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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_汉奸大审判_关于民国的故事

时间:2019-06-28历史故事

1946_汉奸大审判_关于民国的故事

中华民国司法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汉奸大审判。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审判,因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卖国贼接受现代法律的制裁,在之后,也不会再有这样大规模的汉奸出现了。

汉奸当然是中国人中人性最低劣的一部分人。他们大多是把叛变作为一种性格的人,是绝对的投机分子和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汉奸大审判通过现代媒体——报纸、电讯等把人性最恶的部分展示给国人,也把法律的实践过程展示给国人,这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一次良好的法律教育,其意义不亚于一场真正的革命。

汉奸大审判以汉奸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告终,但也留下了诸多遗憾。最大的莫过于头号汉奸汪精卫没有站在被告席上——他的提前死去让他免于当众出丑。同样的还有特务头子李士群等人。更多的遗憾是审判过程本身的——很多审判受情绪的感染、政府的干预、审判官的失误影响太多,让法律的威严显得不那么庄重了,这当然是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搞笑的汉奸——褚民谊(www.tshiny.cn)1924年,中华民国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邀请,为一部将要出版的博士论文写序,这部博士论文题目是《兔阴期变论》,简单点说,这是一部研究兔子生殖器官的论文。放到现在的话,这样的论文不算什么,但在民国时代,人们对科学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还没太强的概念,一个人出国留学竟然学的是兔子的那东西,简直笑都笑死了!蔡元培当然不这么看,这倒不是因为论文的作者褚民谊是他的革命同志,而是因为他是真正的现代人,懂得科学研究的价值,他很愿意为之作序,因为通过这个案例,正可给国人以正确的科学观的教育。下面我们先看看这篇同样惊世骇俗的文章:

褚君民谊,治组织学有年,近以研究所得,著《兔阴期变论》一篇。其中要点,已见于褚君自著之题解;而其研究之经过,则萧君子升之跋又已详言之。余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以此等问题,在我国普通人眼光,或将以“无益费工夫”视之。盖自孔子之徒,以小道为致远恐泥;而宋之儒者,又喜用玩物丧志之广义;是以学者遇一问题,倘非与彼辈所谓世道人心有直接关系者,皆将视为无探讨之价值;而又经古代崇拜生殖机关之反动,对于此种机关,尤以为猥亵而不敢道。此即吾国科学不发达之一因也。(蔡元培《〈兔阴期变论〉序》)

褚民谊虽然得到了蔡元培的加持,但还是没能挽回他“兔阴博士”的绰号。好在他生性乐观,对此并不计较。如果褚民谊坚持研究自己的专业,以当时的国际科学水平,没准儿还能得诺贝尔奖呢!可惜的是,褚民谊的爱好太多了,没能把兔子生殖器研究到底。

褚民谊

看看褚民谊的照片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身体极其健康的人。在民国政治人物中,袁世凯等旧派人物透着那么臃肿老迈,蒋介石、汪精卫等新人又透着阴鸷、儒弱,唯独褚民谊看起来很是雄壮。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褚民谊是民国头号体育迷,他本人是专业级别的太极拳大师——直到现在还有人拿他的太极拳教材来练拳,也是踢毽子大师、放风筝大师、游泳大师……总之,能想到的体育项目没有他不乐意玩儿的。当他当了汉奸,成了反面人物之后,这些爱好都被当成了“不务正业”的典型。

一个狂热的体育迷在面对世界时经常会很天真,褚民谊正是这样,他从一个海归生理学博士、太极拳大师堕落成一个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的汉奸,一切都源于他太天真。

如果时光倒流,褚民谊可能不会娶陈璧君的干妹妹为妻。因为这是“贼船”上一张不能退的船票。而褚民谊娶陈璧君的干妹妹,又是一个忠实粉丝对偶像必然会做的事情:他太崇拜汪精卫了。能当上偶像的干连襟,简直太美妙了。

褚民谊对汪精卫的崇拜,至死都没有变,哪怕汪精卫已经成了彻底的反面人物。在南京特别法庭的起诉书里,检察官指控他和头号汉奸汪精卫“感情甚笃”。褚民谊一看,顿时怒了,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生气的原因是他认为这太小瞧他对汪精卫的感情了,所以在答辩书第一条就极力辩驳此事:

被告本人与已故汪先生不但以亲戚关系为连襟,又以倡导革命为同志。游学法国为同学,研究学术与主义似师生,服务党国是长官与僚属,并极钦佩其为人克勤克俭,至于为党、为国、为民,有勇猛精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更为钦仰,非仅如起诉书所称“感情甚笃”而已。

这个答辩把这位汉奸老头儿的天真劲儿表露无遗。别人对于汪精卫,生怕推得不干净,他还要声明自己比检察官指控的还“严重”。这个粉丝当得真够铁杆儿的。

法庭上的褚民谊

褚民谊在取得汪精卫连襟的身份后,在政坛很快就平步青云,混到了“民国元老”的地位,在快乐的贼船上混了一辈子。不过,褚民谊只要不研究兔子生殖器或者打太极拳,就完全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僚,除了唯汪精卫马首是瞻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智慧可言,成了国民党内人人嘲弄的“糊涂人”典型,这是他失败的本因。

当汪精卫拉他下水当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时,他“义无反顾”地答应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偶像的政治判断一定是真理。

是的,和所有的汉奸一样,褚民谊一直到法庭上都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相对于其他大汉奸们,褚民谊是唯一一个敢泰安老汽车站于表露真实性情的人。在法庭上,他承认所谓的“南京政府”是一事无成,甚至自曝家丑:别看南京政府的表面很光鲜,其实就是一个纸糊的破灯笼,这个政府几乎没有钱来干任何事情,自己的“外交部”职员们,都需要白天当差,晚上拉洋车来维持生计。这个政府简直称得上是民国时期最搞笑的政府了。他也承认,自己在日本人面前感到那不可忍受的屈辱,以致他这位太极拳大师要掩上门独自流下老泪。可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褚民谊被求处死刑。这是一个他完全预料到了的结果,但是他不想死。

当底怎么能免于一死呢?他在判决前夕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这是他这位头号糊涂蛋早就为自己想好的独门退路:交出孙中山的肝脏。

孙中山不是早就去世了吗?对。但当孙中山1925年在北京去世后,为了对遗体防腐,他的内脏被取了出来泡在了福尔马林里面,这些内脏没有和遗体一同下葬,而是留给了一位医生做病理学研究。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孙中山当时的最高级幕僚汪精卫,作为汪精卫的最高级幕僚,褚民谊当然也知道。

正当中国人抗日的抗日,当汉奸的当汉奸的时候,生理学博士褚民谊对孙中山的内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除了他本人的专业兴趣在作怪之外,更有一点就是可以把这个宝贝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必要时救自己一命。褚民谊利用自己的地位,到已经是伪“南京政府”一部分的北京去了一趟,把孙中山的肝脏秘密运到了南京中山陵里面“供奉”,而在日本投降前夕,他又秘密把肝脏藏了起来,作为未来邀功的资本。

事到如今,褚民谊只好拿出这个撒手锏了。当他把这个惊天秘密告诉军统特务时,特务们都惊呆了。这个天下头号糊涂虫竟然办出了这种超级雷人事件。在取得军统的保证后,褚民谊交代出了孙中山肝脏的下落。这个撒手锏是撒出去了,但没有人被击中。要知道,军统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取得肝脏的军统高层郑介民一把将“保护灵脏”的功劳抢在了自己身上,完全没褚民谊什么事儿了。褚民谊这位自诩聪明的糊涂虫彻底地在“黑吃黑”中败下阵来。

褚民谊必须死了。当死亡已经注定要来临时,他反倒变得很坦然,甚至主动要求尽快把自己处决,否则浪费国家的粮食他都于心不忍,而拜托亲朋故旧到蒋介石那里求情,也让他感到“不忍”。这时候的褚民谊终于恢复了他太极大师的精神本色。

拖着一副漂亮白胡子的褚民谊步履稳健地走向刑场。在路过陈璧君的监室时,他微微一笑,用握手的方式向自己这位大姨姐兼偶像老婆做了告别。

刑场终于到了。褚民谊也许还在盘算着到底在哪个地方行刑,但行刑警察为了减少意外,就在他行进的过程中突然照着他的后脑开了一枪。一般的犯人吃了这一枪后马上就会一声不吭地摔倒在地,可褚民谊可不是一般人。强健的体魄支撑着他坚持了比一般人多好几秒的时间。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褚民谊先是头朝下扑倒,然后猛地一个大翻身,满脸是血地看着朝他开枪的警察,那意思好像是在说:“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警察吓坏了,这是他行刑史上最惨烈最失败的一次。好在这位褚民谊毕竟不是神仙,在最后的怒视做完后,还是撒手人寰。伪政府的第四号汉奸伏法了,而中国也失去了一个一个体育迷,一个资格最老的太极拳传人,一个本来可能会得诺贝尔奖的人。

陈璧君:老娘不是汉奸!

这张照片是中华民国上最温馨的照片之一。这很像是一对慈祥的老人在悠闲地逛公园时对着年轻人的相机留下的幸福一瞬。男的是那么帅气、整洁,像一个事业有成的银行家,或者满腹经纶的大教授,能hold住任何一个大场面。女的显得臃肿,但绝对阳光灿烂,用天生的快乐感染着丈夫。

老年的汪精卫与陈璧君

但是,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男的既不是银行家也不是大教授——虽然他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人——而是汪精卫,中国的自古至今的头号大汉奸,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渴望,他可以做任何突破道德底线的事。女的是陈璧君,她不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而是性情暴烈的泼妇,点火就着,一个小型的女版法西斯暴君。

谁都知道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总头目是汪精卫,但其实后边还有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后——陈璧君。在汉奸大审判的时候,汪精卫已经死掉,人们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幕后人物陈璧君身上。陈璧君出庭的那一天,《申报》用“最高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的大标题来报道当时实况,可见国人对这位隐形大汉奸的兴趣。

陈璧君当然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她的胆识甚至超过那些看似强大的男人,这从当初她豁出性命和汪精卫去刺杀大清朝摄政王就可以看出来。即使沦为阶下囚,她也没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磨磨唧唧地要求轻判,而是继续摆她的老革命资格,大骂蒋介石。其言辞之露骨,其气焰之嚣张让做笔录的人都惊得大汗淋漓,以至于汉奸中唯独她没留下详细的讯问笔录。

按照《惩治汉奸条例》,陈璧君应当判处死刑。但在最高机关的授意下,法庭最终判了个无期徒刑。陈璧君知道结果后大怒:“我有赴死的决心,没有坐牢的耐心!”她坚持认为这是深知她脾气的蒋介石对她的迫害——对一个脾气暴烈的人来说,杀是一种痛快解脱,关是更痛苦的折磨。但我们更相信这是蒋介石对这位比自己资格还要老的国民党元老的最后一丝尊敬,毕竟,陈璧君曾经是那些党国元老们最亲近的战友,留一条命也是给那些人面子。

陈璧君坚持认为自己是政治犯,凡是政治犯总是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在牢里她天天盼着那一天,可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她阴差阳错地错过了。

国民政府覆灭前夕,在监狱中的汉奸们成了国民党的拖累。代总统李宗仁一声令下,判有期徒刑的汉奸一律释放,无期徒刑的择机转移到台湾服刑。因为战争,汉奸们捡了个大便宜。可是战局发展太快,国民党大员自己逃还来不及,哪顾得上那些老汉奸们呢?所以很快就宣布判无期徒刑的也可以释放。陈璧君作为最大的无期徒刑罪犯本来可以这样出狱,但要怪就怪国民党太笨,还没等监狱长执行命令,共产党的大军就已经接收了陈璧君所在的苏州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头号女汉奸陈璧君当然还得接着服刑。

陈璧君有她自己的政治判断,她深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一套逻辑,她自认是蒋介石的敌人,而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这样一来她不是成了共产党的朋友了吗?她感到自己的春天就要来了。

陈璧君当然打错了算盘。“汉奸”是所有中国人的敌人,不只是蒋介石。共产党甚至没有重审她这个案子,让她继续执行原来判决的刑期。不过,形势有所不同的是,共产党这边也有她当年的战友,这些战友比蒋介石更具有怜悯之心。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据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总要有一个条件:让陈璧君悔罪,承认当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宋庆龄和何香凝深知陈璧君的性格,即使这样一个小小的悔罪声明,陈璧君也必然不会写。可是,作为朋友,她们还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于是,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连夜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出自程舒伟《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

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

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作为新的国家领导人,宋庆龄和何香凝出面保一个大汉奸出狱,未免担着几分政治风险,但朋友总是朋友,她们一定要这样做。

陈璧君很快收到了这封信。像宋庆龄想到的那样,她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小小的条件,她刚烈了一辈子,宁愿在牢里当自己那一套政治逻辑的烈士,也不愿低头认错: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女士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到了这个地步,宋庆龄等也只好由她去了,让这位老战友“求仁得仁”,虽然她的“仁”看起来那么可笑。

陈璧君在共产党的牢里又待了十年,她在1959年去世,这十年中她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作为一个患有多种老年疾病的老人,她享受到了高级的医疗待遇,甚至超过了普通公民的待遇,这让陈璧君这块顽石终于稍稍低下了她高傲的头,可惜也只是“稍稍”,她至死也没有承认“汉奸”这个头衔。

陈公博与周佛海:叛变是一种性格

一个人能当上汉奸不是偶然的。对很多汉奸来说,叛变是一种性格,是根植在内心的一个基因。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大汉奸们往往早已不是第一次叛变了。最著名的叛变爱好者当然是这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和三号人物周佛海。

陈公博与周佛海

陈公博和周佛海是一对儿绝佳搭档,连叛变都是步调一致:

第一次叛变:背叛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广东人、北大毕业生陈公博和留日学生周佛海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后来当上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董必武相比,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学历高多了,他们也有很强的论述能力。周佛海在会后还被任命为党的代理书记,被代理者就是陈独秀。因为后来的叛变,周佛海的这一代理职务没有被承认过,但这毕竟是事实。因此,周佛海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共产党、国民党、汪精卫政府中都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人,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

陈公博和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时候不过是衣食无忧的大学生而已,他们参会的心态纯粹是一种暑期夏令营性质,他们眼中的大会就像现代的一帮网友为着某一新鲜话题搞的线下聚会。等到真开起会来的时候,他们有些傻眼了。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友”们可不是来玩儿的,他们商量的事情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而随时准本付出血的代价,是玩儿真的。而且,共产党这时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但要坚持严明的纪律。这一切对陈公博和周佛海来说都太可怕了,作为少爷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所以,就在开会的时候他俩就已经打算退出了,而当最后一次会议前,会场被法租界巡捕非常可疑地干扰之后,两人更明白了这真不是好玩儿的,于是连最后一次在南湖游船上的会都没开就遛了。

当毛泽东、张国焘等人分头去革命的时候,陈公博和周佛海又留学去了。陈公博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周佛海去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他们俩本来就是玩儿票,在革命的血点开始溅在共产党人身上时,他们以旋风般地速度退党了。二人政治意志的薄弱第一次展露在世人眼前。不过,当时的共产党毕竟还是小党,他俩也只是两个不起眼儿的学生,没人对这段可耻的历史太过注意。

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和共产党的最后一丝缘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市长陈毅为了确认中共一大的具体地点,让周佛海的妻子出面指认,这时,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早死多时了。后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为了确认一大的具体日期,查阅了周佛海的回忆录,里面一个巧合给了人们启发: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泰安老汽车站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维经斯基)也出席。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上,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地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马林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涌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两人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了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径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吓得魂不附体。毛泽东以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发现了,吓得不敢回去。在远远的地方,探头探脑侦察了半天,才敢进去。这些话,都是我以后听见他们说的。

因为这一起莫名其妙插进来的奸杀案,中共一大的日期被锁定了。在任何时代,奸杀案都比一个无人知道的小党的成立更有新闻价值,当地的报纸准确地报道了奸杀案,这在客观上为学者们的考证提供了依据。这一回忆还点出了另一个奇妙的人:丁默村。丁默村当时还是青年团员,没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如果参加了,那就是另一个巧合事件了,因为丁默村正是汪精卫伪政权的另一号大人物。

在回忆录中,周佛海把毛泽东描写为一个经常“探头探脑”的人,这显然是有意丑化了。在他写回忆录的时代,他已经是一个耻辱柱上的汉奸,而毛泽东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政治上显然比他“出息”多了,写写毛泽东的“探头探脑”好像就能反衬出他自己的光明磊落似的。

第二次背叛:背叛国民党

以陈公博和周佛海的投机性格,脱离共产党后肯定会投身到最有可能执政的党——国民党,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

陈公博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把宝押在了汪精卫身上。与木讷、阴鸷、易怒的蒋介石相比,汪精卫更有领袖魅力,靠着这种先天养成的东西,汪精卫把已经贵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的陈公博发展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与笨蛋褚民谊相比,陈公博同样铁杆,但在办事能力上远远超过褚民谊,尤其是在反对蒋介石的行动上,陈公博表现得更激烈。

陈公博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在政治观念上仍然有革命的“余温”,他幻想着国民党能完成共产党的革命,而国民党里唯一有着“革命”气息、同时又有政治实力的,正是他的偶像和恩人汪精卫。可惜的是,汪精卫虽然贵为孙中山的头号接班人和《总理遗嘱》的实际起草人,但在权谋手腕上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土军阀的对手,更不要提手握重兵的蒋介石了。汪精卫就像一面孤零零的大旗,在国民党的汪洋大海里漂着,只要人家愿意,随时可以把他捞起来扔到一边。陈公博虽然拽着这面大旗的一角浮在权利的海面上,但始终没有实现其“革命”理想的机会。

和汪精卫一样,陈公博是一个诗人,在政治上颇有些诗人似的天马行空。为了打掉蒋介石,他曾经策划他领导下的国民党“改组派”发动一次惊天兵变:策反一名中央军校的航空教练,让他驾驶教练机轰炸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如果这个浪漫的策划成功,那简直会是中国历史最大的转折点,是比西安事变还要厉害一千倍的大事情。可惜的是,这个计划太过浪漫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可操作性——那架飞机因为天气原因连起飞都没起飞,而改组派也因为这个浪漫革命计划而大大受伤。

汪精卫事事都向他的老师孙中山学习,于是也重蹈了孙中山的覆辙——他没有发动民众的能力,也没有培植军事力量的权谋,一味依靠存心利用他的军阀,这些军阀总是在他们的个人利益到手的时候将他们一脚踢开。陈公博作为忠实粉丝,也跟着汪精卫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消沉了。陈公博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当年那个代表着民众利益的共产党员,以为只要自己登高一呼就有群众来拥护,在经历了联桂抗蒋的失败后,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天真的幻想了:

我并不痛心于军事上的失败,因为革命者的失败,是革命史上常有的事,而使我最关心的,是不是我的观察完全错误,而对于革命的低潮应该如何才能补救。

第一,这次张桂军之合攻广州,在我们的想象,并不是为着割据,也并不是为着私仇。南京的三全大会明明是违法,而国民党人似乎除了少数人之外,毫不注意。而且张桂军由动员以至进攻,我们绝不见民众起来,所有农工和小资产阶级,都袖手旁观,绝不参加一些运动。他们并不是不帮助我们而去帮助了南京,他们对于南京和我们两方面都一样的冷淡。可见那时的国民党已脱离了民众们,至于党的违法与否都是党内的事,与他们绝不相干,这样对于国民党的本身,我们应该重新检讨一下,决不能单靠几条空虚的纲领就能号令天下。

第二,自从党的一分一合,已使许多人们冷淡和灰心,尤其拥着国民党籍的军人,他们只知道私人利害,而不恤党的法统,其新入党的固然很容易露出原形,即富有历史的也渐渐归还本性。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

中国到底是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中国恐怕长期陷于地方军阀统治罢!这样,国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尽废了……

党不党在中国人民恐怕没有什么兴趣,大约人心厌乱,中国应该来一个比较长治久安之局罢。但要长治久安,必得与帝国主义者和旧势力妥协,这个看法徘徊于我脑中,实在无法解决,因此遂患着失眠。以后虽上了北平,参加了扩大会议,但已鼓不起兴味,以待天命而已。

通过这些自白,我们倒是能看到一个真诚的陈公博,一个为了理想的不能实现而失眠的中年人。失眠的陈公博很会安慰自己,一旦内心烦闷,他就会出洋旅游散心,在欧洲的宁静乡野解散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一点和他的偶像汪精卫完全一致。一个放弃不了尘世享受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的人,这样的人必然会成为一个政治投机者,汪精卫是,陈公博也是。只不过陈公博比汪精卫晚到南京几天而已。当看到自己的偶像已经在泥沼里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终于也忍不住脱光了那层道德外衣扑了进去……

汪精卫在“还都典礼”上与文武大员们合影

当陈公博到达南京的时候,汪精卫和周佛海已经把一套伪政府都准备好了。周佛海本来在国民党内已经做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又是高级中统特务,但一心想做大官的他在追随汪精卫上做了急先锋,伪政府的大大小小官员几乎都在他的安排和控制下。他分到了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位置。而仅次于汪精卫的“立法院长”职务还在为迟迟不到南京的陈公博留着,毕竟,陈公博才是汪精卫的头号粉丝。

当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干人等正式就职时。将来起诉书上不可辩驳的一切也从而落实了。如果不知道内情,单看那时候的照片,我们恍惚会以为那是一个很威风的政府:汪精卫比他在南京时候精神多了,本来就帅气的外形更加光芒照人,而大小官员也衣着光鲜,看起来颇有威仪。连日本人也不禁暗暗称赞这些中国人的“风度”,一个见证汪精卫与日本高层会晤场面的日本人回忆说:

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这种外表上的光鲜和内心的卑微屈辱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汪精卫当着一个比儿皇帝还不如的“国家元首”,陈公博和周佛海当着连自己都觉得害臊的“院长”,而他们还要在世人面前表演他们的内心是如何强大……

第三次背叛:背叛伪政府

善于投机的人很会观察市场行情。已经背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陈公博与周佛海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自己的退路,在政局不明朗的时候,他们早已嗅觉敏锐地策划好了新的背叛行动。在这方面,周佛海又是急先锋。他一面维持着自己在伪政府的地位,一方面又和重庆政府暗通款曲,把大量情报主动送给军统头子戴笠和蒋介石本人。这是一笔永远不会输的买卖,如果日本人赢了,自己当然是开国大元勋,如果蒋介石赢了,自己则是头号大卧底,永远不吃亏就是了。

出于对汪精卫的忠诚,当偶像在世的时候,陈公博并没有着急地去踏上原先那只船。另一方面,和周佛海不一样,他反蒋介石反了一辈子,他知道自己再怎么摇尾巴,蒋介石也不会搭理他。可当汪精卫一病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陈公博有些慌了,作为继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如果将来只杀一个汉奸,那也会是他。情急之下,他也学起了周佛海,架设电台和重庆联系起来……可是,已经晚了。要比摇尾巴,他也没周佛海摇得妩媚动人了。

日本眼看就要失败了。又到了竞争背叛的时间。陈公博和周佛海几乎是比赛着把这个他们一手建造起来的伪政府戏台拆掉。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背叛他们所属的组织了。

法庭表演赛

作为活着的汉奸中的男一号和男二号,陈公博和周佛海当然要承担审判大戏的主角。他们虽然投机技巧各有不同,但终于殊途同归: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周佛海被撤去一切新的正面职务,恢复汉奸头衔;陈公博则在逃亡日本后很快被引渡回国,为了带回他,蒋介石不惜派一架专机和一个连的士兵去押运他回国。

按照专门为审判汉奸设立的特种法庭要求,每个汉奸都需写一份坦白罪行的自白书。向来爱耍笔杆子的陈公博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为自己辩护的绝佳机会。洋洋洒洒写了几万言,数说自己的功罪,在这样一份应该是认罪的文章里,他还不改他“忧国忧民”的本色,希望把自己那一套治国理想传授给蒋介石,这未免有些可笑。不过,陈公博毕竟是陈公博,他不枉为美国“海归”,不枉为当年的共产党理论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自白书中的很多话,至今看起来仍有发人深省或有趣之处:

陈公博受审的情景

——日本人对于汪先生是相当的尊敬的,同时也认为南京是含有敌性的,因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见解。汪先生的理想,以为我以诚待人,人总是有良心的,也会感化的。近卫既然声明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心,那么日本在华军民也是一样的,因此日本应当让南京统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树强有力的军队以保持和平区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数年以来的战争痛苦可以稍得苏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护人民,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使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的步哨为已足;南京政府军队有了力量,总有一天联合重庆反攻日军。

陈公博够天真,可汪精卫比他还天真,天真到把日本人看作正常的人类,以为他们说了什么肯定就会做到,把日本人想象成了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赞助商。这一切当然都被无情地戳破了。陈公博对日本人的本性和汉奸的本性看得一清二楚,比抗战军民更一针见血,但可惜的是他看清得也太晚了,更可惜的是他本人就是大汉奸。

——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

为了向法庭背后的蒋介石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陈公博咬牙切齿地骂开了共产党。作为投机大师,他最懂得蒋介石的心事——反共。如果强化了自己的反共立场,蒋介石没准儿还会放了自己……陈公博这时当然不愿人们想起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骂共产党骂得这样厉害,甚至“不惜因为剿共和日本反脸”。这简直就像一个奴才对主子说“如果你不让我给你跪下我就和你反脸”一样。作为聪明人,他也知道这样投机表态太过赤裸裸,于是声明“这绝不是投机”,这就又像是真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马克萨(即麦克阿瑟)元帅曾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以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的领袖。我听他这几句话,内心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也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伦理学上两难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定一个政策。

陈公博逃亡日本时,恢复了他作为一个政治观察家的本色。无论他是不是汉奸,他对日本人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当他看到破败的日本国土上,人民没有慌乱,都在按部就班地恢复生活时,他确实不寒而栗了。日本虽然战败投降,但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还是远在中国人之上,如果中国不猛醒,日本将来还是要胜过中国。这些话当然被陈公博不幸言中了。当日本战败,看起来和中国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时候,日本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新的技术革命和经济复兴,而中国还要在内战和动乱中度过很多年……

——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未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对于经验是没有的,对于理想是盲动的,对于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

在过去几年中,南京交涉对手是谁,也是一个最奇怪的谜。一切问题,南京差不多无权处理,要问总军部和大使馆,过去更有所谓兴亚院。这三个机关就意见不同,有时积极的斗争,有时消极的推诿。这就是陆军部应该负责吧,还要问上海登部队的同意,登部队还问苏州部队的同意。至于北方更不必说。华北不止对中国特殊化,就对日本的总军部也是特殊化。这样,不止一个佐官可以破坏一个政策,一个主任尉官也可以破坏一个政策。不只南京对手是谁是一个谜,连日本本身谁是负责者也是一个谜。

这一段总结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正确指出日本失败的原因。这非要和日本人直接打交道才能看得清楚。战前的日本政府是一个被下级军官牵着鼻子走的无头战车。如果日本由任何一个战略家掌权,日本都不会走向战败的深渊,但是偏偏没有。可叹的是,直到现在,日本仍然是这样一个社会,是一个在政治上永远长不大的矮子。

陈公博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如果他都不会死,那汉奸们大概没有一个会死了,正因为如此,他陈公博必须死。他的辩驳不过是最后一次政治表演,给国人看,也给自己看。作为一个随时随地都能纵情声色的“浪漫政治家”,他最后的一次被怜悯来自他的妻子——李励庄。李励庄想到了所有能给丈夫脱罪的理由,写成一篇抗辩书提交给了特种法院。但是,任何一条理由都太过苍白了。所有的理由都无非是同一句话:他本来不想那么做。是的,一个杀人犯同样也可以说“我本来不想杀人的”。这对量刑来说毫无价值。

陈公博成为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据传说,行刑前很多人来求他的字,陈公博一一满足了要求,作为一个诗人汉奸、才子汉奸,即使到了行刑前也还有那么一点明星魅力。他甚至像一个将要出行的领导那样,和狱警、检察官、法官们握手告别,这些审判者竟然不由自主地握到了他的手。是不是他们认为如果不握,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陈公博路过陈璧君的监室时,向这位他一向不以为然的偶像夫人鞠了一躬。陈璧君第一次为了这个她一直不大喜欢的人放声痛哭。到了现在,她终于知道,谁才是丈夫汪精卫最铁杆的粉丝。

周佛海当然不是汪精卫的真粉丝。不仅不是,还曾经是互相骂得最凶的敌人。当周佛海脱离共产党之后激烈反共时,汪精卫就很瞧不起这个小投机分子,私下跟人说“周佛海这人真是个拆烂污,以前是共产党,现在脱党了还要反戈攻击,真不是个东西,以后谁也不要和他同事”。周佛海哪里容得下别人这样骂他?他这时已经投靠蒋介石,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以牙还牙,用相同的句式骂汪精卫:“汪精卫这个人真是个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当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个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他同事。”谁曾想,山不转水转,周佛海竟然有一天要靠着汪精卫来当汉奸生活。

陈公博“书法”

周佛海妻子杨淑慧

当陈公博被枪决时,周佛海还在用各种办法,包括重金贿赂“党国”要员来给自己脱罪。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永远脚踏两只船的典型叛徒终于得到了当初伸出去的另一只脚给自己带来的一丝生的希望。

周佛海请了中华民国的头号刑事大律师章士钊来给自己辩护。章士钊不仅有辩护技巧,更有政治影响力。他要做的就是确认周佛海的“卧底”身份。利用自己的面子,章士钊拿到了顾祝同、何应钦等人的证明。但是,对周佛海最有利的证据是“军统局”的证明,因为“卧底”总要有个娘家,周佛海是作为军统的卧底而存在的。而最愿意出具这个证明的戴笠已经摔死在山东的大山里,人走茶凉,军统局不愿在这个舆论沸腾的场合给汉奸作证了。

纵然章士钊再能言善辩,也拿法庭没办法。他所希望的是能使周佛海“将功抵罪”,而法官眼中只有“罪”,那个当“卧底”的功与之相比太渺小了。章士钊有些恼火了。他的律师生涯还没碰到这么失败的案例,他一怒之下要求军统局出示当年给周佛海派任务的命令原件。对这个要求,军统局当然拒绝了。周佛海用的所有手段都归于失败,所有判决都维持原判: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当所有人都失去希望的时候,世上还有最后一个人心疼着周佛海——他的妻子杨淑慧。这个也跟着在中共一大上打过酱油的女子,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即使这位色鬼无数次地让她伤心流泪。她手里有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给周佛海的信。在这封信里蒋介石亲自答应给周佛海自首人员身份,并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南土地。这确实是一张王牌,但如果打不好,可能仍然是一张死牌。为了打好这张牌,杨淑慧找到了最会和蒋介石斗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

周恩来会见了杨淑慧。从哪方面说,他都不必帮这位汉奸家属,但也许出于对已经坠到悬崖下面的前同志家属的怜悯,他帮杨淑慧分析了局势。激动的杨淑慧本想把这封信放在报纸上发表,逼蒋介石承认。但素来懂得蒋介石脾气的周恩来劝止了这个天真的想法。如果有人敢这样挑战蒋介石,他只会大耍流氓,干脆不认账,而如果暗地里拿这封信去要求,蒋介石没准儿还能答应。

杨淑慧拿个那封信来到了蒋介石的官邸前。蒋当然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他当然有心免周佛海一死,但外间的舆论太过沸腾,一旦干预司法审判,更会给人口实。无奈之下,自己的颜面战胜了社会呼唤的公义。官司已经定谳,不能更改了,他直接用自己的权力给周佛海来了个“特赦”。

周佛海保住了一条老命,但这离他的期望值太远太远了。在监狱中,他被酒色淘虚了的身体彻底崩溃。这条保住的命还没有坚持一年就被各种疾病带走了——也许是南京上空的中国冤魂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他的存在了。

周佛海一案一直被看做行政干预司法的典型,但其实案子的每一步都透着司法的进步——法庭对事实经过了认真的质证,给了当事人和律师充分的辩护权,也走了每一个上诉程序,最终的特赦也确实合乎当时的法律,这一切至少表面上都是合法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表面上做到合法就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了。

周作人:其实……我是个演员

周作人是汉奸群体中最奇特的一员:法庭里的人上到法官、检察官,下到律师、书记员,都是他的忠实粉丝,人人都在绞尽脑汁为他脱罪。甚至在法庭质询的时候都法官忍不住问几句偶像的八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作人被从轻发落就不奇怪了。

审判周作人的过程自始至终弥漫着文学气氛,且看辩护人王龙写下的辩护词,这是以一个“故事”开端的:

从一个故事说起。园丁老周,是五世同堂、荒园老屋的故仆。他尽了半生的筋力,流了不知几许的汗,把主人的荒芜园地里种了很多花木,收了很多果实,还牧着一群可爱的羔羊。某一年大盗来了,守门的退了,主人临走时匆匆托付手无寸铁、囊无分文的老周说:“你要看在往日的情分,替我保守这前人遗泽的产业。”老周忍泪送别说:“只要老命活着,主人一切放心。”在这大盗盘踞的悠久岁月中,老周心中牢记着主人重托之言,忍辱负重,听他呼牛呼马,为奴为仆,贵之贱之,受骂受打,总是鞠躬尽瘁,降志辱身,万死不辞。有几个同事的忠仆被盗捕获将欲加害,老周皆一一设法为之缓颊得全性命。好容易眼巴巴地守候了将近十年,寇退主人返,看看全部家产、账册、宗谱一点没有损失,看看一群迷途的羔羊仍能回到母羊的怀抱,而不曾认贼作父,主人点头微笑,老周顿忘了十年苦楚。老周除吃一碗苦茶外,还是家徒四壁。这时左右一般太平归来、三头六臂、聪明伶俐、趋吉避凶、打落水狗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老周不是好人,赶快送进衙门,他既未打退强盗,又未远走天涯。强盗喊他周老大,他岂不是尊大了?喊他周老官,他岂不成了官吗?他是通敌,他是奸细,他是应当吃官司。”大家听了,谁也不敢多嘴说不是,恐怕血口喷人,惹祸上身。老周放下了手中一杯苦茶,抬起头来看了看青天白日,向主人黯然道别,就捕下狱。于是众口同词,老周的姓名上增添了“巨奸”“大逆”许多头衔,只有他的妻儿,狂呼着冤枉,还有他的知友,深切的怀疑。

看了这段话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催眠,为这个“老周”鸣不平:这个老周不仅不是汉奸,还是大功臣嘛!但是,这种文学催眠只对那些远离抗战前线的人有效果。那些亲眼看见“老周”穿着日本军服,趾高气扬地出现在检阅场的人,那些亲眼看见“老周”的日本妻子及其家人坐着汽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耀武扬威的人,那些万里跋涉在昆明建立西南联大的原北大师生们,是不会被这个“心酸”的故事催眠的。

当法官质问周作人他是不是担任过“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等各种伪职的时候,“老周”周作人泄气了。对每一个职务他都承认,因为他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但是,周作人有他的逻辑,他懦懦地说了那句很经典的话:其实……那都是表演罢了,我演的是一个小丑。

“其实我是个演员。”这是一句可用于任何汉奸的辩护词,甚至可以说适用于任何罪犯。一个杀人犯也不妨说“我其实是在表演那个杀人犯,我的内心并不想杀人”。法官再有怜悯之心,当然也不会因为这个荒谬的逻辑判周作人无罪。拨开这些文学催眠词,周作人和他的律师还得好好找一些能够给他减刑的具体证据才行。

对周作人最有利的证据是他做的那些“好事”。首先一件就是作为曾经的北大“留平四教授”之一,周作人确确实实地保护了北大的那些物质财产。对这一点,他的老朋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很热心地给予了承认:

北京大学为周作人作证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京字第二七八号(1946年9月6日)

案准贵院南刑字第五六七号函开:“查本院受理周作人汉奸一案,前据该被告于庭讯时供称,曾于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任内,代为保管现国立北京大学校产。等语。究竟有无具体事实,尚待调查,相应函请查照。如果确有其事,迅将保存校产数目及详细经过情形见复,以凭核办为荷。”等因。准此,查本校蒋前校长于“七·七”战后,曾嘱托马裕藻、孟森、冯祖荀、周作人诸教授照应北大。敌伪在抗战期间,曾占用本校原有校舍及设备,办理伪北京大学。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准函前因,相应检同校产及书籍增加清单各一件,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附清单二件

校长  胡适

附一 计开在抗战期增加校产及增建校舍清单

(一)增加翠花街伪理学院校舍一所。

(二)增建松公府伪文学院新楼一座。

(三)增建海运仓农学院楼二座(现拨归朝阳大学)。

(四)新建西什库医学院全部。

附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籍统计

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存中文书217297册,日文书4502册,西文书55226册,总计277025册。伪北大时期添购及受赠中文书64251册,日文书9177册,西文书623册,总计74051册。

也许是碍于不能对汉奸过于照顾,胡适在证明信中只说“校产稍有增加”,但下面的清单却清清楚楚地说明增加的部分几乎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决不能说是“稍有增加”了。从这里又能看出胡适的巧妙用心。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财产在那里,的确是周作人挣下的“家业”,这对量刑极其有利,也符合辩护词中那个“老周”的形象。

周作人的第二项大“功劳”是保护抗战的地下工作人员,这只要当年受保护的人不亏心,自然也都可以出来作证。出来作证的有顾随、郭绍虞等大牌教授,在那个年月,教授还是一个公信力很强的职业——因为全国还没有几个教授。法庭一一采信。且看顾随为周作人出具的证明:

查三十一年十二月及三十二年一月间,华北文教协会人员及私立辅仁大学重要教职员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均被日寇逮捕。时周作人正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再与敌方人员交涉释放优待。泰安老汽车站及三十四年春夏间,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被释放,时周作人曾署名具保。其时随正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知之甚确,特予证明如上。

私立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顾随

顾随不仅出具了书面证词,还亲自到南京的法庭作证,对周作人的量刑可谓是影响极大。他的作证是周作人最没有想到的,因为他本来完全没有道德压力去做这件事。

顾随是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学生之一,本来要学中文,但校长蔡元培看他的国学底子太强,光学中文太浪费了,于是劝他上了外文系,这促成了顾随贯通中西的学问格局。虽然曾经是周作人、鲁迅的学生,但顾随受周作人的影响不大,在日伪时期更是断绝一切来往。用周作人向往的“隐居”方式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可以说,顾随就是周作人做不到的那个理想中的周作人。但就是这个本来不亲近的学生,却在周作人最苦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保住了老师的一条老命。相形之下,周作人当年的密友们则有些太过矫情了。

在诸多证据中,还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乌龙风波,这恰恰又暴露了周作人的小心眼儿。

在为周作人作证的人中有一个是西北大学教授杨永芳:

查周作人任伪职期内,尝协助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本人于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受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之命,来北平作调查伪组织下教育状况之工作,当时周氏尝掩护本人之安全及协助安插工作同志于伪校,主要资料亦多由周氏所供给,特此证明。

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杨永芳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文学家顾随

按说这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证据,以杨永芳的数学教授之尊做这样的证明不会对法官没有影响,可就在法庭准备采信的时候,一封检举信来到了法官的案前。信指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位大教授杨永芳不是别人,乃是周作人的女婿。杨永芳的妻子正是周作人的大女儿周静子:

蔡英藩等请求调查杨永芳作证之真实性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之覃庭长勋鉴:顷阅报载,欣悉先生主审周逆作人,曷胜钦敬,咸望依法公判,藉申国法而惩奸伪。并闻青年团员杨永芳者为周逆作证,殊为离奇。查杨永芳者系鄙人等同事,周逆作人之女婿,原在北平大学任教。事变后随校来西安。至三十年夏应周逆之召,去北平任伪职。后周逆下台,杨不堪敌伪之压迫(曾被敌伪扎捆毒殴),化装离平,冒充特工人员去渝报功。当时杨曾向教部呈献平市伪学校钤记底册、学生名册等,教部亦未予重视,只给路费万元而已。当时杨曾向各方活动,始加入青年团(或系问题,可查团证)。杨无法之下,遂又活动回西北大学任教,以迄至今。此系民三十二年夏事也。今夏杨又回平,今又以团员身份为周逆作证,事实可笑,杨既系周逆之婿,其所作之证真实性如何可想而知矣。鄙人等深知此事,且免为奸伪蒙混,俾申法纪起见,特为奉告,尚希严加侦查为盼。

国立西北大学教授 蔡英藩张佩瑚 同启

不管这封检举信说的杨永芳经历是不是真的,但杨永芳是周作人女婿这一点没有错。杨永芳故意不提自己的身份,可谓太过小聪明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乌龙。好在周作人有足够多的大咖级人物给作证,出了一个乌龙也不算什么了。

一般的国人知道周作人的并不多,他们从朴素的感情出发要求严厉惩处这个高级汉奸,而知识阶层则都有“为国惜才”的心理。在这双重压力之下,法庭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终身。

周作人当然不接受这个判决,他和律师一直都在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十四年徒刑对当年已经六十三岁的周作人来说,和无期徒刑并没有差别。在上诉之下,最高法院终于“为国惜才”,把刑期减去了四年,改为十年。

就这样,周作人从汉奸嫌疑人落实成了真正的法定汉奸。他需要面对那重重的十年徒刑。从今以后,他成了一个没有窝的老野兽,一个可以随时接近的当年大明星,不少人来看他的可怜样子究竟是怎样的。在以前,周作人可以漠然推掉这些事,但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比他政治更正确,都有条件来要求他来和自己说话。

一个当年的粉丝,同是作家的黄裳给好奇的粉丝团们报道了偶像的现状:

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泰安老汽车站,却添上了满面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堆笑的样儿。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否,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了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那次“荣归”,在当时敌伪的报纸上很宣传过一阵子。我曾经稍翻过一下,也颇领略了一下当时的盛况,记得《苦雨斋打油诗》,中有一首道:“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千丝到后湖。”悬揣当时的知堂,不致没有汽车坐,这疲车羸马大抵是所谓腴词罢?虽然现在南京市上也正多着这样的马车。

……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位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

如果历史停在这里,周作人真正的生命也就终止了,一个透明如水的作家,如果没有机会写东西,就和完全死去一样。可是周作人沾了乱世的最后一点光——当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利,无法再看管这些过去的敌人的时候,包括周作人在内一大批汉奸被提前假释。满打满算,周作人坐牢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这也许是国家自己在安排“惜才”吧。

周作人在共产党那里可以得到比国民党更多的原谅,这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这是周作人自己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当年周作人手很给力地记下了毛泽东拜访的记录:

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君来访。

在解放军胜利之后,出狱的周作人赶紧把这则宝贵的日记在报纸上发表,显然是寄希望于最高领导能注意到,挽救自己已经破产的声誉。

当然,周作人错了。最终救了他的不是当年的偶像和粉丝关系,而是他自己身上的血缘——他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他是鲁迅的弟弟,对鲁迅的一切,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在鲁迅成为头号作家的年代,社会需要周作人来做这个鲁迅百科书的角色。

周作人也很快明白了这一点。在接下来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虽然离开了现实的牢狱,却又进入了他最不想进入的鲁迅领域,靠回忆被自己赶出家门的大哥的一切隐私来维持自己和整个大家庭的生计,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自找的羞辱呢?

东南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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