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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的黄金时代_关于民国的故事

时间:2019-06-28历史故事

黑社会的黄金时代_关于民国的故事

最标准的民国范儿有两种,一个是大学教室里忧心忡忡、身穿长袍的教授形象;另一个是西装革履、嘴叼雪茄,一脸放荡不羁的上海滩老大形象。这是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也是黑社会的黄金时代。

民国成为黑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必然的。在一个政治割据型的社会里,权力的夹缝很大,在这些黑暗的夹缝中,民间或明或暗的黑道儿势力必然会出来承担管理职能。尤其是在上海、天津、武汉这些有很多租借地的大码头上,黑社会既不可或缺,又很容易生存,一些冒险家便趁机当上了老大。

任何一个老大都必然是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只要能维持自己的实力,他们会联合任何来头的势力,不管是你是伟人、革命家,还是瘪三、穷学生。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各种在台上的割据势力很相像。各种军阀都需要利用黑社会势力来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因此,在民国,黑白两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只有黄金时代才会出现那些世不二出的英雄式人物,他们太过复杂,以至于不像那种纯粹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黄金荣等就是这样后世再也不会出现的人物。(www.tshiny.cn)杜月笙:渴望当好人的毒枭

如果不是孙中山客串洪门老大,杜月笙会是当之无愧的民国江湖老大第一名。但屈居孙中山之下,杜月笙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微词。

有人说,上海滩“三大亨”不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吗?杜月笙怎么上升到第一位了?是,这三位大亨确实搞了一个山寨版的“桃园三结义”,黄金荣比那两位大二十多岁,自然为大哥,但要比实力,后来居上的杜月笙真的要高出黄金荣和张啸林太多了。

杜月笙的发迹是一个黑帮老大的标准经历:出身穷困,性情机灵顽劣,傍上一个老大黄金荣之后,靠着自己的智商挣到第一桶金和第一次重要的信任,然后靠着这些钱再去贩毒,勾结外国势力,一步步发迹。

但是,杜月笙比一般黑帮老大高明的是,他懂得结交和自己完全不是一类的人。在发家之后,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为自己洗白上。这使他获得了比别的老大好得多的结局。

杜月笙结交的头号大牛当然是蒋介石。当野心膨胀的蒋介石急需一个黑手套来对付共产党的时候,杜月笙看到了洗白自己的最大机会,立即出手,组织自己的门人弟子帮蒋介石“清党”。当上海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之后,杜月笙志得意满地被封为“少将参议”。有了这个头衔,他的青帮底子便洗白了一大半。

杜月笙

杜月笙结交的第二号大牛是过气革命家兼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虽然在政见上总是不合时宜,但一直是国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随便讲一点学问,足够杜月笙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崇拜一百年的。杜月笙的“结交”方式无非是给钱,但好在钱总能办事。章太炎拿了钱,倒也不卖弄清高,竟然出动自己的考证本领,给杜月笙考证出了一个显赫的家谱出来,还给本名“杜月生”的“杜月笙”改成了后来颇为风雅的名字。

杜月笙尝到了结交各界头面人物的甜头,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华民国的各路名人都不幸沦陷在他的金钱收买之下。每一个说话管用的人都不再说他的坏话,反倒颂扬他的功德,世人甚至都忘了他杜月笙本来只是一个大毒枭而已。

杜月笙比其他黑帮高明之处还在于他的政治判断。在蒋介石得势之前,他已经看出了其未来前途无量,于是下了血本在蒋介石身上。而当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时候,他又看出了日本必然失败的前景,毅然加入了援助抗日的行列——事实证明,这是洗白他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他终于因此进入了“好人”的行列,连历史学家都不再说他的坏话。他的两个盟兄:黄金荣和张啸林,正是他的反面,黄金荣在当汉奸的前夜被杜月笙劝住了,而张啸林则公然投靠日军,当上了伪“浙江省长”。杜月笙急了,他用默认的方式,让自己的15路公交车路线学生、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把这位盟兄一枪除掉了。

像一个随时可能输光全部家产的赌徒一样,杜月笙疯狂押宝,就连他曾经镇压的共产党也押上了一宝——在国民政府不支援八路军的情况下,他大胆捐了一千个防毒面罩给共产党。事实证明,这份情义也押对了,后来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正是因为这一点而选择了原谅他。

1945年,抗战胜利了。避居香港和重庆多年的杜月笙看到了彻底洗白自己的希望,他回到上海之后,招呼自己多年来花钱买下的社会关系,要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职位。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位子他都志在必得,事实上,社会上也都很给他面子,选举成了走过场,杜月笙顺利当选。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变脸了。

聪明的杜月笙以为蒋介石真的会帮自己,但他忘了,抗战之后,他的帮派赖以生存的法租界已经被废除。已经是“世界名人”的蒋介石不再需要他这个黑帮老大了。

杜月笙恍然大悟。他被迫辞去已经到手的议长职位。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毒枭只要当过毒枭,在官家眼里就永远只是个毒枭。而且,正因为自己还有些势力,他很快就有被蒋介石除掉的危险。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48年,预见到失败的蒋介石开始巧妙地争夺富商巨贵们的财产。世界上有一种掠夺叫“币制改革”,发明人就是蒋介石。说白了,就是用一钱不值的纸币换取富商们手中的黄金和美钞,然后一船船运往台湾。

执行“币制改革”的人是蒋经国。租界虽然没了,但杜月笙的势力还在,他的触角已经渗透进了上海的每一个毛孔里,银行、地产、物流,只要他打个喷嚏,哪一行都得发抖好几天。蒋经国哪里把杜月笙当年和自己老爸的交情放在眼里?三下五除二就把杜月笙的儿子,杜月笙旗下中汇银行的总裁杜维潘抓了。当杜维潘戴着手铐的照片出现在上海的报刊头条时,上海人都吃了一惊:世道真的要变了。要知道,整个中国敢这么得罪杜月笙的人,还从来没有过。

杜月笙大怒。他的心已经凉了。他平生最大的投资——蒋介石,已经像扔夜壶一样把他放在了一边。但是,他杜月笙也不是好惹的,否则岂非浪得上海滩霸王的虚名?他一声招呼,手下的智囊章士钊、黄炎培、陆京士等纷纷赶到上海,给他出谋划策。

要想跟蒋介石过招,当然要找到他的软肋。这个软肋就在太子蒋经国本人身上。蒋经国以严格执法的名义打击“囤积居奇”的奸商,而上海滩的“奸商”可不只是杜月笙,还有蒋经国的表弟孔令侃。这位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儿子,“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爱甥,杜月笙只要抓住孔令侃的把柄,就可以围魏救赵,把自己解脱出来。

“道儿上”的人搜集名人的黑资料是最拿手了。孔令侃旗下的“扬子公司”的违法行为很快就被杜月笙的人搞了个门清儿,一股脑儿地放到了蒋经国面前。

蒋经国早已经把弓拉满了,杜月笙这一招激将法顿时有了效果,暴怒的小蒋真的把这位表弟也抓了起来。孔令侃傻眼了,他可不是杜月笙,还需要费那么大力气救自己,只需一个电话,就把小姨宋美龄找了过来,即使小姨不好使,他也有的是办法,大不了把老蒋家那一套公之于众,来个鱼死网破,看谁难堪!

老蒋几句面谕,小蒋怂了。中国不是苏联,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小蒋那一套越是得民心,就越是难以成功。

杜月笙在对付小蒋的斗争中大获全胜。在乱世之中,没有哪一个政府能真的把黑道大哥怎么样。但杜月笙的胜利很快就变得没有啥意义了,因为整个国民政府都很快要覆灭。他们这场争斗不过是海水涨潮前浅滩上虾蟹的互咬而已。

在斗败蒋经国的同时,气喘病越来越严重的杜月笙开始加速享受自己剩余不多的人生。60岁的他本来已经有四房妻妾,个个美貌能干,但他还是把民国娱乐圈里的头号争议美人——孟小冬揽入了怀抱。

到底是孟小冬投怀送抱,还是杜月笙有意收揽?这是娱乐圈的一个秘密。不过,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做给梅兰芳看的婚姻。

京剧名伶孟小冬

作为一代名伶,专工老生的美女孟小冬和专工旦角的帅哥梅兰芳是一对不可多得的“奇葩”。他们如果不结婚才让人奇怪。他们确实结婚了,但可惜委曲求全的孟小冬不能得到梅兰芳元配夫人福芝芳的接受,最终饮恨离开。含着一口气的孟小冬决心,以后再嫁,一定要找一个“跺一脚四周乱颤”的狠角色,放眼当时的中国,狠到这个地步而且特别喜欢娶京剧名角的杜月笙成了不二人选。

杜月笙斗败了蒋经国没多久,南京国民政府倒台了。杜月笙面对了人生最后一次政治抉择,他对蒋介石失望透顶,但也不敢投奔共产党,毕竟,当年欠共产党的血债是太多太多了。他选择了去香港。他这样的黑帮老大,只要一离开上海,就身价大跌,但好歹还能保持关起门来当老爷的地位。

1950年,坐在轮椅上、不停地吸氧气的杜月笙和孟小冬举行了结婚典礼。这时候的他其实已经到了给家人留遗嘱的地步。提起当年的威风,他也许可以说一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杜月笙死在香港。当年被他收买下的社会名流给了他最后一次面子——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风光葬礼,连蒋介石也亲笔题写碑额:义节秉昭。这是不是这位黑帮老大最期望得到的一句官方承认呢?

黄金荣:吓得尿裤子的老大

上海滩三大亨合影,自左至右分别是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下图是上海公安博物馆收藏的两个特殊物件,左边一个,你以为是一个水果刀吗?错!那是一把手枪,枪管藏在水果刀的刀鞘里,因为太小,只能装一发子弹。它的主人是杜月笙。杜月笙年轻时卖水果,直到发达了还爱给客人削水果皮。右边一个,你以为是一个打火机吗?又错了!还是一把手枪,这是一只可以折叠的手枪,个头比杜月笙那个还小,但是纯金打造,还能装六发子弹。它的主人是黄金荣。从这两件东西,我们可以看出黄金荣和杜月笙这两位老大的性格差异。上海人有句话是“黄金荣贪财,张啸林能打,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弄把小手枪都要纯金的,其贪财可见一斑,而杜月笙连手枪都要做成水果刀形状,其会做人也可见一斑。

和杜月笙、张啸林站在一起的时候,黄金荣这位老大哥显得和蔼极了,他长得一点也不凶恶,活脱脱一个江南老财主的模样。黄金荣确实贪财,但这对于一个黑道大哥来说是不算多丢人的品质。当杜月笙为了洗白自己而大把大把花钱的时候,黄金荣还在埋头挣钱,高峰时候,上海所有赚钱的行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

黄金荣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收了一个叫蒋志清的门徒。1922年,来自浙江的小青年蒋志清在上海做生意挣了钱,但钱是挣了,人家却不给他,甚至出动了青帮的门徒想要赖账。蒋志清一想坏了,急急忙忙去找他的同乡虞洽卿商量对策。这位虞洽卿在上海可是很有面子的,他给蒋志清指点了一条明路:拜青帮头号老大黄金荣为师。

蒋志清这个人是只要有利益,什么都能做的人,他恭恭敬敬地把门生帖送到了黄金荣的面前。黄金荣看出这个蒋志清有些前途,高兴地接受了蒋志清的投靠。他设了一桌席,把欠蒋志清钱的人都请了来,当众说道:“从今以后,蒋志清就是我徒弟了,你们欠的债要还的!”宴席上的人面面相觑,都老实了。有黄金荣这个中国最大的“讨债公司”撑腰,还有谁敢赖账呢?

蒋志清满意地离开了上海。没过多久,他就风风光光地回来了。这一次,他不再用“蒋志清”这个名字了,而是用了他后来最喜欢的名字:蒋中正。当然,他还有一个名字是“蒋介石”。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回到了上海。这让上海滩老大黄金荣尴尬死了。当初,堂堂总司令竟拜自己这个黑帮头子为师,这多丢人啊!黄金荣已经想到蒋介石会把自己灭掉,掩盖当初的糗事,所以急急忙忙让人把当年“蒋志清”的门生帖子找了出来,亲自给蒋介石送了回去。

蒋介石自己也很尴尬,但自己加入青帮这件事地球人已经都知道,瞒也瞒不住了。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黄金荣,不过,他张口闭口都是“黄老先生”,彻底“忘了”拜师那件事。

黄金荣对玩政治没啥兴趣,收蒋介石当徒弟只是个偶然事件罢了。作为老牌的黑帮老大,他最大的兴趣是洗洗澡、打打人、玩玩女人。黄金荣的智商显然要比杜月笙低好多,他玩女人的经历不仅没成“佳话”,还成了一个个笑话。

为了玩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儿,六十多岁的黄金荣把自己都玩了进去,这个女孩儿是露兰春。

京剧老生演员露兰春

露兰春是一个身世悲惨的女孩儿,甚至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只有一个艺名“露兰春”。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个很忧郁的女孩儿,姿色也许勉强可以归入“清纯”一类,大概算不上艳丽照人。不过,爱情这东西从来就不容易说得清,当露兰春被自己的养父带着去见黄金荣的时候,60岁的黄金荣惊呆了——他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她。

一个是麻脸、臃肿、举止粗俗的黑帮老大,一个是涉世未深的花季少女,这两个人放在一块,怎么想都让人恶心,但黄金荣不管那一套。他爱露兰春,为了赢得她的欢心,他硬生生地一掷千金,把这个水平只有票友级别的小演员捧成了上海滩的一线大明星。露兰春,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儿,也飘飘然地享受着成名的快乐,即使要拿自己身子供黄金荣玩弄也豁出去了。当然,想不豁出去也不行,在上海活着,要么打倒黄金荣,要么归顺他,没别的路可以走。

黄金荣和露兰春的故事本来平淡无奇,但所谓“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露兰春虽然是黄金荣养的小鸟儿,但只要拿出来遛,总免不了招灾惹祸。这一天,黄金荣正在戏园子里看自己的心肝儿宝贝唱戏,当他色迷迷看着台上的佳人时,台下另一个包厢里,也有一个人被露兰春迷住了,这人显然是个浪荡公子,看戏不老实,时而一声怪叫,时而一声口哨,闹得台上的露兰春心烦意乱,而这位公子哥儿见佳人注意到自己,更是得意了。

黄金荣当然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上海这个地面,竟然有人在他这个老流氓面前耍流氓,这也太滑稽了吧?他老嘴一歪,一帮手下就冲了出去,揪住公子哥儿就打。公子哥儿大概也是从来没吃过亏的,几拳头就打傻眼了。好在他也有手下,慌忙搀扶着他逃走了。

黄金荣哼哼一笑,继续听戏。可是,当手下人跑过来告诉他被打的人是谁时,黄金荣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占据上海地盘的浙江都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

看这位卢小嘉的长相,你就知道他是个从小被惯坏了的标准公子哥儿。在民国的公子哥儿排行榜上,他和孙科(孙中山之子)、张学良(张作霖之子)、段宏业(段祺瑞之侄)合称“民国四公子”。卢小嘉是四公子中最没能耐的,除了吃喝嫖赌之外,什么正事儿都没干过。

卢小嘉被打了,岂肯善罢甘休?黄金荣再厉害,那也只是黑帮老大,如今“白道儿”的上海是卢小嘉的老爸卢永祥的天下,要想斗气,黄金荣算老几?

第二天,还没等黄金荣想出办法,卢小嘉的人就来了。不是什么打手,而是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一代老大黄金荣乖乖地被带进了地牢。

黑道有黑道的规矩,出了事儿大家一起上。上海滩另两位老大杜月笙、张啸林勇敢地站了出来,尤其是杜月笙,对平常养下的社会关系来了个超级大动员,最后,在出了一大笔赎金之后,把垂头丧气的黄金荣保了出来。

没有人记录下出狱的黄金荣如何面对杜月笙的目光,但人们都感觉到,从此以后,上海滩的老大已经是杜月笙,再也不是黄金荣了。黄金荣为了感谢两位老大的搭救之恩,和他们山寨了一把桃园三结义,于是,“上海三大亨”的格局形成了。

60岁的黄金荣显然没有因为这件事长点记性,反倒决心把这口气斗到底。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要娶露兰春为妻。

杜月笙被这位前老大的“魄力”惊呆了。黄公馆上上下下也都反对。反对最激烈的当然是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林桂生是跟着黄金荣打江山闯出来的,在黄公馆说话很有分量,也正是她提拔了杜月笙。林桂生放下了狠话:要想和露兰春结婚,就先和我离婚。

花花公子卢小嘉

林桂生本来想用这种方式逼黄金荣离开露兰春,但没想到黄金荣将计就计,同意和林桂生离婚。林桂生骑虎难下,最后只好一狠心跟这个老头子一刀两断。事实证明,和林桂生离婚对黄金荣伤害极大。上海解放前夕,林桂生利用自己在黄家的影响力,把黄金荣的金银财产席卷一空,到了台湾享清福去了,只给黄金荣留下一个黄公馆。

黄金荣虽然娶了露兰春,但这桩婚姻毕竟太过畸形,没多久,露兰春就和一个叫薛恒的人私奔了。威风扫地的黄金荣只好再次上演离婚戏码。

在上海滩横行了一辈子的黄金荣就这样把自己的势力一步步糟蹋光了。1949年上海解放时,黄金荣已经是82岁的老人,他选择留在上海。这个上海的地头蛇,不管谁来了都拿他没办法,但在共产党面前,他竟然吓得尿了裤子。

黄金荣和解放军的见面,是中国历代黑老大们向历史的一个告别礼,这个场面既滑稽有趣,又惹人深思。

受命去见黄金荣的是解放军干部杜宣。当杜宣带着几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来到“黄公馆”时,黄金荣早就打开大门迎接了。他们还在用当年的老一套来对付共产党:几十个门徒,一律剃着光头,个个短衣襟小打扮,脸上带着谄笑。黄金荣被两个徒弟扶着,颤颤巍巍在天井当院等着,他虽然见惯了大场面,但当年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他盘算着自己这回肯定死定了。当看到来人手中的武器时,他吓得两腿哆嗦,裤子悄悄地湿了。在场的人都察觉到了这搞笑的一幕。

杜宣这次来不是要逮捕黄金荣,而是要命令他管好门徒,不要再做坏事。作为共产党干部,他公事公办15路公交车路线,问:“你就是黄金荣?”

黄金荣连忙答道:“报告长官,在下就是。”

杜宣说:“进屋谈吧!”

黄金荣一看不是要抓自己,惊魂方定。他请杜宣到客厅上坐,自己仍像个罪犯,垂手低头站在旁边。杜宣挥手让黄金荣也坐下,黄金荣这才拖着那条已经尿湿的裤子坐下。这个滋味可真不好受。

黄金荣对共产党还是想了一套预案的,他知道共产党最看重的什么,马上让人把一只金表送到杜宣眼前。杜宣还以为黄金荣要送礼,但黄金荣打开金表,指着底盖上的一行字,让杜宣细看:

金荣夫子大人惠存

弟子蒋中正敬赠

黄金荣哆嗦着说:“长官,这是我的罪证。人民公敌蒋介石拜我为师的时候送的。现在交给贵军。”原来黄金荣毕竟是江湖老大,当年归还蒋介石的门生帖之后还留了一手,把蒋介石送给自己的金表留下来当了见证,如今,他正好可以拿这个跟共产党邀功。

对这么重要的物证,杜宣当然要查收,他公事公办,开始对黄金荣进行训话。他代表上海市军管会,要求黄金荣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同时,要求黄金荣必须对所有门徒严加管束,不得进行破坏活动。黄金荣看共产党不抓自己,心里早已经在念佛了,就是一千一万个要求也会答应。

交待完这些,杜宣随口问了黄金荣一句:“最近干过什么坏事没有?”

黄金荣一听这个,面露难色。他最近确实没干过坏事,前妻把财产都卷走了,门人也都造反,他早就没什么势力干坏事了。但不说点坏事又担心共产党说自己不老实,于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件事。

杜宣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这位牙都掉没了的黑帮老大口齿已经不清了。

黄金荣一脸尴尬,赶紧示意一个门人代为“翻译”。原来黄金荣近来和儿媳妇通奸,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名义上是孙子,实际上是儿子。黄金荣把这个丑事合盘托出。

杜宣听了,也不好意思笑,没想到这位老大竟然猥琐愚蠢到这种地步。

杜宣办完事,带着人走了。黄金荣庆幸自己得到了共产党的原谅。不过,这个原谅要以黄金荣的彻底悔过为条件。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遵照政府的要求,请人代笔,在上海《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发表《黄金荣自白书》,检讨自己的罪行。并且在自己当年的产业前“摆拍”扫大街的画面,这可能是史上最早的一次摆拍了:

黄金荣摆拍扫大街的画面

黑道上的人看到这张照片和黄金荣的自白书,都慨叹唏嘘。连黄金荣都这个样子,小混混们还有什么可挣扎的呢?于是纷纷出来自首。黄金荣没过多久就死了。上海的黑道势力从此算是告一段落了。但美中不足的是,著名的《黄金荣自白书》后来被证明太过代笔了,完全不是黄金荣的风格。1999年,黄金荣辞世40多年后,自白书的原件被学界找了出来,对照后来的公开发表版,其差别令人吃惊。其中的改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黄金荣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

《自白书》原件第一段: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这一段原本原稿啰嗦,发表版则干净利落多了。但也正是这样,显露了共产党的文风,这是黄金荣这样的粗俗老大们短期内学不到的。《自白书》发表版第一段: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自白书》原件第二段: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侮,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午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应八仙桥开日新池浴室,上面开日新楼茶馆,有赚下来的钱,一部分办一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在小东门有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象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这一段,黄金荣明着是“悔过”,实际上是表功,把黑社会行为都解释为“帮忙”,把坏事都推给门徒和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死老虎们。并且不忘表现自己是怎么保护孙中山的。更不忘把自己帮助贫苦学生的善行写上一笔。这些内容在发表时被毫不留情地删掉了,只留下了悔过的内容。

《自白书》发表版第二段: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自白书》原件第三段:

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午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15路公交车路线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这一段里,黄金荣极力撇清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说自己不过是帮蒋介石讨了讨债而已,对于自己帮着蒋介石杀共产党的事更是只字不提,反倒大书特书自己在抗战中的表现。在抗战中,他装疯卖傻没有投靠日本人,这成了他最大的救命稻草。作为“悔过书”,这些内容当然不合要求,后来的发表版无情地删掉了这些邀功的话,顺便也把黄金荣那些上海口头语删掉了。

《自白书》发表版第三段: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自白书》原件最后一段: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向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这一段是向新政权表明态度的,必不可少,但是,新政府最需要他做的是号召门徒出来自首,不要再干坏事,黄金荣完全没把这个当回事。在发表版里,这一部分自然被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内容大大增加了。

《自白书》发表版最后一段: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泽东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自白书》的最后一段生怕别人怀疑这是代笔的,还有意加上一句“是真诚的,绝不虚伪的”,这样反倒此地无银三百两,让人心生疑惑。这个被改写的《自白书》虽然在真实性上有美中不足,但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上海大亨们的时代,随着自白书的发表,彻底结束了。

张啸林:一个整天盼着当老大的老三

上海滩三大亨站在一起的时候,张啸林最像黑老大。他身材高大,面目凶恶,好像随时在准备打人。张啸林本来叫“张小林”,这个名字有点萌,正好他哥哥叫“张大林”,合起来就是“大林和小林”。张啸林发达之后,连门人们都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萌了,配不上黑老大的地位,于是有好事者赶紧献了一个名字上去,此人建议张小林改名为“张寅”,字“啸林”。张啸林属虎,新名字不提虎,却暗示着虎。张小林大喜,从此就成了“张啸林”了。

三大亨的名字正巧预示着他们的未来。“黄金荣”,光看名字就很有钱,碰巧他也最喜欢钱;“杜月笙”本来是“杜月生”,加个竹字头,显出几分书卷气,正预示了杜月笙好结交读书人的性格;“张啸林”把本来萌萌的名字改成嗷嗷直叫的名字,正预示了他喜欢打打杀杀、一勇之夫的性格。

张啸林一辈子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上海滩绝对的老大,可惜这一直没能实现。他一辈子最崇拜的人是张作霖,甚至要门人们私下叫他“张大帅”来过瘾,可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要当上真正的“张大帅”,光靠他那一套流氓本事是不行的。

张啸林的发家方式有点特别,作为一个小流氓,他本来只有心狠手辣这一个强项,要想增加实力,只能通过特殊的办法,就是投考浙江当地的军事学校——浙江武备学堂。那时,考这样的军校费不了多大力气,张啸林轻而易举地就入学了,他当然不是想学什么军事知识,而是预料到武备学堂里的同学必然要成为将来各地的军阀,到那时候,自己也可以跟着鸡犬升天。从这一点看,张啸林的政治判断确实比一般的流氓高出很多。

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他的同学中,张载阳、夏超、周凤岐等果然很快就成了各地的军事长官,张载阳还当上了浙江省长。张啸林蹭到了这层同学关系后,连毕业证都不稀罕要,赶紧退学去重新当流氓了。

说起来,张啸林在青帮的辈分比黄金荣和杜月笙都要大。青帮自古就传下了二十四个辈分用字:

清、净、道、德、文、成、佛、法、

仁、伦、智、慧、本、来、自、信、

元、明、兴、理、大、通、悟、觉。

到了民国时代,辈分已经到了最后的“大、通、悟、觉”,可着整个上海,最大的辈分就是“大”字辈,张啸林拜师入帮拜的是大字辈樊瑾成,他自己自然成了“通”字辈,这在全国的青帮都算是大辈了,张啸林也靠着这个小小的优势,在青帮里混得很有面子。杜月笙的辈分属于“悟”字辈,论起来还得叫张啸林“师叔”呢。张啸林作为师叔辈,混得老是没有杜月笙好,这让他很憋气。杜月笙向来低调,对自己矮一辈的事实处之泰然,而黄金荣就不行了,他本来没有正式加入青帮,按江湖规矩,属于“空子”。“空子”其实就是冒充青帮子弟的人,懂得青帮的暗语黑话,抽冷子混口吃喝。黄金荣当然是高级“空子”。在他势力到达顶峰的时候,拜师只能降低他的江湖地位,所以还不如不拜,为了显示自己是比真正的青帮都厉害的角色,他自称“天”字辈。江湖上向来是拿实力说话,对黄金荣这样的超级老大,正宗的青帮也拿他没办法。

张啸林靠着他的军阀朋友在上海滩打下了一片江山。他不像杜月笙那样有洗白自己的强烈意愿,而是甘于永远当他的黑老大,这使得他的势力也只停留在了黑老大的位置上。他参加了帮蒋介石杀共产党的活动,也获得了“少将参议”的荣誉称号,但他真的以为蒋介石会看得起他,所以派留学归来的儿子直接向蒋介石要官。蒋介石拒绝了。对于彻头彻尾的黑老大,蒋介石还是想保持一定距离。

张啸林于是很郁闷。他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把自己的盟兄弟黄金荣和杜月笙挤下去,当上头牌老大。论能力,他张啸林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了,但是,要讲挑战做人的底线,张啸林还是很有潜力的。当日本人开始进攻上海浙江的时候,张啸林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日本人一来,三大亨都要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抉择。杜月笙很明确地要抗日,所以很快就逃到了香港暂避,后来还到了重庆。黄金荣左右摇摆,但从内心里他不愿给日本人办事,所以装疯卖傻,一直没接受日本人的任命。张啸林不然,杜月笙走了,黄金荣不合作,日本人自然要找张啸林合作。双方一拍即合。被黄金荣和杜月笙压了多年的张啸林终于控制了上海的所有毒品交易,还荣升“浙江省省长”。

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张啸林已经60岁了。作为候任“浙江省省长”,他的势力到达了顶峰,可惜的是,他的死期也临近了。全中国想杀他的人从来没有比这一天更多的了,包括曾经的兄弟杜月笙。

张啸林(左)与自己的兄弟兼对手杜月笙合影

在上海滩,杀一个当官的可能不算太难,但要杀一个黑老大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黑老大最懂得下黑手的手段,防备也专业得多。

有两股力量在上海滩准备杀张啸林,一是戴笠的军统特务,二是杜月笙。前者带着官方的“锄奸令”,可谓是“奉旨杀人”,后者则悄无声息,躲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

军统的上海长官是陈恭澍,作为戴笠一手培养起来的“暗杀人才”,他已经杀掉了包括过气军阀张敬尧在内的一系列小角色,要杀一名黑老大倒还是第一次。张啸林当然知道谁正在杀他,所以走到哪里都戒备森严,还有一队日本宪兵给他站岗,刺杀张啸林的难度相当大。

陈恭澍发现了唯一一个能近距离接近张啸林的地方:路口的红绿灯。张啸林再狡猾,也不能绝不出门,而只要出门,以他的地位还不到给予交通管制的待遇,车队见了红灯总还要停车等待,趁这个机会埋伏在路边可以近距离狙杀张啸林。这是唯一的机会,但难度也相当大,子弹要穿透车窗玻璃命中张啸林的要害才能成功,这在军统的能力范围之外,但时间紧迫,也只好用这个办法。

机会按照军统预想的那样来了。在一个张啸林必经的十字路口,陈恭澍派下的杀手做好了射击准备。为了防止张啸林的汽车经过时正好是绿灯,陈恭澍还暗中派人在红绿灯上做了手脚,一旦汽车快到路口,马上拉闸变红灯。

汽车来了。一切都是那么顺利,红灯亮起,汽车缓缓停下。这可能是张啸林过的最重要的一次红灯。军统杀手冲向车的一侧,开枪就射。子弹击穿玻璃的一刹那,司机反应过来,猛地一踩油门,车带着沉闷的吼声闯过了红灯。

张啸林是老江湖了,他很早就嗅到了周围的异常气氛。子弹并没有打中他。机敏的司机救了他一命。

军统的刺杀任务失败了。失败的后果是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可以利用了。知道了危险的张啸林肯定会进一步加强戒备。

陈恭澍和整个上海的特务系统都在焦急地想办法,但绞尽脑汁也没有用。张啸林不是他们对付过的最大对手,却是最难对付的对手。

虽然只有60岁,但已经须发皆白的张啸林也在焦虑地当着他的上海滩头号老大。这个老大当得太窝囊了,虽然钱是大把大把地赚了,但每一天都在提心吊胆,每一天都在承受着同胞的唾骂。不过,作为彻头彻尾的流氓级汉奸,他是没有任何退路的。

1940年8月15日早晨,陈恭澍起床了。此时距离刺杀张啸林失败已经两年多,军统对刺杀任务还是一筹莫展。陈恭澍起床后的习惯是先看看当天的报纸。在拿起报纸的一刹那他惊呆了,那一天,报纸的头条正是“张啸林被杀”!军统过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完成的任务怎么一夜之间就被抢了功呢?这是怎么回事?先看当天报纸的报道:

《新申报》[上海八月十五日消息]昨日中午本市法租界内发生一幕枪击案,被击者为海上闻人张啸林,张与杜月笙、黄金荣同为海上三大亨,为青帮中有名人物,黄、杜、张三人之名,几妇孺皆知。张为“通”字辈,故辈分较黄、杜为高,现年六十八岁,杭州人,好佛,各地庙殿,几均有张氏所送之匾额,性暴鲁,近来年事虽高,仍动辄当众辱人。成名后,其一举一动,远不若杜氏之检点自守,仍未脱“海派”恶习。其寓所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与杜月笙合宅而居,张居东宅,杜居其西,宅前天井为一,故同一大门进出,事变后,杜南下赴港,张仍留居宅内。

昨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张有友人吴金桂者往访,遂在楼上闲谈,时有张之卫士林桂甫在天井与汽车夫争吵,张闻声遂步出洋台将林训斥,并欲停他生意,林大气愤,遂拔枪对张向上射击,均中头部,当时身死。

林于肇祸后,又持枪登楼,向张之友人吴金桂头部射击,亦中二弹气绝,时张宅守卫之巡捕,即将大门紧闭,继即将林拘获,带入捕房究审。

又据可靠方面消息:张氏于八一三事变后,即参加和平工作,颇遭渝方之嫉妒,此次林之以下犯上,是否受渝指使,颇属疑问,当局对之,颇为注意云。

如果明白当时上海的形势,这则消息就颇可玩味。上海当时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汪精卫组织了个伪的“中华民国”。连著名的《申报》都改成了日军控制的《新申报》。张啸林本来是日本人的大红人,浙江省的候任“省长”,可一朝被杀,就被降低成了“海上闻人”,以免让日本人面子上不好看,毕竟张啸林的安保工作是日本人来负责的。这则报道没有公布任何现场消息来源,后来也没有任何现场目击证人出来指证,因此,除了张啸林已经死掉这一点之外,很难相信细节是否真实。如果真的像报道说的,那张啸林的被杀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因为争吵引发的血案罢了,可以尽量降低政治影响。而这正是日本人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为了不给军统特务涨士气,这则报道特意点出刺客“是否受渝指使,颇属疑问”。可是军统方面就不那么愿意“疑问”了。这个案子虽然不是军统干的,但看到报道的军统特务马上向重庆方面邀功,并成功领到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经费,但实际上他们连刺客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可能再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了。媒体报道中有的说他叫“林怀部”,有的说是“林怀郭”,有的说是“林怀甫”。其中最流行的是“林怀部”,但反倒是这个名字最让人怀疑,连军统的头头陈恭澍都承认,中国人名字中用“部”字的实在是太少太奇怪了。

这个案子既然不是军统的人干的,那最大的嫌疑对象就只有一个的了——杜月笙。杜月笙方面一直没有声称对这个案子负责,但能成功打入张啸林内部,并且有除掉张啸林动机的,也无非是远在重庆的杜月笙。也许是出于江湖规矩,杜月笙不愿承认是自己派人杀了结拜二哥,但作为旁观历史的人,此中巧妙却是一望便知。

张啸林是三大亨中唯一不得善终的。这大概是命运使然,毕竟还是那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张啸林打打杀杀一辈子,也活该死在乱枪之下。

袁文会:每一个细胞都是流氓

1940年的秋天。一个叫马三立的瘦高个子正在北京的西单撂地说相声。这时的中国,无论是北京还是天津,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马三立本来是在电台里说各种夹杂广告的相声,刚刚失业不久,北京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他的风格,所以怎么也觉得不舒服。可巧有一天,一个老朋友来找马三立,请他去天津最有名的燕乐茶楼去说相声,这个老朋友是常连安,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位常连安的名头,他的儿子常宝堃、常宝华等后来比他更有名了。

在当时,一个说相声的能在小剧场里说上相声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功,何况是最有名的大茶楼呢?再加上有常连安这样的大腕儿好友相邀,马三立看来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马三立答应了,可一系列的灾祸却接踵而来。

马三立在燕乐茶楼的演出相当成功,作为未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艺术已经很成熟了。马三立本来说好是“帮忙两个月”,可当两个月演完,马三立前去告辞的时候,老板变脸了。就像很多影视剧里演的那样,一个凶恶的黑帮头目托着两个大铁球出现在马三立面前,他狞笑着跟马三立交了实底:这家茶楼是袁文会袁三爷开的,袁三爷看得起你让你在这儿说相声,你要想走,也可以,但天津地面你再也别干了。

袁文会被处决前的照片

马三立当然知道这位袁三爷的威力,以他马三立这副小身板,别说袁三爷了,就算袁三爷随便派出个小厮来,就能把马三立的骨头掰扯折了。马三立只能仰天长叹,认命吧!

这位袁文会袁三爷平生最不爱干的事情之一是拍照,所以我们只能找到他被处决前被迫留下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仍然一脸不在乎,眼睛蔑视地躲避着镜头。

袁文会没有为社会办过任何一件好事,他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黑老大、最纯粹的流氓。

袁文会和杜月笙们不同的是,他祖宗几代都是流氓,因此,袁文会生来就是一个流氓胚子。

黑社会也有三六九等。最低等的黑社会是靠暴力垄断一些低端行业,比如装卸、人力车之类,谁要胆敢进入这个行业,一定会遭到暴力排挤,但这些行业本身利润实在有限,高级别的黑社会是不屑参与的。高等一些的黑社会混迹街头,收取各个门店的保护费,谁要不从就打砸抢烧,这种黑社会等于是一种暴力“税收组织”,在政府公权力缺失的年代,倒也不失为一种有一定效果的社会管理体制。再高一等的黑社会就要想快速挣钱的法门了,一般来说就是开赌场,不管在什么社会,赌徒是从来不缺乏的,开赌场等于直接从赌徒身上抢钱,这比收保护费来钱可要快多了。最高等的黑社会必然是干利润率最高的行业——贩毒。杜月笙、张啸林发家的主要途径就是合伙垄断毒品交易。

袁文会经历了从最低等黑社会到最高等黑社会的攀爬。袁文会生于1901年,天津南市芦庄子人。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他都比上海滩那几位老大小多了,但他和老大们有一点非常一致——都生活在一个有租界地的地方。天津和上海一样,有很大一块地被划给了各国当租界,这是黑社会滋生的绝佳土壤。袁文会生活的租借还是租界中最等而下之的地方——日租界。这让他这种流氓胚子想不当黑社会都难。

袁文会兄弟排行第三,因此被官称为“袁三爷”。老袁家的“爷”很多,从袁文会的爷爷那一辈起,他们家就垄断了芦庄子一带的“脚行”。“脚行”其实就是装卸物流业,和现在的搬家业类似。袁文会生在这样的家庭,本就顽劣,加上很早就父母双亡,性情更加朝标准的流氓发展。等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袁文会已经是天津卫一个响当当的混混,只不过他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和产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高了袁文会的江湖地位。

1925年的一天,袁文会和好朋友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在南市庆云茶园看戏。看戏对于当时的黑社会来说几乎是唯一正常的娱乐项目。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姜二顺的靠山调“妓女悲秋”,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唱词有多下流,袁文会等人就好这一口,不停大叫邪好,怪声怪气引得全园听众议论纷纷。可巧这时楼上包厢里坐着姜二顺的熟客李七猴,李七猴当然不是一个猴,而是一个人,他是当时直隶督军褚玉璞的干儿子,能让自己眼皮底子下面发生这样放肆的事情吗?这又是一次白社会硬碰黑社会的案例。

李七猴要对付袁文会太简单了,小嘴一歪,几个随从马弁就下楼将袁、王等人逮捕送押到军警督查处,李七猴一句话要求其干爹褚玉璞从重处治。褚玉璞也不问原因,当即命令军警督查处长厉大森对袁等执行枪决。在当时,督军就是皇帝,杀个人很简单,更不要说杀几个黑社会了,说起来还名正言顺些。

消息传出,急坏了殷凤鸣的弟弟殷凤山,殷风山是督查处的小队员,当即哀求自己的顶头上司——队长白云生给以帮助。这位白云生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大,和上海的张啸林同辈。青帮的网络无处不15路公交车路线在,白云生有个师叔,人称孙老太爷,是褚玉璞的干爹。辗转相托,白云生找到了孙老太爷向褚玉璞求情,这一招很管用,褚玉璞也乐得卖个大人情,马上下令释放袁文会等人。袁文会、王恩贵等被释放后,立即叩见白云生,对白干恩万谢,并要求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白云生看袁文会是个可塑之才,当即应允。白云生在青帮辈分高,势力也大,袁文会因祸得福,竟然傍上了一棵大树。袁文会除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外,在30年代初更认了两个干爹:一个是军阀李景林部下的军长谢玉田,一个是日租界华捕侦缉队长刘寿岩,这下子袁文会一脚登上了天,再也不愿当那个卑微的脚行少爷了。

袁文会得了势,便用暴力强行收地盘,看哪个赌场挣钱就“先礼后兵”,直接向对方索要,这种情况当然没人把肥肉白白送人,于是袁文会带着众人前去踢馆砸场子,直到对方屈服为止。靠着这个手段,袁文会迅速成为天津的老大。

黑社会的横行程度和“白社会”的管制程度成正比。袁文会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彻底投靠了日本人,甘愿为日本人做任何突破基本做人底线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汉奸,一个彻底的流氓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汉奸,二者之间的转换很快很简单。

袁文会和天津卫的另一个老大刘广海斗了一辈子,他们走的是两条路线,袁文会投靠日本人,刘广海投靠国民党,两个人势力的消长正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差不多是和袁文会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是从小顽劣,后来拜了青帮大佬王文德为师,有了势力。

从来一山不容二虎,袁文会和刘广海这一对冤家远没有杜月笙和黄金荣的气量和胆识,迟早要大干一场。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这件事被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掌握了,他本人也是青帮大佬,为了避免青帮的自相残杀,早就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突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文会和刘广海之间的嫌隙更深了。

1935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天津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一同前往。可巧这时刘广海本人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正在开筒。“花会”是什么东东?这可算是天津卫的一个特产了。“花会”说白了就是彩票,只不过中奖率很高。“花会”共有三十六门,分上十八和下十八,每一门是一种好听的名目:

太平、坤山、光明、志高、正顺、三槐、江祠、汉云、福孙、九官、必得、月宝、火官、河海、逢春、荣生、卢奎、天龙、天申、日山、茂林、青元、有利、上招、合同、银生、明珠、井利、只得、安士、吉品、元吉、万金、元贵、攀桂。

只要押中了一门,“花会”就照本赔钱三十六倍,用现在的彩票术语,就是“三十六选一”。“花会”实际上是赌博,但又显得很文明,不管是谁,都可以在自己家里下注,专门有人上门服务,因此在天津盛极一时,各行各业以及家庭妇女,都热衷于押“花会”,每天街头巷尾谈论的也都是押“花会”。“花会”分老筒、新筒,每天各开筒两次,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次,下午四点左右一次。“花会”这么挣钱,当然被收到了袁文会的旗下,袁文会对租借当局上上下下都花了钱,所以“花会”这场全民大赌博可以任意妄为,无人过问。

闲话少说,这天正是花会开筒的时候,刘广海出现在了现场。袁文会派去看场子的人一眼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顿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赶紧从后门逃走,剩下宋国柱被团团围住,宋国柱一个人怎么是这些人的对手?很快被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软肋处捅了一刀,当即毙命。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早料到这一结果,派徒弟李子扬冒名顶替去投案自首,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气不过,到法院指控袁文会谋杀。开庭后,刘广海坚决不承认李子扬是杀人凶手。整个案子闹得鸡飞狗跳,社会舆论朝袁文会不利的局面发展。冒顶顶替的“凶手”李子扬见势不妙,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刘广海是走国民党路线的。这个时候的河北省主席是张学良的手下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天津杨柳青,此人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门。董英斌知道这件事后,出面将自己的师弟刘广海保释了出来,并全力支持刘广海和袁文会打官司。

日本人向来是见风使舵的,在这种单纯的刑事案件上,他们并不想太过出头,袁文会这边一时之间士气很低落。事情发展到这份儿上,总要有个解决办法。青帮内部开始出面调解,一些大佬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到天津来说合。在这种情况下,袁文会当然只能妥协了,他提出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并且赡养死者家属等好几项条件。刘广海深知这些青帮大佬向着势力更大的袁文会,自己如果接受这条件,等于输了袁文会一头,所以死不答应。各位大佬见调停不成,也只好作罢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文会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流氓是一种地方性动物,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就啥也不是。袁文会这一逃,让刘广海很有面子。

袁文会被逼出走之后,更加认识到投靠日本人的重要性。这时,日本人已经加紧准备入侵中国,首当其冲的是京津地区。袁文会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风头很快就过去。袁文会风风光光地回到天津了。这时的刘广海没了靠山,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二人终于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但袁文会一转身就暗中指使日本人把刘广海抓了起来。刘广海在朋友的帮助下只身逃离了天津,胜负眨眼之间翻转过来。

日本人真的来了。袁文会把他的汉奸当到了极致——完全泯灭了人性,但凡日本人能想到的坏事,袁文会都帮着干得很起劲:

(1)替日本浪人干下三滥的活儿

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时总要利用日本浪人之类制造事端,然后以此为借口出兵,这些下等见不得人的事情,袁文会竟主动配合演出。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1931年11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暴乱的主要参与者就是袁文会收罗的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瘾君子。这样的事,袁文会干得很成功,深得日本主子的赏识。在1935年,袁文会又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化流氓,冒充所谓“民意代表”,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简直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在了当汉奸上。

(2)诱骗同胞入火坑

如果说政治上投敌还可以讨论,那在身体上残害自己的同胞,就完全不能原谅了,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一方面唆使其爪牙在华北各地诱骗壮工到各地日本兵营干活,备受折磨,一方面又诱骗同胞妇女到日本军营供日军淫乐。这些都是连张啸林都做不出的坏事。

和这些事情比起来,被袁文会控制住人身自由的艺人如马三立之类,竟然还可以算是幸运的了。

所有的人都在盼着袁文会快点死。而要袁文会死,就必须日本人败。

日本人当然败了。袁文会被以“汉奸罪”的罪名抓了起来。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当年给日本人做事的天津伪市政府一干人等。这些人虽然坐了牢,但毕竟曾经手眼通天过,几笔钱使过,监狱里竟然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房间和小灶,除了人身不自由之外,和住别墅度假没什么区别。

袁文会在法庭上受审

袁文会这个老虎入了笼。虽然还吃着肉,但毕竟还是在笼子里。马三立、常宝堃这些当年的猎物欢呼雀跃,他们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尽情地呼吸着天津卫的新鲜空气。

一个黑老大被老百姓痛恨到这份儿上,袁文会大概还有些委屈。他虽然是纯粹的流氓,但也知道一点收买人心的道理,人家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大多数时间不是在玩心跳而是在玩慈善,他袁文会当年也有样学样,搞了一个天津卫式的慈善事业:舍面。北方人过年都习惯吃点饺子,可穷人家平常连饭都吃不上,哪顾得上想饺子,袁文会就抓住这个最能让人记住的机会,每当年节的时候,就让手下人挨家挨户送二斤面粉,以实现北方人吃饺子的愿望。这项慈善事业倒也持续了好多年。不过,当袁文会倒台的时候,没人还记得他那顿饺子了。

袁文会当然很郁闷。在这成天的郁闷之中,一件最郁闷的事情来了。

袁文会正在牢里待着,突然有人通知他,有一个党国要员要来见他。袁文会一愣,平常要见他的不过是自己那帮人而已,这位党国要员是何方神圣呢?他心里觉得不妙。自己干的事情都是祸害“党国”的,党国要员来了,肯定没啥好事。时间不长,一个器宇轩昂、衣冠楚楚的人物来了,隔着牢房的铁门,他朝着笼子里的老虎袁文会嘿嘿一笑。袁文会定睛一看,这人好面熟啊,仔细一想,坏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和自己斗了一辈子的刘广海。这时的刘广海确实算得上是“党国要员”,他是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国大代表”,已经彻底洗白了自己的身份。刘广海不用说什么,只要朝袁文会一笑,袁文会就彻底崩溃了。斗了一辈子,最终还是瞪眼败在人家面前。

刘广海没有投靠日本人,这是他能在“党国”捞一个职位的资本,但他毕竟也是血债累累的黑老大,当共产党一来,他这位“黑老二”也混不下去了,在解放军进攻天津的前夕再一次溜之大吉。

袁文会当然就更跑不了了。国民党关了他三年,愣是没拿他怎么着,共产党一来,杀袁文会就提上日程来了。

天津人民政府成立了,天津人民法院也成立了,袁文会的案子被安排优先审理。要审袁文会,天津大街小巷大概每个人都能作证,这位老大实在是太缺德了,天津人都被他整苦了。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

一切都经过了法律程序,虽然证据是那么多、那么有力。判决书下达后,最高法院紧急核准,决定于12月25日上午枪决袁文会。当时,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做了如下批示:

处死刑(该犯党羽众多,应严密看管,免生意外)!国文瑞如何处理?应速判决,以便一并处理。

批示里提到的“国文瑞”正是当年一同打死刘广海手下宋国柱的袁文会徒弟,除了这个案子,他当然也是一身血债,时候一到,冤仇全报。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天津人民法院门前挤满了人,人民群情激奋,都想亲眼看看这位老大的下场。死囚车从法院开出来了,那位袁三爷袁文会正坐在车里,人群里传出骂声和笑声。袁文会气得两眼通红,恨不得一口把这些当年根本入不了他法眼的小人物们吞了。但这时,他除了被嘲笑,还能做什么呢?

上午10点整,囚车准时到达了天津小刘庄刑场。一声子弹出膛脆响之后,满脸杀气的袁文会死了。罪恶终于有了了结。

袁文会被枪决的当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号)发布布告,张贴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这是社会对这位黑老大最终的评价:

汉奸袁文会,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帮首领与著名之恶霸汉奸。于1935年,仗势聚众斗殴,打死市民宋国柱。后逃大连,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即在津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企图为日寇制造侵华借口。

“七七”事变后,更明目张胆充当日寇宪兵特务。依势聚徒,开设会记公司,专为日寇收容、逮捕、贩卖华工。更百般虐待,克扣工粮,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结日特莳苗等,公开杀害市民张耀山等达10余人。并在日寇指示下,于霸县组织“袁部队”,亲任司令,向我解放区进攻,迫害抗日军民。

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市民对之无不切齿痛恨。而在审理时,袁逆一再狡赖否认,但人民痛恨,纷纷提出控诉,要求对袁犯严惩。且经本院调查,被告罪行严重,如此背叛祖国、勾结日特、残害人民之汉奸恶霸分子,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处以极刑。

经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于1950年12月25日监提袁逆文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

计开:枪决汉奸犯一名。

袁文会,男,年49岁,天津人,住一区罗斯福路26号。

院长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这个判决可谓大快人心,但从法律角度看,也不是没有缺憾,尤其是那句“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一个“不胜枚举”省了好多事,但也太过草率了,让这位大汉奸大流氓的罪恶竟草草地湮没于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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