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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濮”不是“百越”_李景煜诗文选

时间:2019-07-11名人故事

“百濮”不是“百越”_李景煜诗文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从古以来就居住着许多土著的部落和部族。这些部落和部族经过长期的交往、融合和同化,逐渐形成几个大的民族集团。商周以前,对于中原华夏族四周的民族,多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称之。周秦以后,对四裔民族有了较确切的认识,记载上也更为详细切实。记载南方民族历史最早的典籍,首推《尚书》。另外在《诗经》《左传》《逸周书》《礼记》《国语》及先秦诸子书中也有所涉及。根据这些原始材料看来,分布在长江上游即今两湖境内及川滇黔地区的一部分部族属濮,或称“百濮”;分布在长江下游或南部滨海地区即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两广以至云南、贵州的大部分部族属于越,或称“百越”。就云南一省而论,则同时兼有濮和越。

对于“濮”或“百濮”与“越”或“百越”的族属渊源问题,近数十年来,国内许多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做了深入有益的研究,发表了很多大胆独到的见解。这在百越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中,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不但形成近年以来百越民族史研究中的高潮,而且必然由此导致这一研究更加深入,从而得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总观诸家所述,细分可为十数种[15],大别不外两家:一是濮即越,“百濮”即是“百越”,或濮即,即越[16];一是濮是濮,越是越,“百濮”不是“百越”。持第一种见解的有罗香林先生、朱希祖先生和江应睴先生。江先生曾在《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上发表过《说濮》一文,系统地论证了濮就是越的见解。在同年12月出版的《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一集上,又发表了《百越族属研究》一文,从更广泛的方面进一步论证“在一定时期内的一些地带,文献上记载的濮和越,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族的不同称谓”这一见解。从《说濮》谈到的地区看来,是所有濮人皆为越人。江先生是我的老师,对于老师,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地敬佩,而在“濮即是越”的见解上,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在这里提出来请江先生和其他研究百越民族史的先生指正。

(二)有关濮与越的几个问题(www.tshiny.cn)关于“濮”的族属问题,论者纷纭。大多数民族史工作者以为“今天云南境内的布朗、崩龙(德昂族)、佤族,就是古代百濮的后裔”。论证是,今天云南保山等地,自汉以来就是濮人居住的区域。唐以后史书中所记载的“濮人”“濮子”“蒲满”“蒲人”“濮”等名称,就是佤崩语支各族的先民[17];对于这个结论,在《说濮》中提出三点应加考虑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所提三点问题,不足以动摇上述论点。分述如下:

第一个问题。从语言族系上看,布朗、崩龙(德昂)、佤族,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说濮》以为“南亚语系各族,其族属必然形成于中南半岛可能兼及云南沿边一带。如果说在周秦时代就有大量南亚语系民族遍布于江汉流域,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大族,事实上恐怕不可能”。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古代东亚大陆的气候不尽同于今天。根据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从缅甸实阶省波里镇莫岗村发现的距今4000万年的崩当崩尼亚化石[18]与云南曲靖地区发现的同一时期的灵长类化石到开远小龙潭煤层中出土的腊玛古猿(1400万年)、禄丰出土的腊玛古猿(800万年)及与石器共存的元谋猿人(170万年),描绘出一幅滇中高原及其邻区很可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的粗略图像。从氏族部落到现代民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和斗争。中南半岛成为南亚语系各族的中心乃是近古以来的事。就我国古籍的可考者也应在秦汉以后。既然考古证明滇中高原及其邻区可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而我国古籍又大量记载了“濮”在江汉流域及云南各地的存在,就不能凭空怀疑周秦时代“不可能有大量‘濮人’遍布于江汉流域”了。其次,今天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斗争、迁徙、分化、融合、同化的结果。产生这些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同时也不能排除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条件的作用。例如,一些处于高山绝谷的民族就能至今保存其原始的民族特点,而无天险可恃的广大地区,通过和平的接触交往或者暴力征服必然产生融合或同化的后果。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周秦时代曾经有过大量今天属于南亚语系的濮人存在于江汉流域的事不是不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百濮是楚国境内人数很多的少数民族……汉晋史书中记载着的云南境内的濮,在生活习俗方面和楚国境内的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和今天的布朗、佤、崩龙(德昂)等族却毫无相同的迹象。[19]”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间融合和征服同化的结果,一些较原始的民族的特有文化逐渐为另一些较先进的民族文化所湮没,所代替。汉民族形成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是一些野蛮的征服者部分或全盘地抛弃了本民族的落后文化而部分或全盘地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我国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或者是几个民族的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互相习染传播成共同的文化。这样的例子在各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不胜枚举。最后是不论任何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意识,都在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没有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就不用再举例子。因此,不能要求今天在云南境内的南亚语系诸族的习俗要与汉晋史书中记载的“濮”完全一致。何况还有许多并非蛛丝马迹的事例足以说明古代的“濮”和今天南亚语系诸民族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古书所记穿鼻儋耳的习俗,穿鼻除印度有些民族还保存外,在我国境内已经看不到了。但儋耳的习俗,则存在于好几种民族中。佤族、崩龙族(德昂族)、布朗族、景颇族、基诺族都有。特别是在一些七八十岁的男女老人中,真是两耳垂肩,使人不敢相信那一双薄薄的耳朵竟能承受如此重量的金属大耳环。又如用麻线织成的细布,“文如绫锦”,在这几个民族中是妇女的精工活计,她们过去用麻线、以后用棉线、现在用毛线、尼龙线织成各种花色图案的“统巴”和“筒裙”,一直相沿至今不改。再如樊绰《云南志》说望蛮外喻部落,“妇人亦跣足,以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数十道”,这一习俗也普遍存在于今日南亚语系诸族中。其他如居住干栏式的竹楼,喜刻画文身,喜欢狩猎,妇女穿筒裙、戴项圈腰圈、嚼槟榔等等习俗,到今天依然保持于许多民族中,不过,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而是有发展变化地保持。如上所举,汉晋史书中记载云南境内的濮和今天云南境内南亚语系诸族的生活习俗不是“毫无相同的迹象”,而是有许多无可分割的渊源了。

第三个问题。“《蛮书》记载的‘扑子蛮’‘望蛮’和李京《云南志略》所记的‘蒲蛮’,从生活及居住地带看,确可以认为就是今天佤、崩(德昂)族的先民。但《蛮书》里的‘扑子蛮’和《华阳国志》中所记的‘濮人’,无论从分布地域、人口数量和族群分类各方面研究,都很难挂上钩。也就是说,如果认为唐代的‘扑人’就是两晋时南中的‘濮人’,也就是周秦时代的‘百濮’……这一线索中间,就存在着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了。”查《华阳国志》成书于晋初,所记当为魏晋以前的情况。樊绰《蛮书》成书于唐后叶,所记为唐以前的情况。二书多系考诸旧说及所传闻编次而成,并非作者亲身经历的实地调查资料。但仍不失为汉晋以来研究我省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先从分布地域看,《华阳国志》说到除永昌郡(包括今保山至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的广大地区)有濮人外,朱提郡的堂狼(巧家一带)、建宁郡的谈县(富源)、兴古郡的勾町县(广南)也有濮人,而主要在永昌郡。《蛮书》指出扑子蛮在开南(景东文井街)、银生(景东)、永昌(保山)、寻传(德宏地区)四处皆有。这里提到的永昌寻传,皆濮人聚居地。未提到富源、广南,或是作者未见到资料,或是认为非主要聚居区而不提,均属可能。如果《蛮书》作者是实地考查,到过富源、广南,而两地当时又有濮人,是不致遗漏的,而这无关大体。人口数量,两书均未记录。族群分类则《华阳国志》所记有“濮”“鱘濮”“濮僚”,《蛮书》所记的“扑子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皆为秦汉时期哀牢人遗裔。按哀牢为迤西一大部落国家。汉以哀牢地置永昌郡,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七十七王,辖地成一个长形地带。居民以濮人掸人为主。在哀牢国强盛时期,濮人是统治者。唐以后渐衰,宋以后才有傣族兴起。总之,从周秦时代的“百濮”到魏晋时期南中的“濮人”延及唐时的“扑人”这一条线索脉络分明,处处都“挂得上钩”,并无甚“难以理解的问题”。

以下再就《说濮》中提到的几个“濮即是越”的论据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1)在较早的文献中为什么不言越而言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誓师牧野的一段话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空、司马、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里提到的八个少数民族,都在今四川及两湖境内。孔颖达疏指明蜀、羌、髳、微、卢、彭六族为氐羌系统,庸、濮两族在江汉之南。杜预在《左传注》中说:“庸亦百濮夷。”《说濮》提出越是南方大族,为什么在武王伐纣的这场战斗中有濮无越?这应从当时华夏文化影响所及来考查。夏商以来形成以今河南商丘一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称为诸夏或华夏,即以后的中原。当时这一地区并不大,甚至没有包括现在的河南全省。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的羌原。于商谓之西伯。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伐纣的时候,约当公元前11世纪。此时不但吴越还没有立国,就是后来“于是乎始启濮”[20]的羛冒也还在下距300年之久。如果我们再往上推到楚熊霜六年叔堪避难于濮算起,也只在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楚国始于熊绎在周成王时受封于“楚蛮”,为“子男之国”[21]始姓氏,居丹阳。当地他只是一个小国君。丹阳一说在今河南省的丹江与淅水会合处之宋湾一带,远在江汉之北。一说在今湖北秭归县东,正当江汉之地,应从后说。历来注疏皆言庸濮在江汉之南。可见参加武王伐纣的庸濮等八个族在当时是独立或接近歧周四围的部族。楚国建立后濮未受楚的统治而又邻近楚地,且有力量足以庇护逃人对抗楚国,所以叔堪才能逃到濮地避难。此事发生在公元前822年。70年以后,从羛冒开始到他的儿子楚武王在位为止的60年间,是楚人向江汉以南的濮人居住地区大举进攻开拓的时期。虽然楚武王已是“开濮地而有之”[22]的国君,但楚国仍都丹阳,说明所开濮地还不巩固。再传至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70年)时,楚国在濮地的统治已十分巩固,故都丹阳偏居西方一隅,对于所开濮地的统治感到不便,于是向东南迁都枝江县,仍称丹阳。不久,又迁都于郢(江陵)。迁都标志着楚国国土不断向东方及南方扩大,也导致国力的富强。此后楚国诸王,就凭着富饶的江汉地区为国本,四向吞并邻近小国和部落,成为当时幅员最广的国家。

为什么在较早的文献记录中有濮而无越呢?因为濮在江汉之南,处于楚人与越人之间,最早暴露于楚国南向开拓的视野之内,越在濮地之南,与楚国没有接触。楚国前期诸王都是开的濮地,还没有力量也不能绕过濮地去开越地。待到吴起相楚时(公元前384~前381年),才“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因为这时濮地已开拓完毕而“百越”已暴露在楚人的眼前了。故在记录楚国的前期文献中,只有濮而无越。同理,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江汉以南地区濮人与中原较接近,与华夏文化联系密切,甚至是周的役属部落,故能参与其事。而居于江汉以南的濮人地区之南的今两广地区的越人,此时与华夏在一切方面都被濮地隔绝而未与中原发生关系,完全处于原始独立状态,不曾参加牧野誓师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2)古书中何以濮越并存?《说濮》指出:“古书上凡记载到‘瓯’‘骆’‘越’等族,经常是作一个族群出现的。而这个族群中,就都包括有‘濮’。《逸周书·王会》有这样一段记载:‘东越海蛤,欧人蝉蛇,于越纳,姑妹珍,具区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卜人以丹砂,路人大竹,杨蛮之翟,仓吾翡翠,区阳以鳖……这里列举了14种人或地区,都全属于越人或越人所在地……其中都有濮人在内,正可看出古人是把濮人归入百越族群中去的。”

这段话在《逸周书·王会》和《汲冢周书·王会》中略有出入,最大的不同处是后者的“于越纳,姑妹珍”二语,前者为“姑于越纳曰姑妹珍”。对于二书出入之处且不多说,原文的这段话并不连在一起而分在三处。原书皆在“自深桂会稽以,皆北向”之后,小注“自尘以下至此向西也”。紧接着叙述的是正北方,谈到的有义渠、史林、北唐戎、渠叟、楼烦、卜卢、区阳、西申、丘羌、巴人、方扬、蜀人、方人,才说到“卜人以丹砂”,再往下是康,州靡、都郭、奇干、北方的高夷、独鹿、孤独、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西方的般吾、屠州、禺氏、大夏、犬戎、数楚、戌、权扶、白州、禽人,才谈到“路人大竹、长沙镠。其西鱼复、鼓钟、钟牛、蛮扬之翟、仓吾翡翠”等。总观《王会》一章,是叙述周成王在建成王城之后大会天下诸侯的盛况,夹叙到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大会的各民族。原书不过直记其事,按东南西北方位次第记录,丝毫没有把“濮人归入百越族群中去”的意向,此其一。另外,在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这样几乎占了半个中国的广大地区,不能想象在古代只会有一个清一色的民族集团居住,而不能有不同族属的民族集团错杂而居。这一点,不但古籍记载已足够说明问题,就是验之今日中国在几经融合同化之后还有完全保持着自己特性的几十个不同民族同时存在的事实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不然,何以解释今天众多民族共同错杂而居的现状呢?所以,我以为在一定时间内的一个小范围内存在单一民族是可能的,而在一个大的空间内同时有几个民族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如此则在同一地区有濮有越,就不足为奇,如在云南有属于百越集团的滇越也有濮人和氐羌支系及汉藏各族杂错而居的状况,已是源远流长。

(3)《说濮》引《逸周书·王会》篇记述伊尹奉汤命为四方献令一段文字,是记叙汤王为了改变各附庸小国都因要一律贡献牛马而以所有易所无造成纳贡人的不便状况,才规定各以本地所产为贡品的经过。其中南方献令提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里提到“百濮”,《说濮》以为是记载上的混乱。其实,这正说明濮人是在夏商以来就与华夏族有接触成为向夏商政权纳贡的地区。这里所说的“百濮”,只能是江汉以南的濮人,还不可能包括云南地区的濮人。因为云南之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是在战国末年楚人庄蹻开滇。就算是在此之前有些民间的接触,也不曾被列为向商王纳贡的对象。在夏商时期华夏族的文治武功仅能以今河南为中心逐步向四方渗透。周后兴起的秦楚吴越,在夏商时还属四裔徼外之地。江汉地区的“百濮”是最接近华夏族的南方民族之一。《逸周书》记载的这个“百濮”,只说明古人记载是求实存真的,绝不是“记载上的混乱”。相反,如果这里记载的是“百越”而不是“百濮”,那才真正应该怀疑是“记载上的混乱”或者是后人的伪作。因为在夏商时期,“百越”集团还不为华夏政权所知,就像美洲大陆的存在还没有为哥伦布所找到一样。其次,在从《史记》《汉书》以下的历史文献中,都把濮或百濮与越或百越分别记载清楚,更足以证明《逸周书》于“百濮”一名记载的正确无误。如果“百濮”一名仅见于《逸周书》,而以后的历史绝未提及,则还可以说“百濮”是越人或其他族先民,但也不能说是“记载上的混乱”来否定《逸周书》的真实性。至于后世史家对这些族、国名称校释考订,只能实事求是舍远求近。如说“产里”即车里,“九菌”即九真,是值得商榷的。此两地在商代不可能与中国发生贡赋关系。如果我们再从原书的排列次序中推敲,“产里”在“百濮”之前,“九菌”在“百濮”之后,也是正南方的最后一个名称,则濮地在江汉之南,“产里”“九菌”当紧靠濮地而在今湖南省境。究系何地,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核实。

(4)《说濮》引《左传》昭九年(公元前533年)王使詹伯辞于晋曰:“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邓、楚、皆吾南土。”又同书昭元年(公元前541年),“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杜预注:“吴在东,濮在南。”《说濮》以为在较早时期,“对于分布在南方的越人,都不称濮而称为越”。这两条材料中,前者是说明周武王灭商纣之后,疆域比商代扩大了,巴、濮、邓、楚等地成为周天子的“南土”了。商周以来形成了华夏即中国,中国居天下之中,处于四方的封国即四土的概念。《诗经》中多有“南土”“南邦”“南乡”“南国”等专指南方江汉地区的名词。所谓南土除巴、濮、邓、楚外,还有夔、息、申等小国。并不包括稍后的闽越、南越、扬越、瓯越、骆越之地,这里之所以提到楚、濮而提不到越,就因为濮与楚紧相连接,而越是被楚和濮所隔断了的远居近海一带的族群。虽属南方,但它是周的“南方”以外的南方。

后一条材料提到吴、濮,未提到越,《说濮》以为“春秋时,中国南方的最大族系是越与楚,这里又未提到越,而是把濮与楚并列为南方的大族”。其实,这里所提到的吴,就是越人建立的国家。吴越只是国名的不同,吴兴起于越之前,首先与楚为盟主的濮发生矛盾。楚在羛冒时就开濮地,到武王文王时已全部占有,成为濮地的盟主已二百多年。虽然吴兴起而与濮争,实际上就是与楚争濮地,楚国当然不会不管,形成吴楚争夺濮地的局面。待到越国兴起灭掉吴国之后,又变成楚越争霸的格局。最后是楚国于公元前306年灭了越国。并进而统治了广大的百越地区。这里层次分明,濮与越同时存在的界限,是十分清楚,并不混淆的。

(5)《国语·郑语》中“楚羛冒于是乎启濮”和熊通“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又从《史记·楚世家》楚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说濮》以为这几条材料都指的是越地,而称为濮,故濮即越。我以为不但不能说明濮就是越,相反,有力地证明濮越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前面说到楚国的始祖熊绎受周封为子男之国,远居丹阳,到羛冒时,才稍向南方濮地伸出侵略的触角,但还没有多大成效。只是到了羛冒的儿子熊通立为楚王时,才大举“南平濮地而有之”。这里已指明楚国开拓据有的是濮地,是最靠近丹阳的江汉以南之地。而《史记·楚世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一语,也十分准确地说明了地域的方位。“尔”指的是楚国国境的全部地区,这句话的意思自然只能解释为“震慑住你楚国以南的越人的叛乱,不要让他们来侵略中国”。这里周天子是把楚国作为中国的幅员而言的,因为它是周的封国。楚武王也是在周天子的这种承诺下,进一步向南方用兵,才拓地千里。弄清了楚国开濮地和镇夷越的时间先后和地域远近,有一个明确的时空观念,就不会被“有时称为濮地,有时又称为越地”所迷惑了。

(6)《史记·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这条材料,《说濮》引申说:“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楚昭王的妾也是越女,这些越女可能都是濮女。因为从楚庄王到楚惠王时期,正是吴越开始强大称霸时代。楚不可能向吴越国内掠妇女,所以我认为,楚庄王所抱的越女,楚昭王之妾楚惠王之母的越女,只可能是从江汉以南地带掠来的濮族妇女,这里却概称之为‘越女’。”细味《楚世家》的这一段记载,只是对楚庄王在即位后三年中荒淫堕落、不理朝政的概括,是司马迁在写作艺术上的夸张,以反衬此后不久“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并非昏庸暴虐之辈。郑姬越女,系属泛称,颇有轻薄浪漫的贬义。郑国女子,历来以娇美著称,男女社交风气也较开放,可以从《诗经·郑风》《将仲子》《氏女曰鸡鸣》《丰》《东门之》《溱洧》各篇中得到说明。后世以“放郑声”为劝戒之语也是源于这些诗篇。吴越地处长江下游,山清水秀,历来为美人荟萃之乡。家喻户晓的西施就是越女。这里的郑姬越女可概言为美人之意,不一定来自郑国越地。就是来自郑国越地,也不须一定要“掠”来。以楚国的强大富庶,可以用财货买来,或者是那些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奸人献来,此其一。又楚庄王与吴越兴起并不同时。如果楚庄王所抱的越女真是“掠”来,吴越是不能抗拒的。查楚庄王在位时期为公元前613~前591年。前三年为公元前613~前610年。吴国立国于寿梦,为公元前585~前561年。(吴王阖闾大举攻楚在公元前506年。时为楚昭王之世。上距楚庄王已100多年。越国至允常时才称王,号为于越,时当周敬王之世,为公元前519~前476年)。吴王夫差败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灭吴在公元前473年。大抵吴越强大争霸的时间在公元前5世公末叶的三四十年间。与楚庄王“右抱越女”相距甚远,实在“挂不上钩”,此其二。再者,就算是楚国也早已向南方的越地扩张了,越女也可以姑妄是“掠”来,但郑地远离楚境,楚郑之间,当时有陈、蔡、许、邓等国隔开,楚庄王是不能越过陈、蔡、许、邓等国把郑姬掠来的。如果楚庄王只是专会抢掠邻国财富人口而无半点政治远见的暴君,怎能在三年之后做出问鼎、灭庸、伐郑、灭舒、败晋、复陈、解宋、争霸中原的大业?从他在接受苏从的进谏而罢淫乐听政之后,“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使得“国人大悦”的行事来看,虽然“三年不鸣”,对于国事民情是心中有数的。这就不再多说了。总之,越女无非美女之意,这条史料,丝毫无助于解决濮越族属问题。

(7)《说濮》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相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史记·王剪列传》:“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同书《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剪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得出的结论是“楚国江南地,以前都通称为濮地,到吴起王剪时,便都称为越地了”。并进一步说:“如果越与濮是楚国境内不同族系的两个族,诸书记载不会没有区别而前后混称。这种情形只能理解为濮就是越。可称濮,也可以称越。大概战国以前,称濮者多,战国以后,就通称为百越了。”

总观这几条史料,说的统统是战国后期有关越国的记载。无论从地理方位和时间上来考查,都明明说的是越而不是濮。吴起相楚(公元前384~前381年)已是悼王时期,上距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开濮地而有之”已有350多年了。这时的楚地的一部分是原来的濮地,原有濮地的濮人,或迁徙或同化于楚人,不能再以一个统一的族群而存在。且吴起是从楚国的本土上出发去“南平百越”的,他不是在楚国境内平百越。又“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是对吴起相楚时向外开拓战功的记录,而不是平定楚国内乱,不能据此理解为“濮就是越”。《王剪传》更是说得明确无误,荆是楚的别称。王剪平定了楚国的城邑,俘虏了楚王负刍,把楚国的土地改为秦国的郡县,之后才“南征百越之君”,“越”指的是扬越,正在楚国的南方。与原先楚武王开的濮地,在地理位置上已失之千里。当然不能再混为濮地了。《秦始皇本纪》所记的王剪平“百越”的事是上距吴起平“百越”180年后降越君、置会稽郡的事。这个越君,是在楚国的东方的越君,就是允常建立的于越。这里从来没有提到过有濮人的记载,是吴越两国角逐的地方,与楚国濮人没有丝毫关系。弄清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和地点,就不会主观地理解为濮越混称,更不能应用“濮就是越”的假设,来求证于这几条史料了。

(8)《三国志》中有大量山越的记载。《说濮》提出山越是否为濮人后裔,何以到三国以迄魏晋隋唐还有山越出现于吴越旧地?首先,山越不是楚国境内濮人的遗裔。楚国在初期北有鲁晋,西有强秦,东有吴越部落,三面都不易扩张,只能向南发展。自羛冒开发濮地起到秦灭楚的五六百年间,濮地成为楚国的本土而被锐意经营。尤以从羛冒到楚共王的200年间经营最力。中间曾有过几次庸人濮人的暴乱事件,都被楚国强大的武力平息了。这些濮人的下落,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大部分融合于楚民族,再经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行同轮”的强化统一政策,汉仍秦制,楚文化也合流于汉文化,这部分濮人最终融合于汉族中了。另一个可能就是在楚人开濮地的过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濮人溯江而上,退入川黔半山区,成为以后西南地区的濮人的一部分。也可能有小部分人零星地向南进入扬越地区,但在众多越人群中,他们保持不住自己的族称和习俗,而同化于越人之中。濮人之所以不可能大部向南迁徙,是南方越人集团的众多和强大。这可从一直到吴起相楚才能南征百越之地的历史事实来反证。这里附带说一句,民族的同化问题,并不绝对取决于文化高低,更多时候取决于人数多少。我在陇川景颇族聚居的邦瓦寨调查时,得知有四家汉族是在五六十年前搬家到邦瓦寨居住的,但现在除了知道自己的姓氏和是汉族外,居住饮食、生活习惯、命名、语言、衣饰、信仰一切都同化于景颇族了。还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当兵来云南流落在瑞丽、孟定、勐角、勐董等地娶傣族姑娘为妻的四川人,除本身对外来汉人能操一口四川口音的汉语外,装束习俗与日常生活语言一切傣化。他们的子女就纯粹是傣族了。就是说明文化高低的力量不如人数多少的力量大。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还应将其他诸多的客观条件结合在一起来考虑。从历史记载看来,楚国境内到秦统一六国时已没有保存自己民族特点的濮人了。

其次,这些山越活动的地区并不是遍布百越之地,而只是几个地区。即会稽郡和丹阳郡。会稽为越国地,秦王剪灭越国置会稽郡。为今江苏省东南部和浙江省东部南部皆其地。治吴,即今江苏吴县。东汉移治山阴,即今浙江省绍兴县。丹阳郡也是古越地。初置于汉代,治宛陵,为今安徽省宣城县。三国时吴移置治建业,在今南京市东南。辖地在今南京以东,包括镇江,常州、无锡、常熟一带地区。会稽郡与丹阳郡不是“楚国江南地”,而是吴越故地。如以楚定其方位,应为楚国江东地。按越虽为楚威王所败,但以后族子或为君,或为王,仍为半独立状态。在这里无论战国之前或之后,都只称为越地而不曾称为濮地。从来不曾发生过“混称”。《说濮》之所以要把山越列为楚濮后裔,就是硬把丹阳、会稽算作濮人故地。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弄清了这一点,在这里有山越,就是情在理中,不足为奇了。他们是古于越之后,世代生息在这里,并非天外飞来。无论如何,“濮”字是无法加在他们头上的。至于为什么要称山越,顾名思义,可得而释。周秦以来,他们自称为越,华夏人称他们为东越、于越,秦统一六国后,经过秦汉数百年的开发,特别是在公元前138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被灭亡后,“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之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诏将东越民“徙江淮之间”[23]。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汉人向东南富饶地区迁入,把剩下的越人逐渐挤入山地,不愿迁走的越人,几代之后,融合于汉族之中。退入山谷的越人,汉族人就把他们叫作山越。就像近代以来云南西部德宏地区的汉族及傣族把景颇族人叫作“山头人”、耿马的傣族又被分为汉傣、水傣、山傣支系一样,“山越”就是居住在山区的越人之意。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吴纪》时说:“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三租,故曰山越。”这个名称迟迟在三国以后才出现,完全是由于大量汉人进入本地区并占有压倒优势而给当地越人的他称。

再次,从三国起经南北朝到隋唐在会稽郡仍有“山越”活动的记录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的。不同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同化,最主要的条件是互相接触。在错杂而居的条件下,人数少的民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文化几乎无用武之地,就如前述陇川县邦瓦寨景颇族同化汉族一样。但事物的发展千差万别,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先进的东西总是要取代落后的东西。中国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华夏族从夏商以来就有比四周民族更高的文化,以中原地区为基点,向四方传播、开拓、渗透。开始时也不免有一部分人要变俗从之,如吴太伯之奔荆蛮和后来楚庄蹻之开滇。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继之而来的人数增多了,确立和坚持了先进的文化,就会对那些原先占优势的落后的东西潜移默化,发挥出巨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先进文化的民族必然能够融合吸收较后进的民族。这是民族间能够互相融合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也存在各种民族错杂而居、长期保持各自的民族特点,甚至即使是人数很少。文化很不发达的民族也不会被人数多而文化先进的民族所同化的情况。这在我国西南地区例子很多。究其原因,都由于自然环境险阻,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他们聚族而居,闭关自守,拒绝外人进入杂居,也不愿轻易离开本民族住地而单独迁徙,人数虽不多但团结紧密,互助心强,这些就是他们能够顽强地保持住本民族风俗习惯和本民族特点的主客观重要因素。山越之所以能够“经过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十多个朝代的经营”还能遍布会稽、丹阳两郡,就是这个道理。

(9)对南中地区的濮和越,古人并未相混。《华阳国志·巴志》:“其属有濮。”同书《南中志》:“兴古郡多鸠僚。”“晋宁郡谈县有濮、僚。”永昌郡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有闽、濮、鸠僚、票越、裸濮、身毒之民。”记夜郎事有“后夷濮阻城”。同书《蜀志》:“会无县,故濮人邑地,今有濮人冢。”凡此皆说得清楚,无可置疑。这里的闽、越、濮,在断句上有分歧,或断为“闽越濮”,或作“闽越”“濮”,我以为应是三个族称。闽是指今缅族,越是指越族,濮是指濮族。《南中志》中说到永昌有“身毒之民”。印度在缅甸的西北边,印度人可以越过缅甸进入永昌境,却为什么就没有世居缅甸的缅族人出现在永昌郡呢?当时的永昌郡幅员很广,是古滇越及以后的票越和濮人等民族杂居的地区。

《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辒唐,侯国王以十数。”《说濮》主张“夷越之地”的“越”应是濮族,原因是“前三地是濮人区,后三地则是氐羌族区……在所举六个地区中,我们只找到有濮人的记载,没有见到有越人的记载”。对此,我以为要弄清两个问题。首先,《南中志》的第一句话是总括介绍南中地区在过去就是“夷越之地”。所谓南中,系以四川为基点,泛指四川南部及滇黔地区而言。所提六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24]。单从所举六地来寻求有无越人濮人的记载是不全面的。其次,《南中志》的作者不会连《史记》曾有“滇越”的记载都不知道,他已说到“在昔盖夷越之地”,已经提到越人,以后又在永昌郡中提到闽、越、濮、票越等,既已说到有濮人,也已说到有越人了。古籍记载南中地区有濮有越,说明古人是有啥记啥,只是自从提出濮即是越的假设之后,才自相矛盾。

又《说濮》列举了《新唐书》“三濮”与《太平寰宇记》及《文献通考》两书中“六濮”的记载,指出《新唐书》所记的“三濮”“是放在《南蛮传》的《南平僚传》中……僚是百越族属……可见古人也是把濮和僚视为同族的”。这个立论十分勉强,也有点失实。《新唐书·南蛮传》分上、中、下三卷,前两卷为《南诏传》,下卷记述两爨蛮到三濮等十余种族称,各有次序,自成段落,不相连属。在叙述南平僚之后,还叙述了嘉良夷才叙到三濮。三濮是作为单独的一个族称来叙录的。这里古人完全没有把三濮和僚视为同族之意。且《南蛮传》中所记剑南诸州僚人,名称繁多,习俗各异。一言以蔽之曰“僚即是越”,也值得商榷。至于把绣面、文身、食槟榔、住干栏等习俗都目为越人所专有,更与事实不符。前面已经谈到,这些习俗直到今天仍为崩龙(德昂)、傣、景颇、基诺、布朗、佤族等许多民族所通行。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南边疆地区,从周秦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形成不同族系的民族错杂而居的事实,环境的影响和民族间的交流,使得不同语系的民族具有某些共同的习俗。我们不能把这些共同具有的习俗视为某一民族专有的特征。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看待这些共有习俗,才不致给民族识别增加障碍。

(三)对“余论”中五个问题的看法

《说濮》在“余论”中,概括地提出了五个问题。对这些问题,我的认识如下:

第一个问题:何以较早的文献中凡记载南方的大族仅有濮与楚而没有越?这个问题,前边已有论及。简言之,商周以前,华夏文化的影响范围仅限于邻近中原的地区,较远的四裔之地,还没有接触。楚是接近中原的国家,濮紧邻楚地,故首先见于较早文献。随着华夏族文化向四周传播、扩散,特别是秦汉以后的大力四向开拓,过去不知道的地方和族群出现了。越在楚濮之南,故后见于文献。

第二个问题:何以在某些越人的地区有濮或百濮?在原始的部落社会中,按照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以至部族为单位形成一条各个不同族群的自然界线是必然的。如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易洛魁人及我国各地区较后进的民族一样。但这仅是以一定的较小的地域而言。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性”[25]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在邻近楚国的百越区域有些错杂而居的百濮族群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设想任何民族地区都只是一个民族居住,只能说某一地区以哪一种民族为主体。或者是大杂居,小聚居。在秦汉以后的百越地区经历了频繁的战乱迁徙的变动之后,“杂处”的就不只是“百越”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西周只有濮楚而无越?这与第一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问题。还需补充一点是当时楚国南方的百越被濮族所阻隔,而东面的吴越尚未登上历史舞台。楚国从事于南方濮地的开发,来不及东向越地争衡。且在东北方向还有些如陈、蔡等小国存在,故仅有濮楚而无越。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有濮越同时出现的情况?在楚国境内,前期文献对濮地记得最多而无越,是因为从羛冒起以下诸王都全力开发濮地,接触的就是濮人,故文献忠实地记录了有关濮的活动。待到后期,即以吴起相楚为起点,濮地已开发完了,是进一步向更南方的百越地区开发的时候,所以就称为越。偶尔也有濮人的活动,就记为濮,不能因此就说濮越不分。

第五个问题:南中地区的濮,能与越混为一谈吗?古书记载虽非尽善尽美,但皆各有所据,不致凭空想象随意乱书。偶有传抄之误,亦属个别问题。如李元阳修万历《云南通志》时之错改“百”为“”,是瞒不过后人耳目的。我以为贵州境内的濮,来自湘西黔东一带,这一带与楚国所开的濮地连成一片,这里的濮族应是最早的土著居民之一。在云南境内,濮人也是最早的土著居民之一。他们建立过迄今所知道的最早的滇濮、哀牢、句町、卧漏等若干大小侯王国。是今天南亚语系的佤、布朗、崩龙(德昂)等族的先民。滇越建立过乘象国、掸国,以后是麓川王国,是今天跨中、缅、老、越边境而居的傣族的祖先。秦汉以迄魏晋之际从西北高原进入云南的氐羌族系和元明清三代进入的汉族是外来民族。除汉族外,濮、越、氐羌是云南兄弟民族的三个大支系。

关于周秦时代是否有大量南亚语系民族遍布于江汉流域,需进一步研究。但作为云南境内的这些南亚语系民族,在地理上居于操南亚语系诸民族的上游,且断续连成一片。如果云南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发祥地之一的事实得到进一步确证,则我国南亚语系诸族必自云南的古代濮人分出,和滇越遗裔的傣族一样同为云南的最早土著民族,就更是无可怀疑的了。

1982年9月初稿

1983年7月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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