧又对本事进行了第二次全面改造,适应了政治环境,强化了戏剧冲突,使场面更惨烈、更逼真,人物形象更感人。这部作品有口皆碑,加之《史记》的影响,造成了元明以后“赵氏孤儿”的进一步“历史化”。

东南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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