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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美名扬_左宗棠生平事迹

时间:2020-06-11名人故事联系我们

投笔从戎美名扬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六章  投笔从戎美名扬

仕途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郁郁不已。正当他放弃文职之路,投身军营之时,机缘也来到了他的身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正进行到高潮,清军的节节失利,让带兵的大帅们感到力不从心,此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帮手,而左宗棠,正是能帮他们的人……

募练楚军着戎装

当左宗棠被樊燮事件困扰的时候,在江南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60年初,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决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敌援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举攻占杭州。钦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师驰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军主力回京,与陈玉成等人齐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马合攻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江南大营被彻底击溃,统率该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先后毙命。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等人。

驻军安徽祁门的曾国藩,打算以两湖和江西兵力与太平军争斗,他则指挥湘军全力进攻安徽,而后沿江东下,包抄南京,一举剿灭太平军。为此,他才上奏清廷,让左宗棠募集兵员,到江西作战。(www.tshiny.cn)1860年夏,清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荐,起用左宗棠,授予四品卿衔,着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到任后,曾国藩立即交给他一个任务:速回湖南募勇6000名。

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部署,回长沙募兵。他先行请出领兵的将官,再由将官募集军队,由他们自己率带,这和曾国藩当年募集湘军的方法基本一致。不过,曾国藩的将领多是文人,即书生带兵。而左宗棠、李鸿章则注重能战,因此不再是书生为将、乡农为勇了。

左宗棠此时是败兴而去,全胜而归,天子诏命的四品皇堂,使他的长沙募兵比当年的曾国藩堂皇多了,经樊燮事件一闹腾,长沙上下无不知“左都御史”已成了“钦命”大将了。

左宗棠在长沙招兵买马,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其第一步,是网罗一批人才,作为可资依靠的骨干。因为他在湘幕期间,掌理湖南军政,湘军许多将弁都由他识拔和擢任,所以“勇将健卒多归心”,这些人早就把左宗棠视为自己事实上的统帅,所以召之即应。左宗棠除礼聘王錱(zhēn)之弟、道员王开化(字梅村,当时正在湖南养病)外,又延揽了湘楚旧将弁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然后四处招募,应募者有所谓湘勇、郴勇、桂勇。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募足5000人,号称“楚军”。楚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部分是由左宗棠委任的崔大光等九人募集的,共3500多人;另一部分则是收集王錱的“老湘军”旧部而成,由王錱的弟弟王开琳统带,计1400多人。王錱原来秉承张亮基、左宗棠之命与罗泽南一道最早募练湘勇,后因不愿服从曾国藩规定的湘军编制和统指挥而被曾摒弃,独自留在湖南省内。

咸丰四年(1854年),王錱率部与太平军战于岳州败归,左宗棠和巡抚骆秉章不仅未加惩处,反而曲意抚慰。因此,王錱对左宗棠感恩戴德,愿效死力。王錱笃信程朱理学,是一个狂热的封建卫道士,所部老湘营专以《四书》、《孝经》和《小学集注》等封建典籍为课程,所到之处经常邀请地方大儒来营宣讲儒学,极力向士卒们灌输三纲五常。据说该军每到夜间,“营门扃(jiōng)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成了一支颇有特色的地主武装。王錱本人遵循程朱教条,严于律己,对所部将弁“恩谊最重”,但不准他们得钱发家。因此,在各支湘军中以“纪律严肃”而有名,全军虽不过3000余人,但却非常凶悍。王錱本人外号“王老虎”,其部将如王开化,“其冲锋陷阵,飙举电发,虽贲育不足以喻其勇”。

可见,这是一支用封建纲常、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历经数百战的顽军。咸丰七年(1857年)王錱战死,余部由其亲属、部将统率。左宗棠一到长沙招兵,“诸王皆从之”,这就使楚军有了主心骨。由崔大光等另募的3000多人虽是临时招募而成,但其中也有不少久经战阵的老兵。所以楚军成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并非乌合之众;加上将弁们与左宗棠的特殊关系,所以就成为左宗棠手中一笔可靠的资本。这支楚军从派系上说,是湘军的一个支系。

诸将皆募得楚勇,全军募足预计人数6000人,定名为“楚军”。“楚军”的名号传出,曾国藩听后便不同意,因“湘军”的称呼是后人叫的,当时称为“湘勇”。 “勇”与“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是清朝的“制兵”,即正规军;而湘勇不是正规制军,而是团练募得的民兵,表示因战争发生,地方召集民兵守护地方,是临时性的,待战争结束即行解散。而金陵被攻破后,湘军也的确被解散了。

但左宗棠开始便自称“楚军”。曾国藩仍让左宗棠称“楚勇”,可左就是不听。他说:“既然是皇帝让召募,就该是大清朝的军队,就该称军!”

“楚军”的名号响亮,召募起来更顺利。无知者认为左宗棠真是皇帝钦命的大将。有知者明知左氏违背体制,但也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牛性子。

左宗棠之所以不愿沿用湘军名号,是因为他向来不甘屈居曾国藩之下,决心自辟乾坤。在楚军组建过程中,他也确实总结和吸收了湘军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楚军具有一些不同于湘军的特色。

在士兵来源上,左宗棠改变了楚军兵勇的籍贯构成,其所部多为“沅、湘、沣、资之产”,即士兵来自湖南各府县,而不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者。左宗棠认为,曾氏兄弟的招兵方法有很大弊病,“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实在不高明。在营官的选用上,曾国藩的选材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他摒弃旧绿营兵将弁和一般武夫,各营“悉以文员领军”,即所谓“使儒生领农民”。这些封建士人一旦羽毛丰满,就会像左宗棠那样另立门户。因为按照清朝职官制度,文员积功擢升,可由州县、道府、两司而巡抚、总督,自行开府统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其实际权位可以很快比肩甚至超过仅有侍郎虚衔的曾国藩。连曾国藩也哀叹这些人‘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一脚下盘旋”。左宗棠则吸取了曾国藩的教训,在选任营官时是“以勇敢朴实为宗”、“多用武人”。在最初的营官中,除亲兵队长张声恒系农村三家村塾师出身外,其他如罗近秋、黄少春等均为湘军勇丁出身,朱明亮为地方团练小武官出身。他们大都是以“骁勇”见长的“武夫”。论官职,最大的是副将,其余是游击、都司、千总等,以后积功升一迁,最高爬到提督,依然归督抚节制,也就只能在左宗棠“脚下盘旋”。唯独营务处(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由义员主持。正职王开化,系王錱从弟,由他总理全军营务,副职刘典、杨昌浚,都是与左宗棠一样恪守程朱理学的“诚笃廉谨之士”。这是出于管理军队和参谋军务的实际需要,但每遇要事,还须由左宗棠“独断”,权力仍在他这个主帅手里。

楚军在将弁构成上的这个特点,其好处是不致因为部将自立门户而削弱力量。以后左宗棠转战各地,所部皆能随征。但是,其部属后来能晋升高级官职的很少,所以在湘淮系的派系争夺中,左宗棠一系的政治势力最小,致使左宗棠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常处于寡助无援的境地。在编制上,采取营、总哨、旗等多种形式,新军四营基本上按照旧湘军编制,每营官兵500人;四总哨,每哨官兵320余名;老湘营四旗,每旗官兵360人;另立精锐八队,每队25人,作为主帅的亲兵,又每营旗配置长夫200名,担运军需。楚军的长夫比湘军每营营夫多20人,其目的在于可使军队行动迅速,不致过多地骚扰地方,减少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各营战后减员时,可随时从长夫中去挑选补充勇丁,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招募工作一开始,左宗棠就规定,“火勇、长夫等各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这些做法,大体上仿照曾国藩创定的湘军营制,又兼采王錱制定的“老湘营”旗制。

这样,楚军就形成了混杂的编制,可以各随其习,各扬其长。此外,关于将弁待遇,营官“坐粮每月二千五百余,行粮每月二千八百,散勇每名每月四两二钱(火勇一钱,长夫一钱),召募成军,每月口食钱每名百文”。召募经费、军装以及一月坐粮、一月行料总计约需银六七万两,均由湖南巡抚拨款。

六千楚军成军后,总管营务由王开化担任,宁乡刘典和湘乡杨昌浚分别担任副手。其实,他们三人正是楚军的开山大将。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又号壶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他自幼家贫如洗,其父亲杨仲明是乡村的普通手工艺人。道光十五年,他9岁时母亲病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杨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馆拜罗泽南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武艺。咸丰元年(1851年),他考中生员。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跟随罗泽南在籍组织团练。咸丰四年(1852年)夏天,他跟随罗泽南转战湖北;十月,罗泽南率湘军所部攻太平军于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杨昌浚逞勇先登,罗部接连攻下广济、黄梅,杨亦“积功”为训导(县学教官副职)。咸丰六年(1856年),他与刘蓉在家乡办理团防,升教授(府学教官);这年,他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

杨昌浚跟着左宗棠干了几十年,为之出了大力气。杨为新编的楚军管后勤,当时湖南已被多年兵战弄得公私尽枯,但左宗棠说,他个人可以节俭,而军队不能缺少花销,官兵的饷俸不能少于湘勇。

湘楚等团练军队的饷源国家全不负责,曾国藩为军饷吃尽了苦头,但湘军的待遇确实很高。绿营军虽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部队每兵月钱一两,作战部队一两五钱,骑兵月俸二两,而湘军士兵月俸六两,将领更高,“将五百人者则岁入三千,统万人者岁入六万金”。左宗棠也想与湘军一般,但很难做到了,由于多年战争,地方上的钱已枯竭了。杨昌浚苦搜苦刮,才给士兵凑足月钱四两多,这个数也不算少了。每月全军的开销也要七八万两,巡抚骆秉章和杨昌浚拼命搜刮,才勉强维持。军队的困难,让左宗棠感到苦楚,也养成了他的勤俭习惯,使他的楚军上下较为廉洁,这也是想贪没得贪的客观现实所造成的。

紧张操练赴战场

楚军成军后,拉到城郊金盆岭训练。练兵为了打仗,当时前线正在处处血战,因此左宗棠对新兵的训练很严格,偷懒者重打四十军棍,开小差者斩。紧张训练一个多月后,于咸丰十年八月八日(1860 年9月22日),左宗棠奉命率楚军开赴江西。从此他就由幕后指挥策划而杀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线。

还在左宗棠招募楚军的时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由贵州进入四川,清廷因左宗棠善于用兵,拟派左宗棠率部入川,阻击石达开。但是左宗棠考虑到楚军刚刚组建,人数不多,而四川军政大权又掌握在总督满洲贵族崇实手中,人地两生,自己“资望既浅,事权不属,欲提数千之众专讨贼之事,是何异以寸胶而救黄河之昏乎”,他决不愿将自己的这点血本白白送掉,特向胡林翼明确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其时曾国藩已实授两江总督,欲留左宗棠相助,自然也不同意派左军入川。胡林翼也认为他们的事业在长江下游,所以写信给左宗棠说:“公入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又写信给郭嵩焘说:“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独入蜀中非所宜也。”于是,曾、胡等人纷纷陈奏。在这些实力派的反对下,清廷准其按原定方案留在湖南镇压太平天国,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

当时的形势急迫,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哪一方稍微松懈,都将导致全线瓦解。

自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两员年轻将领统军,咸丰八年八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胜保军,歼敌5000人;随后进军浦口,歼敌万余,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十月,陈、李两军进攻安徽当时省会庐州,在三河镇全歼湘军大将李续宾湘军精锐7000人,光被皇帝加封的官员就被打死400多人。咸丰九年,陈、李两部向皖南纵深发展,占领了皖南所有乡镇。而杨秀清之弟杨辅清部也由福建挺入江西,围攻景德镇,支援皖南,图谋江西。

咸丰十年初,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等,定下围魏救赵之策,派李秀成兵进杭州,牵动江南大营,然后回师进攻江南大营。

果不其然,这么一打,清军迅速回师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二月,李秀成兵进杭州,打死巡抚罗遵殿,江南大营分兵救杭州。李秀成回师,与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合攻江南大营,一举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巡抚王有壬败死。江南、江北大营瓦解,李秀成经营苏南和浙北、陈玉成兵进安徽、杨辅清等回师江西。太平军的战斗,又出现了如咸丰六年前的一个大好局面。

江南大营被攻破之时,左宗棠尚在宿松大营。左、曾对此事有过议论,曾国藩向来喜怒不形言表,只说四五万人马,经营七八年,十多天被毁了,不堪设想呀!

左宗棠却直言:“有何遗憾的!这个脓包早晚要被点穿,早点戳破太好了!”

曾国藩的三角眼直望着左宗棠。左宗棠话既出口便收不住:“江南大营早已腐败不堪,将官贪侵,士兵嫖赌。两江总督何桂清想借之成为中兴名臣,朝廷倚之为干城,却把湘军不当回事。真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如今江南大营覆灭,我看他皇帝老子还依靠谁去!”

曾国藩见他口无遮拦,但所言者却是他心里想的。咸丰帝外怕洋人,内惧汉官,早在六年前,湘军攻克武汉,咸丰已下了谕旨,授他湖北巡抚,未待他写好辞折便又收了回去。

如今江南大营瓦解,何桂清临阵脱逃,咸丰急得寝食俱废,与肃顺商量让谁做两江总督。咸丰说让胡林翼去做,让曾国藩做湖北巡抚。肃顺奏称,六年前已授过他湖北巡抚,然后收回,如今再授之此职,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直接以曾为江督,曾胡二人感情甚洽,二人合作,东南的事一定可以做好。

曾国藩知道内情之后,内心十分愤懑:自己领湘军冲杀这么多年,在四顾无人时,皇帝仍不肯放权给他,宁可把江督授给胡林翼。皇帝对他寡恩如此!自己憋在肚子里,真不如左宗棠骂出来痛快。

曾国藩既得两江总督之位,控制了长江两岸的局面,便让左宗棠率楚军下江西,他专力进攻安徽。

左宗棠也深知,此时是自己乘势而起之时,便听从曾国藩,挥师入江西。

1860年9月末,楚军进入江西。一路与小股太平军接触,打了几个胜仗,11月初抵达景德镇。太平军从南康、赣州挺进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率军迎战,三战三捷。太平军再攻德兴,左宗棠派王开化、杨昌浚在香墩埋伏,奇袭得胜,占领德兴。两天后,又在婺源击败太平军,打得德兴、婺源太平军败回浙江。

左宗棠出师实战,尽得全胜。

由于湘军全力攻皖南,包围了陈玉成的驻地安庆。安庆是南京西南的重要门户,据长江中游,扼鄂、豫、苏、浙、赣五省咽喉。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沿江西进攻武汉,以便牵动包围安庆的湘军。

但是,曾国藩深知安庆的重要性,他宁可冒武汉被破之险,而绝不撤安庆之围。

于是,在长江两岸,再度出现了血战。这次血战,左宗棠的楚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西征”南路大军三十万由李秀成、李世贤、黄文金等将领率带,由苏南、浙江经江西向武汉推进。黄文金数万人一路西进,接连攻克彭泽、昌都、鄱阳。攻克婺源后,左宗棠准备进攻徽州。他见黄文金攻势猛烈,便收兵回守景德镇、婺源、浮梁,堵击黄文金的西进。

黄文金绰号黄老虎,少年即参加太平军金田起义,作战十分英勇,是攻破江南大营的主将之一。12月中旬,黄文金五万人马与楚军战于马鞍山,左宗棠趁其立足未稳,发起猛攻,取得胜利。

黄文金自然不肯认输,整军再战。曾国藩驻守祁门,闻左宗棠与黄老虎大战,知楚军兵力不足,楚军如果失败,黄文金兵进祁门,包围安庆的大计将受到极大影响。

太平军准备再度大举进攻,曾国藩急忙调鲍超部队增援。鲍超是有名的勇将,左宗棠则善于谋略,二人定下一计,由鲍超率部正面出击,楚军守屯,另外派一支人马埋伏后路。1871年1月,性子急躁的黄文金欺楚军兵力单薄,冒着大雪进攻楚军。鲍超性子更急,催军迎战。黄文金只顾迎击鲍军,而其进路突为楚军所阻。鲍军如风雷之势,向黄文金发起攻击,一举歼灭其4000余人。左、鲍率部乘胜追击,连占德兴、广信。楚军这一胜利,使祁门湘军转危为安,曾国藩亦绝处逢生。于是他上奏清廷,为左宗棠表功,“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臣在祁门,三面皆贼,仅留景德一线之路以通接济,该逆欲得甘心,赖左宗棠之谋,鲍超之勇,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乃得大挫凶锋,化险为夷”。清廷下诏给予嘉勉,并提升左宗棠为太常寺卿,改帮办江南军务。

左宗棠成了两江总督军务的副统帅。

曾国藩令他留在江西,防止太平军向皖南增兵,这在军事上称“围点打援”,曾国藩包围安庆一点,左宗棠打击向安徽增援的太平军。

左宗棠在江西的作战突出其战略特点,这就是乐平、景德镇、婺源战后,夏炘为他总结的“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特点。夏炘是左宗棠在江西作战中交的朋友,夏经常和左讨论学问和兵法,为他筹粮筹饷。夏炘了解左军的战斗情形,也深知了左氏的作风。左军的作战,扎扎实实,步步为营,艰忍耐苦,既“慎于前攻,亦慎于后顾”。攻下一地则坚决守住,使所取之地不断扩大,由点成面,成为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夏炘的总结是有见地的。左宗棠在江西的攻守确实如此,他攻下江西重镇,巩固驻守,成为湘军进攻皖南的大后方,为之打击太平军的援军,为之供应粮饷,使湘军战败了皖南的陈玉成军。

皖南胜利后,太平军的失败已是时间问题了。对此,左宗棠在战略上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左一生行事都有股牛劲,做湘幕时仅是一个幕僚,但却是实在的省长,几年为湖南和周围四省筹饷筹械,从不动摇,西征新疆,更坚持寸尺必得必守的原则。而太平军的失败,就是由于缺少这一原则,他们攻下一城,随得随失,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导致最终失败了。

此后,左宗棠留军守景德镇,7月上旬,他自率4000人东进,移驻皖南婺源。11月初,又移赣东广信。此时,他的部队已扩充至7000余人。

太平军李世贤部进取赣北、皖南失败,转而向防卫力量薄弱的浙江进军,并连克浙西、浙北和中部的许多重镇。随后,李秀成统率七十万人的大军,也由江西入浙,于1861年7月上旬进围省城杭州。消息传至北京,新政的慈禧急召文武百官商议,众官齐力推荐左宗棠,“只有改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浙江方能保全”。当时,督抚浙江的王有龄和杭州将军瑞昌自知无力挽回局势,便也主动奏请朝廷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23日,慈禧太后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此开始,左宗棠便步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巡抚浙江督军务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承德的行宫,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定第二年改元祺祥。

11月1日,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回到北京,联络恭亲王奕等人,于次日发动政变,解除了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并处死肃顺等人,改年号为同治。自此,慈禧太后开始执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

慈禧,满族,姓叶赫那拉,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生于北京,也有说法生在山西。满洲镶蓝旗也有说法是汉族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其先祖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母富察氏。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

慈禧像

1861年9月5日,太平军坚守了近九年之久的战略要地、天京上游的西大门安庆,被曾国荃等部的湘军攻陷。此后,湘军主力顺江东下,逐步向天京进逼。

而另一方面,太平军李世贤、李秀成等部大军在浙江境内却势如破竹:李世贤部继攻取龙游、汤溪和金华等府县之后,又于9月底10月初连下浦江、义乌、东阳,10月20日占领严州,此后分为两支,26日占领萧山,29日攻克诸暨,11月1日攻取绍兴;李秀成部大军则于10月5日围衢州,11日撤围赴汤溪,14日下新城,16日克临安,20日占领余杭,随即进攻杭州。

慈禧太后当政后,于十月八日(11月20日)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提镇以下悉归其节制。曾国藩在准备调派湘军顺流东下、直取天京的同时,就考虑到需别遣一军进入浙江,以牵制太平军。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入浙之人非左宗棠莫属。

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宗棠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江南最富庶的省份,他特向曾国藩提出过先固浙江再图苏常的建议,有意入浙自辟乾坤。太平军大举入浙后,他又一再致函曾国藩,“毅然以援浙为己任”。

11月20日,清政府发布谕旨,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员全都归其节制,并着速派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同日,又根据瑞昌、王有龄的奏请,下达谕旨,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要曾国藩“即饬左宗棠带领所部兼程赴浙,督办军务”。至12月17日,曾国藩又会同江西巡抚毓科,上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一军援浙。由于草拟奏折时,他们尚未收到清政府关于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的谕旨,因而写道:

自绍兴失守,杭州危急,臣等日夜忧皇,以浙江一日不靖,则江西一日不安,而大局亦终不能转。屡次函商,谋所以救浙之策,无如地广兵单,不敷分布;……唯帮办军务太常寺卿左宗棠,久驻广信,距贼较近。其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近日屡与臣等书函,毅然以援浙为己任。督臣庆端,抚臣王有龄,亦奏请左宗棠统军入浙。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niè)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奉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调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乎三省全局有裨。

于是清廷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其时太平军已席卷浙江全境。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进取赣北、皖南失败后,转而向防卫力量薄弱的浙江挺进,连克浙西、浙北和中部许多名城重镇。随后由李秀成统帅号称70万人的大军,也由江西进入浙江,决定集中力量经营东南。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率各路太平军一举攻破浙江省城杭州。清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而死。太平军围攻杭州的消息传到北京,刑部高延佑等即上奏清廷,称浙江巡抚王有龄等在太平军进攻下一筹莫展,应改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则浙江可保。王有龄和杭州将军瑞昌也自知无力挽回局势,也曾主动奏请左宗棠督办军务,代骆秉章为湖南巡抚的毛鸿宾等随同呼吁,认为只是统带兵勇不能尽左宗棠之才,应该授以封疆重任。曾国藩于是密奏清廷,称王有龄于浙抚一职实难胜任,建议改任左宗棠抚浙。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根据曾国藩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自此,左宗棠进入上层统治集团。

左宗棠立即向清廷上奏疏,分析国内战争形势,提出了征剿太平军的战略计划:

浙江全省自金华、严州、处州失宁,绍兴、宁波、台州相继沦陷,局势全非。自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贼氛,势非节节攻剿,不能深入。节节攻剿,又恐旷日持久,饷竭兵疲,先已自困,势非蹈虚乘瑕,诱贼野战不可。以东南大局见在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肃清,皖北逆氛渐熄,群贼悉萃江浙二省。如各路统兵诸臣声势联络,力保完善之区,以规进取,从此渐逼渐进,庶可作士气而扫贼氛,利戎机而速勘定。以江浙见在局势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宁国、广德,浙江守衢州以规严州,闽军严遏其由浙窜闽以绕犯江西之路,然后饷道疏通,米粮军火接济无误,诸路互相知照,一意进取,得尺则尺,虽程功迂远,实效可期。此定之局也。

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十分震惊。当时浙东、浙西、浙北,除衢州尚有清军盘踞外,主要府县均为安全防护产品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等部所据有。曾国藩在上清廷的奏疏中分析浙江局势,认为“全浙唯衢州一府可以图存”。于是清廷谕令左宗棠速入衢州,以图金华、严州两府,再图收复全浙。左宗棠上奏疏,表白了自己不同意首先增援衢州的见解:

臣前奉谕旨办浙江军务,甫三日即接徽防将杨辅清犯徽之禀。臣深恐徽婺疏虞,则江西饶广腹地,防不胜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马步三千交刘典,为固婺援徽之计。拟此军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贼众数万,已由遂安踞开化,逼婺东,与徽郡城相首尾,其势又出官军之后。频年东南贼踪,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自困而后陷之。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乃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州,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州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由婺入浙,先攻开化,以清徽郡后路,分军由白沙关扼华埠,收遂安,俾饶广西郡相庇以安,然后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进也……

左宗棠在上述两个奏疏中提出了他“收复”浙江的战略观点。

第一,鉴于太平军已占领浙江绝大部分地区,而左军人数又少,因此必须采取“蹈虚乘瑕,诱贼野战”的战术,如果以较少的兵力节节攻剿,或打攻坚消耗战,都将无法达到预期作战目的。

第二,由于太平军经常采取远势包围、截其后路的战术,左军进取浙江时要特别注意“避长围、防后路”,只有先自固,然后才能在战场上争取主动,即制太平军而不能为太平军所制。基于这一点,他非常注意自己野战兵力的运用,以期适时捕捉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太平军主力,而决不可贪攻城夺地之利,以陷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后期左宗棠在浙江对太平军的征剿,基本上都是上述思想的引申。只是因为清政府逐渐增加了他统率的兵力,才使他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巩固其所占地区,免去了后顾之忧,才在余杭、富阳等城打了些攻坚战。

调兵力衢州解围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清廷已经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之职,紧随其后的,便是要他火速救援衢州。

此时,左军虽然略有扩充,却依然只有8000多人。此前,曾国藩将江西的景德、湖口二镇的厘税,以及婺源、乐平、浮梁三县的钱漕收入拨给楚军以充军饷,这么小一块“食邑”,当然无法养活这么多人马,尽管江西巡抚有时按照廷旨也会拨点款弥补,但是数量有限,根本指望不住,因此,入浙之前,刚刚建立才一年多的楚军,欠饷就长达半年。关于此时楚军的军饷问题,当时左宗棠曾经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谈道:“索饷之说,兄向所不谙。‘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敝军饷项已欠近五个月,涤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乐平三县钱粮、厘金归我,实则浮婺皆得之灰烬之余,乐平则十年未纳钱粮,未设厘局,民风刁悍,甲于诸省,仍是一枯窘题耳。”

进入浙江之后,要和数十万太平军作战,靠这点人马,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他奏调蒋益澧(lǐ)、刘培元等率部编入浙军。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清廷下诏,命令广东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湖北的江汉关,以及湖南、江西分摊浙江军饷,以使左宗棠有足够的军费。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部队来到浙江尚需时日,眼下救援衢州的事情正急如星火,而上述地区承担的军饷,后来证明也根本无法落实,完全成为画饼充饥。

当时,衢州有8000守军,由总兵李定太率领,城池被围之后,连连告急。后来,李元度率八千安越军前往救援,也陷入重围,和李定太一起,拼命求救。

左宗棠此时也只有8000余人,相当于二李总兵力的一半,他认为,如果从衢州入手,贸然前往,“断无自全之理”,必然重蹈李元度的覆辙,最终三路人马将全部难逃厄运。因此,尽管清廷一再发布上谕,命令他火速救援衢州,但左宗棠认真分析形势之后,果断作出决定,不直接发兵衢州,而是朝另外的方向,对着开化、马金、遂安等由辅王杨辅清把守的地方发动猛攻,并迅速将这些地方攻克。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攻占遂安县城,12日,入城布置城守事宜,留老湘营留守遂安;次日,拔营再援衢州。15日,行抵常山璞石。其时,太平军李世贤部从龙游、寿昌分三路进围衢州府城,另一支自遂昌往江山。衢州镇总兵李定太及驻守江山之署浙江布政使李元度,各拥兵8000人,皆不能战,迫切呼援。18日,左宗棠驰抵常山水南地方,探闻太平军分支屯驻招贤一带,阻隔衢州与常山、江山通道。次日,即调刘典等督军分路进攻。太平军猝不及防,败退,衢州粮路被打通。

4月初,左宗棠派队赴援江山。4月13日,亲督率各军进扎江山县石笏(hù)地方。14日,在小清湖击败李世贤部。16日,分路进攻石门花港。经反复激战,于20日攻破太平军营垒。李世贤部东走龙游、寿昌、兰溪,返金华。左宗棠正议回师衢州,又逢太平军杨辅清部由皖南宁国进入浙江,经昌化南下遂安,于是改变计划,令刘典率军由华埠、马金自率亲兵及各营由常山进驻开化。

5月13日,杨辅清部退回到皖南。左宗棠自开化还军,于5月31日驰抵衢州西北的沐尘。左得知李世贤已从东、南、北三面聚集重兵围困衢州,而西路常山已有刘培元一军驻扎,遂令新到的王德榜、屈蟠两军进江山,而自率各军由北路进击。

6月8日,左宗棠指挥新任按察使刘典,道员屈蟠、王德榜及总兵刘培元、李定太等分九路并进,在龙游附近击败李世贤部。15日,李再战,又失利,遂从龙游退守金华府。这时太平军内部存在着太平军与广东“花旗”的严重矛盾,加上将帅之间“自相猜贰”,大都不接受李世贤号令,所以难以组织强有力的攻势。6月20日,天王洪秀全命李世贤率军回救天京。

从全局看,此时太平军已处于被动地位,而左宗棠指挥的军队屡经扩编和增调,总数已达3万人,而且配备了不少外国侵略者提供的新式枪炮,实力大为增强。

7月3日,左宗棠分南北两路继续东进,一路由刘典、杨昌浚率领进攻衢州北部地区,连破太平军营垒三十余座;另一路由刘培元、屈蟠、王德榜等指挥攻破太平军衢州东南两面的营垒,迫使太平军退守龙游、兰溪等处,衢州围解。

围追堵截战余杭

衢州虽然安全了,但以后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数十万之众的太平军,左宗棠兵力实在单薄,而清廷分摊各省的军饷,绝大部分又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根本无法落实,尽管左宗棠后来最大限度地扩充浙军,也只能达到三四万人,远逊于曾、李所部的兵力,而这种扩军,已经拖欠浙军大量的军饷。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三万余人全部投入浙江战场。浙军攻克严州、富阳之后,本来可以较顺利地一鼓作气,乘胜攻克杭州,但此时安徽方面的太平军先后攻克皖南诸多城镇,浙军只能按照曾国藩的命令,抽调刘典、王文瑞一万多人马前往增援,经过数月苦战,将那里的太平军击退。

此时,曾国藩要求这一万多浙军继续深入皖南,长期在安徽境内和曾军进行会剿,这一次,左宗棠拒绝了曾国藩的命令,他只留下由王开琳率领的3300人驻守徽州屯溪镇,将其余8000人全部撤回浙江。事后证明,左宗棠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此时,浙军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可是离杭州六十里的余杭也驻有太平军重兵,如果单攻杭州,余杭的敌军必然会进行支援,将会使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在攻打杭州的同时安全防护产品,也攻打余杭。这样,就只好将两万余人分开,同时对杭、余两城发动进攻。本来就严重兵力不足,一分为二之后,就更显单薄了。此时,离杭、余二城不远的湖州,聚集着大批太平军,一旦他们赶来增援,攻城浙军将面临险境,因此,调回8000人阻击援兵,显然十分必要。

李世贤因急于摆脱左宗棠纠缠,以回援天京,于六月中旬以攻为守,调大军分两路直取遂安,奔袭左军后路。于是左宗棠调刘典等九营4000人回援。六月二十日,刘典等部与太平军战于遂安东南。二十七日(7月18日),李世贤退回金华,将兵力集中于金华、兰溪、龙游、武义一线,作坚守打算。左宗棠统兵进入浙江以来,由于太平军将士的英勇奋战,使其进展相当缓慢,入浙八个月始终未能越过衢州一线。直至同治元年八月上旬,新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副将熊建益的湘军8000人从广西经湖南开抵衢州,战局才开始发生变化。七月,清军攻陷处州府,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蒋部高连升一军攻陷严州府寿昌。李世贤见一时无法击溃左宗棠的进攻,只好派将分兵扼守金华、汤溪、龙游一带,阻截清军东进。他自己则于是年闰八月(1862年10月上旬)奉洪秀全之命,率精兵7万多人驰救天京。此时,浙江太平军力量顿时薄弱。重点设防的龙游、汤溪等城,真正能作战的留防士兵不过数千人。群龙无首,自然会乱成一团,部队统帅不在,留浙各支太平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士气下降了很多,甚至有些将领选择了投敌变节。而这一切,对左宗棠来说安全防护产品,都是非常好的机会。此后,不到半年时间,清军相继攻陷汤溪、龙游、兰溪、金华、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地,特别是攻下了严州西北的军事要地桐庐。桐庐位于浙江中游,自桐庐七里泷径下地势渐平,江面渐阔。由于桐庐失守,太平军在杭州上游的重地只有富阳(属杭州府)一城了,浙西防线因而全部溃垮。为指挥各军沿江直取杭州,左宗棠于同治二年正月下旬(1853年3月中旬),将大本营从金华移至严州府治(在浙江上游),派蒋益澧逼攻杭州。

在浙东方面,英法侵略联军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进攻宁波的太平军。当时英国有战舰4艘,水兵330人,由“争胜”号舰长刁乐克统带;法舰两艘,水兵70余人,由“伊台”号舰长耿尼统率。经过激战,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受重伤撤退,法舰长耿尼亦被击毙,由“孔夫子”号舰长勒伯勒东继任统领。此外,刁乐克在宁波当地招募了中国游民1000人,由英军军官训练、统带,组成中英混合军,称“常安军”和“定胜军”,又称 “绿头勇”;不久,法国人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等,也招募了400名士兵,头戴花巾,称“花头勇”,后陆续扩充至1500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取名“常捷军”。中英、中法混合军成立后,就伙同清廷已革道台张景渠,攻占慈澳、余姚,夺得奉化。此后,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这时,清廷还应法国公使之请,任命勒伯勒东为署浙江总兵,带“常捷军”1500人防守宁波。宁波作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在军事上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宁波,既可以输入军火、粮食等重要补给品,又可以取得海关税这笔重要收入。因此,左宗棠对宁波是很重视,他委派史致谔署理宁绍台道,并明确指出:“浙中饷源全在宁波海口,此处无人筹划,终无自立之理,仰面求人,其效已可睹也。”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军占领绍兴,而“常捷军”头目法人勒伯勒东被太平军击毙。镇海、台州等地,也先后被地方地主武装和中英、中法混合军所夺占。二月初,张景渠又占领萧山,逼近杭州。这样,浙境太平军的力量更为削弱,“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李秀成的部将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亦增援富阳,以保杭州。二月,左宗棠水师由副将杨政漠率领在富阳击毁太平军船只数百艘,太平军全局崩溃已不可避免。曾国藩对此十分高兴,致函左宗棠说:

阁下受事于糜烂之后,如大海巨飓橹倾楫摧,一理阴云解驳,稍睹畔岸,远近智愚,畴不怍慰!

皖南太平军为牵制左军东进,分两路由皖入赣,以拢左宗棠后方:一路由歙(shè)县、休宁准备越过婺源,直取江西的德县、乐平;一路由黔县准备越过祁门进取江西浮梁、景德镇。为巩固后方,左宗棠不得不将刘典一军8000余人调回建德(严州府治)转向皖南。这时由左宗棠直接指挥的兵力虽有3万余人,但相当分散,除刘典、王开琳两军一万余人(王开琳部3000余人)部署在皖南外,还有万人左右分守下游的新城、桐庐和上游的淳安、遂安以及衢州、金华、严州等地。进攻富阳的部队只有蒋益澧1万多人,加上军饷缺乏,瘟疫流行(左宗棠军前后病死4000多人),所以在富阳与太平军相持五个多月,毫无进展,左宗棠自己也得了疟疾,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最后他决计求助于法国人组织的洋枪队。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63年9月8日),左宗棠将浙东德克碑的“常捷军”1500人调至,配合蒋益澧进攻富阳。八月初七日(9月19日),清军与“常捷军”联合攻破富阳城外卡垒,翌日占领富阳城,高连升部亦破新桥,并进而攻杭州。九月初六日(10月18日),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集中一万余人分四路反攻,被击败。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太平军再次从杭州反击,又被高连升与“常捷军”击退。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0日),左宗棠从富阳赶至余杭督师,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曾国藩为了迅速绞杀太平天国运动,在夺得安庆重镇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进攻部署。早在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他派李鸿章率领淮军至上海,以上海为基地,全面进犯苏福省。同年四月又让其弟曾国荃率湘军东下,围攻天京。加上左宗棠率部进入浙东,攻陷富阳、扑犯杭州,太平天国处于三面夹击之下,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其防线逐步瓦解的局面。十月二十四日(12月15日)太平军的长江下游的主要城市苏州失守,守城将士也出现了变节投敌的情况:其守将郜永宽等八人刺杀了慕王谭绍光,向淮军投降。叛变事件也在浙江不断出现。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到同治三年正月初八日(1863年12月17日到1864年2月25日),由于平湖、乍浦、海盐、澉浦、嘉善、海宁、桐乡等地的守将纷纷投敌,杭州成了一座孤城。

同治三年正月初九日(1864年2月15日),左宗棠将提督黄少春一军从余杭调至严州,以遏阻从皖南援浙的太平军。这时,皖南太平军已由绩溪进入昌化(属杭州府),并南下淳安、遂安(严州府属),威胁左军后路。左宗棠做了严密的防务:命魏喻义自新城南屯严州,喻得成屯金华,戴奉聘屯衢州,并调王开琳部“老湘军”由屯溪下趋淳安。正月十五日,王开琳会合黄少春部击败太平军于遂安之昏口,太平军分走婺源(皖南)、玉山(赣东)。二月十八日(3月25日),进入浙江北部的淮军攻陷嘉兴,杭州太平军更失掎角之势。城内个别将领图谋通敌。二十一日(3月28日),蒋益澧、高连升等用大炮轰塌城垛三丈。二十三日后半夜,听王陈炳文弃城北走。二十五日清晨,左军攻陷杭州,蒋益澧、高连升等部及德克碑的中法混合军入城后即大肆抢劫。同一天,太平军康王汪海洋也弃余杭北走武康(属浙江湖州府),清军康国器等占领余杭城。三月初二日(4月7日),左宗棠进驻杭州,始申虏获之禁,妇女财物各从其主,有敢取自贼中者,罪之。禁军士入民居,招商开市。

在杭州的争夺战中,太平军坚忍不拔,楚军屡攻不下,伤亡严重,几次遭溃败。直到1864年3月,由于嘉兴被楚军攻陷,杭州的粮道和交通线都被切断,无法据守,守将陈炳文动摇出走,钱桂仁率部千余人献城投降,杭州城才被拿下。左宗棠获加太子少保衔。8月,左宗棠主部攻陷湖州,受封为一等恪靖伯。

苏浙根据地瓦解,苏杭陷落。在太湖地区抗击中外反动武装的太平天国此后失去了回旋余地,不得不舍弃苏浙,“就食江西”。三月初四日(4月9日),左宗棠遣杨昌浚率军攻陷武康。初五日,太平军石门(属嘉兴府)守将邓光明投降。同日,李世贤、杨辅清、汪海洋退至昌化。以后,李世贤由皖南进入江西,汪海洋、陈炳文等转战浙皖;黄文金、杨辅清则留守湖州,与清军在湖州一带激战两个多月。

七月十二日(8月13日),干王洪仁玕亦至湖州。其时湘军、淮军已向胡州合击,二十五日(8月26日),湖州城南门守将陈学明向蒋益澧投降。二十六日,洪仁玕、黄文金等决定放弃湖州,西走江西。二十七日(8月28日),左军将领蒋益澧、高连升以及“常捷军”首领德克碑会同淮军将领郭松林、潘鼎新、张树声、刘秉璋等占领湖州府城。二十八日,由湖州西走的太平军被左军在梅溪击败。同日,杨昌浚经过月余的进围,占领湖州府西境的安吉县城,并追至孝平。

七月底八月初,黄文金与洪仁玕、黄文英、李继佑等,在皖南作战失利后东走浙江昌化。八月初五日(9月5日),黄文金病死,黄文英统率其军。初七日,在昌化白蛇岭被左军击败西走。初八日,左军在浙皖交界处之蜀口再败太平军。十八日,黄少春在遂安十六都迫使太平军两万余人投降。八月下旬,左军分别在常山、江山一带击败太平军。太平军在皖浙作战相继失利,纷纷转入江西,浙江境内的战事基本结束。同治三年九月六日,左宗棠上奏朝廷,称浙江太平军已全部肃清。这样,左宗棠又为清王朝建立了“规复浙江”的大功。

李世贤在江西听到天京已破的消息,与康王汪海洋率部转移到福建,相继攻克汀州、漳州等城,建立了根据地。清政府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派左宗棠督楚军从江西、浙江分道攻入福建。

赴闽督战追余部

早在同治二三年间,当左宗棠所部的蒋益澧一军,正以万人之众围攻杭州,李鸿章的淮军正由苏州进攻常州,曾国荃在南京城外包围圈逐步缩小,太平天国形势日趋险恶之时,左宗棠便预料到,清军各路人马只知集中全力进攻那些名城大邑,却忽略了防堵太平军可能突围退却的必经之路。于是他特上一折,提出了防堵太平军的意见。

金陵寇势已蹙(cù),句容、溧阳、广德均为贼据,其必由此逃窜,殆无可疑。臣三次函商曾国藩,远防不如近剿,请其注意广德。设寇由广德窜入皖南腹地,昼夜疾驰,不数日即可出险,恐宁城各将,来弗击,去弗追,终成不了之局也。曾国藩所虑,以无大支游击之师。臣窃以为贼势实穷,官军兵力亦未为薄,如权缓急应之,苏州既克,杭州之围正急,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苏州之患也。常州陈坤书,李鸿章言其不甚耐战,暂舍不攻,金陵破,常州必应手而下。唯溧阳守贼李世贤狡悍著闻,贼窜必假道于此。李鸿章如暂缓嘉兴不攻,由无锡移军急攻宜兴、溧阳,西北与曾国藩溧水守军联络,纵未能即拔,较空此一路任贼窜过,自为腾之。曾国藩力持坚宁之议,见正布盖皖南、江西防兵,固为老成之见。然贼知我以坚守为主,必不攻,各将以坚守为事,必不战。倘贼舍城不攻,从间道疾驰而过,恐调拨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广德、建平、东坝,与李鸿章一军联络之为得乎?臣思虑所及,敢毕献其愚。

按照左宗棠的看法,金陵、杭州、嘉兴等地虽然仍在太平军固守之中,但早晚必为清军攻破。问题在于:太平军在苏浙皖交界处的溧阳、广德等地仍有很大一部分兵力,假使曾国藩的苏皖之军不与李鸿章的上海军东西联成一气,在南京与苏州之间形成一条坚固的封锁线,那么万一太平军自皖南赣东一带突围,与李世贤部会合,那时即使攻占了金陵等大城市,但整个战局却也成为不了之局。左宗棠的分析是有见地的,但是他的建议虽然高人一筹,却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视。当时曾国藩正集中全力攻打南京,自无游击之师可调,李鸿章又借口常州未破,他的军队不能越常州而远攻溧阳。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预见是准确的。

天京陷落前后,太平军分散成五路陆续进入江西境内:沛王谭星、宗王李仁寿、天将林正扬等部由浙江开化进入玉山、广丰;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等部由皖南进入德兴;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等部由浙江开化进入玉山;凛王刘肇钧、利王朱兴隆等部由苏南经浙西、皖南进入弋阳;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佑王李远继等部由浙江遂安进入玉山、广丰。由于各路互不相统属,势同流窜,加之后有左宗棠浙西、皖南大军的追击,前有江西防军的拦截,以及鲍超所部大军的逼攻,太平军一路损失惨重。

九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向福建挺进。来王陆顺德从广东大埔北上,占领闽南永定县,再往北进取龙岩府;侍王李世贤率军自江西南安府越梅岭入广东进攻南雄,后撤围经平远、镇平、大浦等地,九月十四日(10月14日),东向进克闽东南的漳州府,毙清漳州镇总兵禄魁、汀漳龙道徐晓峰和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天将丁太阳、林正扬等于九月中旬由江西云都、瑞金南下入闽境,十月十六日(11月14日)占领闽西南的武平,擒斩老湘营大将张运兰(时任按察使),随后东走永定。同时,康王汪海洋、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祥王黄隆芸等占领江西新城县,旋经宁都、瑞金进入福建汀州境内之灌田。据称,同治三年秋,进入福建的太平军总数在30万人左右。这使闽浙总督左书常极为震惊。他奏请清廷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以杨昌浚署布政使,自己亲自赴闽督战。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6日),左宗棠从杭州出发,挥清军分两路进入福建:西路饬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率所部新军8000人由江西建昌赴汀州府。又奏请清廷以记名臬司王德榜署福建按察使,带所部五营(约2500人)自江西瑞金入汀州会合作战:中路以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珍两军共4000多人由衢州、江山取道福建浦城、建宁赴邵武一带接防,腾出康国器一军进攻漳州府;东路则以署浙江提督高连升部4000人、知府魏光邴部500人由杭州东赴宁波,雇轮船由海道赴福州,出兴化(今莆田)、泉州。

十月上旬,原奉檄力图泉州、厦门的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偕同副将惠寿率军进攻漳州。李世贤督军反攻,击破了惠寿的营盘,林文察退守玉洲。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日),李世贤率军主动出击,分别进攻万松关、瑞香亭陆路各营及镇内水营,阵斩林文察,并打退了署福建水师提督曾玉明的援军。十一月十九日(12月17),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等于汀州上杭、连城间之南阳、新泉等地,大破左军西路刘典部,斩副将卢华胜、参将刘教廷,进占杨家坊。翌日,刘典退守连城,王德榜、王开琳等从汀州赴援。二十七日(12月25日),左宗棠率军行抵延平(即今南平县),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派署衢州镇总兵刘清亮率3000人援闽。当时在福建的太平军,主要有两大支:李世贤以漳州城为中心,占有南靖、云霄(均属漳州府)、龙岩(属龙岩州),永定(属汀州府),拥众10余万;汪海洋约有9万人,扎老营于长汀、连城、上杭(均属汀州府)交界的南阳,分军守吉田、下车、南岭一带。这样,闽西南大部地区一时均入太平军版图,声威大振,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地。左宗棠这时深感兵力不足,以自己所部的两万余人,加上协同作战的闽军、粤军亦不过四五万,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左宗棠说:“李、汪诸逆狡悍凶顽,倍于群寇”,深感难于对付。清廷为增加福建兵力,于十二月初五谕令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在粤),陆路提督郭松林(在苏),汀州镇总兵沈俊德,漳州镇总兵李成谋(在鄂),金门镇总兵王东华(在苏),建宁镇总兵张得胜(在皖),各带本部赴任。

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左军中路黄少春进至漳州北溪,与高连升会同进攻李世贤。二十八日,闽粤清军占领永定县。同治四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19日),清延建邵道康国器率军攻占九龙江上下游咽喉要地———龙岩,切断了李世贤与汪海洋两军的联络。二十七日,刘典、王德榜联军大破汪海洋之军于连城新泉,使其精锐丧失过半。二月初四(3月1日),刘典、王德榜等占领汀州、连城间的南阳乡,太平军走上杭、永定。初七日(3月4日),刘典、工德榜又在上杭白沙击败汪海洋部。

三月初三日(3月29日),李世贤派军分由崎下桥、北尾桥、打鼓山出城进攻,被黄少春、高连升等部击败。

二月初,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8000人(配有洋枪)坐轮船由海道援闽,分别于三月初五、三月十七日抵厦门。左宗棠令其分道进海澄、漳浦,以攻漳州府南。十六日,郭松林联合高连升、黄少春击败李世贤部。十八日,李世贤屡攻清军漳州以北营垒,均被击退。左宗棠再调刘明灯五营取道福州,由兴、泉赴安溪,增加进攻漳州兵力。他本人也于四月十五日(5月9日)抵福州,就近督战。四月中旬,淮军郭松林、杨鼎勋等,左军王德榜等分别在漳州南面和西北击败太平军,合围漳州府城。二十一日(5月15日),高连升、黄少春见乌头门与东北楼内的寨势成掎角之势,认为要想攻克漳城,必先破楼内的贼寨;想取得楼内,必先破乌头门的贼垒,于是会商刘清亮、王德榜、郭松林、杨鼎勋各军,分路齐进,乌头门十四垒被次第攻毁。太平军伤亡惨重,余部向南靖退却。各军乘机攻城,李世贤率军巷战不胜,由西门撤出。至深夜,各军陆续入城,太平军在闽南的重要根据地漳州陷落。次日,南靖也被追击而至的王德榜军会同刘典军攻陷。

三月下旬,刘典、康国器分路进攻汪海洋部。四月中旬,汪海洋南走广东大埔(旧治在今大埔县以北),因遇广东清军阻击,又折回闽南。四月二十五日(1865年5月1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兵分七路进攻永定,清军在狮龙岭伏击获胜,翌日再战,汪海洋再败,损失严重,后撤向西北,据守上杭、中都一带。永定解围。这一仗,康国器以八千之众击败太平军七万人,主要靠抬枪之力,熟悉地形。左宗棠对康国器以少胜多,予以嘉奖。

李世贤撤出漳州后,即退向粤闽交界的平和县,王德榜、高连升、黄少春等部清军紧追不舍,太平军伤亡颇众。四月二十七日(5 月21日),淮军郭松林、杨鼎勋两部,相继攻陷漳浦县城,五月初一日(5月25日),再陷云霄厅及福建东南端的诏安。五月初二(5月26日),康国器派康熊飞各营会同王开琳部截击,李世贤军大败,降者达万余人,李世贤带伤连夜率十数骑乘马过河逃脱,其军散亡略尽。次日,杨鼎勋等军分路追杀,宗王李学金战死,天将何春贵等率余部两万余人降于王开琳。来王陆顺德、天将林正扬率部撤入广东境内,五月初七(6月2日),占领镇平县。至此,闽南太平军只剩下汪海洋一军数万人,在上杭、中都一带活动,于是清军追剿太平军余部的主要战事从福建转入广东。

移师粤省除后患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紧调集各路人马进攻太平军。江苏巡抚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由苏援闽,抵达厦门。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来到福州。调黄少春、王德榜率楚军会同郭松林、杨鼎勋部淮军猛攻漳州,李世贤向西南败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连战失利,不得已离闽入粤,占广东镇平县(今蕉岭)。汪海洋在镇平筑营一个多月后,李世贤于六月底至汪海洋处,却被汪杀害,实在令人痛惜。此时清朝方面则集中了来自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军队对镇平形成围困之势。汪海洋突出重围,一度进入江西,后又转进广东,攻占嘉应州(今梅县市)城,并决计在此死守。左宗棠则一面调兵遣将围攻嘉应州,一面行抵广东大埔亲自督战。清廷也发布上谕令左宗棠节制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军队,授予他“节制三省之责”。

随着战局的变化,左宗棠的指挥部也步步前移,同治四年五月初十,进抵漳州。汪海洋部撤入广东后,左宗棠一面严令部下紧追,一面派康国器率部5000入粤夹击。同年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汪海洋与康国器交战失利,退回镇平。左宗棠令高连升、黄少春、刘清亮等在距镇平数十里处扎营,汪海洋则在镇平城外分筑30余垒,收稻积谷,准备长期据守。于是左宗棠在城外部署了四支清军:以康国器、关镇邦攻镇平东南;高连升、黄少春、刘清亮严扼闽粤武平边境,堵住太平军北上之路;刘典、王德榜两军分屯福建上杭、武平,作为第二道堵截线,并饬粤军扼镇平西南,准备一举消灭汪海洋部太平军。

关于李世贤的下落,史料记载不一。陈坤的《粤东剿匪纪略》一书,根据被俘太平军士卒的供词,认为李世贤是战败自刎而死。清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65年10月12日),左宗棠的奏报说:

臣等前据各军纷据逃出贼目禀报,李世贤自永定败溃后,夜半偷渡,随行溺毙数人,复凫水上岸,割去须发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诡称漳州难民,人无知者。于是夜行昼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镇平县,请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党郊迎,并马同入县城。因其旧党百余人泣诉汪逆猜狠之状,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词不救侍逆,杀其党李元茂等,兹见李世贤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从党四人乘李世贤酣卧时杀之,并杀其旧党伪王宗、伪天将、伪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臣等犹恐所闻不确未敢遽以入奏,兹镇平克复之后,询之降人难民,所言皆同,并见汪逆所贴伪示中,有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语,则侍逆之辗转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实无可疑。

阅左宗棠这份奏报有根有据,其可信程度比起陈坤的记载更高一些。李世贤不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而且也是当时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最高统帅。英国人维里塔斯在《漳州访问记》中,对李世贤作了如下描述:

侍王似乎是一位有巨大才干的人。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很精通外国政治……他现年三十一岁,短小、强壮,身材相称,他的脸面被晒得很黑,……由他攻取漳州城的手段来看,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战略家,并且有显著的军事才能。

可见,漳州虽已失守,但是如果太平军将士能够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还是有一线复兴希安全防护产品望的。只可惜,在此危急时刻,他们仍然重复自相残杀的悲剧,其结局自然是必败无疑了。李世贤被害后,来王陆顺德也在粤东长乐(今五华)被叛徒林正扬所执,送清营,不屈而死。七月十三日(9月20日),由赣至粤参战的鲍超所部霆军提督娄云庆在镇平、大柘,击败佑王李远继。汪海洋则集中两万兵力进高思,康国器埋伏精锐于山岭间,用抬枪轰击太平军,汪海洋左腕被抬枪击伤,全军大乱。

这时清军的形势是:在嘉应地区有来自闽、粤、赣三省的军队,急需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于是,清廷采纳了前护理江西巡抚沈长级的建议,于八月十三日(10月2日)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各军。八月十四日,汪海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首先引高连升、康国器穷追至兴宁(嘉应州城西南)山中,然后伏军8000突起,击毙高连升部数千人,其大将关镇邦被斩首,康军也被击毙数百。九月初三日(10月22日),汪海洋攻占平和县(属惠州府)。九月二十一日(11月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一举攻克广东嘉应州(今梅县),这是太平军占领的最后一座州城,并屡败左宗棠所部清军,击毙了前来进攻的叛徒钱桂仁。可是,汪海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嘉应城外建土城、望楼,准备在此孤城死守,至此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坐以待毙的绝境。在太平军占领嘉应州并决定据城死守的情况下,康国器疾至左宗棠大营献策。他分析,嘉应已成困兽,诚以闽师逼其东,粤师逼其西,连营稍前,合成长围,然后作堑困之。另布罗遮师,阻其隳突。得三万兵、三月饷,可聚而歼也。

左宗棠采纳了康国器的合长围之策,调新任浙江提督鲍超率12000人入闽至武平、上杭,再由广东平远县径趋嘉应西北,是为北路;刘典率军8000人由赣入闽,由永定、大浦趋松口(嘉应州境)攻其东;左宗棠(时带新兵及总兵杨和贵、营驻福建平和县王官溪)亲率署浙江提督黄少春之军3000人、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之军2500人出饶平攻其东南;又商同两广总督衙署派广东布政使李福泰一军驻兴宁(嘉应州城西南),总兵方耀驻兴宁县东,扼嘉应西面;以高连升、康国器部攻汪海洋之西;再以粤军记名提督曾敏行、副将郑绍忠扼南路,江西巡抚刘坤一亦令臬司席宝田、总兵刘胜祥两军由平远、镇平前进。这样就形成了对嘉应城的包围圈,左宗棠决心要在这里全歼太平军余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移大营于粤东大埔县(属潮州府)。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挥各路军队向嘉应州城发动总攻,“血战竟日”,以致“大战处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诸将士皆言逆贼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汪海洋在佛子高、黄竹洋等地击败刘典和王德榜之军。但刘、王二人又与高连升、康国器合军复战,以抬枪集中向康王龙旗射击,汪海洋在激战中头部中弹负重伤,次日在嘉应州因伤势恶化而死。汪海洋系安徽全椒人,初隶石达开军,随入广西,后随李秀成入浙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骁将。清廷称他“忍耐善战,令酷而下必死,更进疾退,胜不速追,败不速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汪海洋既死,李远继也在战斗中不知所终,由偕王谭体元带领其余部向群峰陡立的黄沙嶂撤退,嘉应州城失陷。

四更时,高连升、黄少春等攻入东门,高连升、王德榜、康国器各军均向黄沙嶂方向追击。二十三日夜,王德榜部在黄沙嶂左路围截招降太平军大部。二十四日(2月9日)黎明,高连升一军在大日追上太平军,招降万余人,何明亮等部太平军亦在北溪白河坝被鲍超军四面包围被迫投降。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谭体元在黄沙嶂督战,在与鲍超军厮杀中,因力竭坠崖伤重,呻吟路旁,被黄少春部俘获,遂至左宗棠松口行营,被杀害。谭体元,广西象州人,由桂林从征到天京,亦曾随石达开返广西,后返师随李世贤征战,他是长江以南太平军最后一个牺牲的王爵。在这次战役中,太平军余部阵亡万余人,投降5万余人。至此,长江以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遂告结束。左宗棠于正月下旬返回闽浙,总督衙署,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其长子左孝威亦被特赏主事。左宗棠志得意满,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自夸。

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已经失败。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军将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杀。左宗棠完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挽救了清王朝垂危的统治,并且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和尽瘁精神。自统兵入浙以后,他身为一个主帅,每遇大战,“与僚佐皆帕首靴刀,分路杀贼”,白天指挥作战,夜晚处理公牍文书,都要“一手经理”。身为闽浙总督,三年内只有十二天入住总督衙署,其余时间均在军帐中度过,生活俭朴,“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

咸丰十一年夏(1861年),太平军攻占建德,绕攻景德镇,曾国藩呼令还救。左宗棠自兴安“冒雨驰奔七日,甫抵乐平”,即发队作战。后来他与捻军作战时,为了督军追击,他亲履行间,一连十天“昼夜驰驱,骑马奔走”。当时的清朝诸将帅中,像左宗棠这样“刚明耐苦”者确实少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一切反对清王朝及冲击封建秩序的“匪类”,是极其仇视的,可谓心狠手辣。同治三年(1864年),左部湘军会同李鸿章部淮军攻陷湖州。左宗棠“不居复城之功,而以追击为事”。在宁国、威坪、蜀口等地,太平军“大小头目被擒斩者以千计”。他对起义军强调不能轻易言“抚”,而必须重“剿”,而且还要杀到“稗无遗种”。在处理俘虏时,手段极其残忍。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太平军与左宗棠部湘军大战于姑鱼山、金鱼桥、范家村等地,左宗棠说:“上饶范家村之战,毙贼三千有余,阵斩贼目多名,极为痛快。”凡遇太平军将领被俘,审讯后他即处以磔刑,并株连家属。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左部湘军攻陷龙游,太平军将领陈廷香战死汤溪白龙桥。左宗棠得知陈廷香是湖南湘阴猪婆潭人(距左宗棠老家柳庄不过数里),即札饬湘阴知县,“拿其家属”。湘军攻陷汤溪,太平军守将李尚扬因叛徒出卖被俘,左宗棠亲加审讯,处以磔刑,并札饬湖南安仁知县查拿李尚扬家属。同治五年,太平军全军覆没,左宗棠在战事已结束的情况下,处理太平军大量被俘士卒时,命将“面貌狰狞者”亦从严惩办。他还督令各部“分途捕治潮、嘉、漳、泉、兴、化、永春各邻县莠民,诛斩数千”,这更超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范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左宗棠奉命出师,镇压太平军,固然出于效忠清朝皇帝的需要,但其残酷屠杀无辜良民却是天理难容的。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的闽浙总督衙署。他从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抚浙江和总督闽浙,镇压太平军是其主要功绩,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讲求“劾贪奖廉”与“修明政事”。对于这些举措,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城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指李鸿章)十倍。”特别是左宗棠在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后,把自造轮船以抵御外来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近代企业的开拓者更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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