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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党项_唐宋民族史

时间:2020-07-04历史故事联系我们

五代时期的党项_唐宋民族史

一、夏州党项拓跋氏的发展

朱全忠建立后梁政权后,曾授夏州节度使拓跋思谏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当时拓跋思谏统领的地区仅为定难镇和夏、绥、银、宥四州,而不是唐代名兼四镇,实领五州的局面了。

开平二年(908年),拓跋思谏病卒,三军推其子彝昌为留后,不久,后梁即以彝昌为定南军节度使,正授旄钺。彝昌继立不久,夏州便发生内乱。开平三年(909年)三月,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起兵,袭杀彝昌。[6]接着,夏州将吏又杀高宗益,推迎戍兵在外的夏州蕃部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四月,后梁即命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司空。李仁福为彝昌的族父,高宗益为夏州汉族。高宗益之乱,是夏州汉族与党项拓跋氏争权夺利的斗争,结果以高宗益身死,党项拓跋氏重掌大权告终。

开平四年(910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与歧王李茂贞、宁节度使杨崇本等利用高宗益之乱,合兵五万,攻围夏州。拓跋仁福在婴城固守,向后梁求救,梁派夹马指挥使李遇等赴援,夏州始得解围。乾化三年(913年)三月,梁封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李(拓跋)仁福为检校太师,晋封陇西王。这是夏州党项拓跋(李)氏封王之始。(www.tshiny.cn)龙德三年(923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唐政权,史称后唐。夏州李仁福便转投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封李仁福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朔方王。夏州李氏虽然臣属于后唐,但仍保持着相对的自立,实际上是割据于夏州的地方政权。

长兴四年(933年),李仁福死,三军推其子彝超为留后。后唐早就害怕李仁福和契丹联结,并吞河套以南及关中地区,认为此时是兼并夏州以除隐患的良机,便诏令彝超与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即以彝超为延州留后,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为确保迁镇成功,又派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五万,送安从进至夏州赴镇。夏州是党项拓跋氏安身立命的基地,彝超拒绝迁镇。当安从进等率大军进抵夏州时,城内烽火四起,党项诸胡数千骑赶来支援。李彝超率军ѧseo民固守城池,党项羌及诸胡万余骑ѧseo则徜徉四野,抄掠唐军粮饷。在唐军久攻夏州不克,又面临断炊之急的时候,彝超兄弟登城对安从进说:“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7]安、药二人顺势而退,答应撤军言和。夏州李氏获得唐军大批武器,军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李彝超自署其弟为绥州刺史,上表后唐朝廷,乞求正授。后唐明宗下诏任命李(拓跋)彝超为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向后唐进献良马五十匹,表示仍然臣属于后唐。

夏州之战,不仅保住了夏州党项拓跋(李)氏的势力,而且提高了他们在党项诸部及西北各族中的地位。从此以后,李氏割据势力得到发展,成为中原政权再也不敢轻视的政治力量。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卒,其兄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后唐诏令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

晋建立之后,高祖于天福二年(987年)封赐诸镇时,对夏州节度使李彝殷也并加食邑实封。

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遣大军南下,一路连克州郡。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奉诏出兵,与银州刺史李彝诏合蕃、汉兵四万,从麟州(今陕西神木)渡过黄河,攻入契丹境内。后晋少帝封李彝殷为西面招讨使。契丹因后顾之忧而撤回本土。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又大举南下,灭后晋。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称帝,是为后汉。李彝殷臣属后汉。乾元年(948年),汉隐帝继位后,诏令加封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李彝殷为侍中。第二年,李彝殷即献宝马于后汉。后汉答应李彝殷的请求,把静周(今陕西米脂)隶属定难军,夏州节度由领属四州增加为五州。当时中原战乱频仍,李彝殷渐有轻傲中原之举,益发倾向自立,每当藩镇叛乱,李彝殷总是暗中资助,邀其重贿。后汉朝廷明知其事,为不公开决裂,导致政局动乱,便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羁縻李彝殷,以维护“臣属”关系。

公元951年,后汉枢密使、侍中郭威夺汉政权,建立后周。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契丹支持下,在晋阳称帝,史称北汉。郭威称帝后,继承后汉对夏州割据势力的羁縻笼络政策,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李彝殷在接受北周封号、臣属北周的同时,又暗中奉表北汉。广顺三年(953年),北汉麟州刺史杨仲训为蕃部所围,求救于夏、府二州,并表示愿意归附后周。李彝殷奏报后周朝廷,立下功劳。北周于第二年先后加封李彝殷为西平王、守太保,显德六年(959年)又加封为守太傅。第二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日益强盛,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建立西夏政权。

二、西路党项

居于灵、庆二州之间的党项诸部,在唐代称为“东山部落”,五代时称为“西路党项”。五代时,西路党项经常抢掠从河西来的回鹘贡使,“执其使者,卖之佗族,以易牛马。”[8]严重影响了中西陆路交通。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底,当甘州回鹘贡使乌仑红一行从灵州至方渠时,被西路党项所掠杀。第二年正月,后唐明宗诏令州节度使药彦稠、灵武节度使康福率步骑七千征讨,击破西路党项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斯、骨尾、屈悉保等部,虏获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ѧseo、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所获驼马牛羊以万计,并夺回党项所掠回鹘进贡的宝玉、金装、胡鞍等。自此以后,党项对贡使商队的劫掠稍有减缓。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以康福为灵武节度使,开始直接管辖灵州所属党项诸部。康福采取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办法,使灵州连年丰稔,党项诸部颇为畏服。长兴三年(932年),张希崇继任灵武节度使,广开屯田,解决了军粮供给,他善于招抚党项等夷落,保证了河西交通的畅顺。后晋建立后,仍以张希崇为灵武节度使。天福四年(939年)初,张希崇卒,党项诸部又无所惧惮地寇抄边境及交通要道,后晋遂派冯晖为灵武节度使。冯晖仍采取屯田和发展生产的办法,并不再向当地诸部增加赋税,使灵州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党项最强大的酋长拓跋彦超至灵州拜谒,受到冯晖的款待,留而不遣,并为之修筑宅第,封赐甚厚。由于对党项诸部施以恩信,部落怀惠,不复侵掠,社会安定。

开运元年(944年),冯晖调任为州节度使,由王令温接任。王令温把内地的法令制度强加于党项诸部,横征暴敛,激起党项诸部的怨怒。大酋拓跋彦超率诸部围攻灵州,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开运三年(946年)六月,后晋以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带领关西兵卒赴任,大败拓跋彦超,又恢复了灵州的秩序,但已不能阻止党项对贡使和商旅的劫掠。

后周广顺二年(951年),因庆州刺史郭彦钦向党项诸部勒索羊马,多有侵扰,又私自增加蕃汉盐户的税钱,激起党项诸部不满,野鸡部遂起而反抗。后周即令府州节度使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环州刺史皇甫进等前去征讨,折从阮招谕了庆州党项二十一部。党项喜万玉、折思、杀牛等三部与野鸡部素有纷争,闻后周军前来讨伐野鸡部,遂相聚以牛酒犒劳后周军土,而后周军卒贪其财物,竟然劫掠喜万玉等三部。三部联合围攻张建武军,张建武军投崖死者达数百人。折从阮保兵自退。后周太祖命解州刺使郑元昭为庆州刺史,同时明令规定盐税率,不准私自抽税、加税,才将庆州党项诸部的反抗斗争平息下去。

三、党项折氏

五代时,在夏州西北的麟(今陕西神木)、府(今山西府谷)、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州还聚居着许多党项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府州党项折氏。

府州党项折氏,系鲜卑折掘部,与北魏拓跋氏同起于代北地区,魏晋以后,有一部分迁入河西,聚居于今青海湟水流域,先后为南凉、西秦和北魏所统治。唐初,折掘部已居于府州,改姓折氏。安史之乱前后,吐蕃势力北上,四川西北、甘南、青海的党项纷纷内徙至此,与折氏杂处,逐渐党项化,为党项大姓之一。唐末,折氏据有麟、府之地,折宗本(大山)为唐振武军缘河五镇部知兵马使,此为折氏兴起于麟、府之始。

唐末晋王李克用曾任折宗本之子嗣伦(嗣祚)为麟州刺史。嗣伦有子五人,三子名从远,后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忌讳,改为从阮。因代北诸部屡为边患,任命折从阮为河东牙将,以捍边境。天八年(911年),折从阮招回鹘归国,被任命为新建府州的刺史;长兴(930—932年)初,折从阮曾攻占契丹所占胜州有功,并入朝后唐,明宗便以折从阮洞悉边事为由,加检校工部尚书、府州刺史。后晋建立后,府州折氏一度归契丹统治,后因不愿迁徙辽东,降归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派大军南下,攻掠后晋。后晋少帝遣使谕府州折从阮,命他攻打契丹。折从阮即率军深入契丹境内,连拔十余寨,少帝遂委任折从阮为府州团练使、检校太保,又让其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侯。

开运四年(947年),后晋为契丹所灭,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建后汉。折从阮遂率兵南下,投归后汉。后汉高祖在府州设置永安军,辖振武之胜州及沿河五镇,任命折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行府州刺史,府、胜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赐功臣名号。后汉乾元年(948年),隐帝加封折从阮为特进检校太师。第二年,折从阮为武胜军节度使,镇宁邓州(今河南邓县),罢掉永安军,以其子折德为邓州团练使。

后周建立后,沿袭后汉的笼络政策,加封邓州折从阮为同平章事。广顺二年(952年)初,北汉遣军围攻府州,折德与巡简使李处稠等杀北汉军二千余人。接着,又出兵攻占北汉岢岚军(今山西岚县),斩岢岚军张德仁、十寨都指挥使苏审等,并遣岢岚军守御。同年十一月,庆州北党项野鸡部掀起反抗刺史ѧseo郭彦钦暴政的斗争。后周调已任陕州节度使的折从阮为州节度使,围剿党项野鸡部。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折德到京师朝见,世宗复置永安军于府州,以折德为节度使,于是折氏父子俱领节镇。不久,折从阮病卒。北宋建立后,府州折氏又归附北宋。北宋乾德二年(964年),折德卒,其子御勋知府州,世代相袭,一直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折氏后代可求以府州降金为止。

四、党项诸部的经济

五代时党项诸部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羊、马、牛、骆驼,但比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的居地,大都集中在渭北水草美的山谷、河畔或草原上,适宜畜牧业的发展。

五代时,党项诸部通过“朝贡”等方式,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后唐政权前后共存十五年,而党项朝贡见于记录达十七次之多,朝贡的方物主要是羊、马等畜产品。党项每次朝贡,后唐朝廷不但皆给还马值,酬赏倍增,而且计其馆谷锡赍,别赐锦彩,所费不可胜数。后唐明宗知经济渐成损耗,但从政治上仍坚持多给赏赐,于是党项贡献羊马不绝于路。党项诸部的朝贡是为与内地“贸易百货”,以得到所需的粮食、丝帛、器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后来党项的朝贡虽受到限制,但沿边党项与边境人民的互市贸易仍然十分频繁。晋天福年间,冯晖任灵武节度使时,党项诸部争以羊马为市易,一年即可得马五千匹。“朝贡”“互市”大大促进了党项诸部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1]《旧唐书·党项传》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0页。

[2]同上。

[3]《旧唐书·党项传》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1页。

[4]《旧唐书·党项传》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2页。

[5]《资治通鉴》卷25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20页。

[6]按:新、旧五代史《李仁福传》、《册府元龟》卷136等均记高宗益袭杀彝昌在开平三年(909年),惟《资治通鉴》卷267作开平四年。今从两《五代史》等。

[7]《资治通鉴》卷27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85页。

[8]《新五代史·党项》卷7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